教授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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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社会?
走向善治：中国公民社会的角
——
郝秋笛教授访谈录
郝秋笛(JudeHowe11)教授是英国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中国
公民社会组织，特别是妇女组织和.r-会方面的研究，着述颇丰，而公民社会的发展也是本刊关注的 重要论题.最近，国家行政学院褚松燕副教授借访英机会就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问题对郝教授进行
了访谈.以下是访谈内容.
褚松燕(以下简称褚):1989年，世界银
行首次使用"治理"这个名词，此后,"治理"
在社会科学领域日益成为研究公共部门，社
会组织和私人部门之间关系的一个热门核
的4~r4/t~oe向，人们普遍认为"善治"对于组
织，特别是公共部门组织来说有一些公认的
特征或原则，例如透明性，负责4-Y=，效率性,
合法性，等等.您在自己的研究中是如何定
义治理和善治的?
动脉mv郝秋笛(以下简称郝)：的确，关于"治
xfy
科里奥利力
理"有不同的定义，我们在使用这个定义时,
认为"治理"指的是我们制定出来用于社会
的资源和价值的生产和N-Ok配的一套制度安排，因此，这就不仅涉及你所说的政府的
典型的正式政治制度，也包括那些正式的政治制度与整个公民社会有关的更为广义的制度体系.关于"善治"的经典的自由民主主义阐释是这样一些制度安排：首先，它们是
透明的，这意味着信息是叮获得的，可分享
的和可理解的；其次，它们足负责任的，官僚
政府机构，志愿组织应当为它们的行为和义务的履行负责任."善治"还是一种可参与的治理，当然，参与有很多不同的意义，例如,
当我们说到政府咨询的时候，我们可以说这就是参与，或者我们可以讨论更具包容性的参与模式，例如巴西的参与性预算模式.对
于一个没有包容性和参与性的政府来说，其危险在于：社会资源不是按照满足人民的需要的方式分配的，这样的话，政策就不是按
照社会的整体需要来制定的，而成为少数人对自己的需要的一种解释了.因此，不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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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的风险就在于导致公共不平等."善治" 的另一个方面在于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都应当雇佣正直的不腐败的工作人员.腐败和责任性显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有腐败，就将影响人民对政府的信任，从而影
响政府的合法性.因此，任何政府都必须维
持和创造其合法性.一个腐败的政府就是拿自己的合法性冒险，因为人民将不愿意向国家履行义务例如纳税——他们不相信政府将
按照公共利益来使用国家税收."善治"的另一
个维度当然就是要有一套法律框架以便
社会规则是在法律框架而非南公职持有人的武断决定框架内制定和执行.这样一套法律框架的一个关键所用或功能是保护公民的权力不受政府和市场权力的滥用.最后, "善治"再一次地与参和代表联系在一起.
当然，如何获得代表地位足复杂的，但显然, 一
个不具有代表性的政府将样受到合法
性的挑战.
褚：在政治学中，政府通常被看作是各
种利益的协调者，您在谈到政府的代表功能的时候，是不是说政府应当平衡不同的要求
和利益?这与公民社会的必要性和功能显然都是密切相关的.
郝：是的，我认为，在一个自由民主政治
系统中，人们的利益的确是通过不同的政党来代表的，这些政党又彼此竞争以获得议会的席位.最终，议会将成为人民的代表实体, 因为人们拥有自己的利益能够很好地被代表的制度安排.一些针对自由民主制国家例如英国和美国的批评说，你们主要有两个政党, 但人民的利益却越来越重合了——因为两个政党在出于竞争选票的需要彼此越来越像了，诸如此类，等等.但是，每四或五年改变
一
次政府的可能性使以和平方式改变权力和
利益的平衡成为可能.
褚：您研究中国的非政府组织例如妇联,
工会和边缘化体已经十多年了，并且，您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进行非常熟悉.作为一个置身事外的观察者，您如何评价中国公民社会的出现和发展?如果中国的公民社会发展可以划分为几个不同的时期，每个时期又具有一
些什么特点呢?您对中国公民社会当前的
发展有什么看法呢?
郝：如果我们回首1978年以来中国的发
展，我们可以看到，绝大多数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组织都与市场相关，例如行业性，职业性和学术性组织.这些组织现在仍
然占多数，它们产生于市场的需要，也与政府的鼓励相关.政府努力尝试与社会的其他部分分享功能.从1989年到1990年代初期，中国对社会组织的管理加强了，这以1989年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颁布为标志.出于多种原因，这一时期的确是社会组织发展的停滞期.整个1990年代，登记社会团体的
数量并没有真正增加，部分地是因为登记的难度增加了，因为登记要求的门槛例如资金要求非常高.但有趣的是，这一时期，没有登
记的这类组织的数量增加了，而且，这些组织化过程不仅的确发生了，而且也为政府所宽容.之所以得到政府的宽容是因为一方面,
政府想鼓励"大社会小政府"，因此，政府对发
展出一个中间组织层感兴趣，另一方面,1998
年得到修订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对新63
社会组织的登记设置了更多的限制.因此，在
这种情况下，其他一些组织化形式由于并不
危及执政党和政府的合法性，在某种程度上
得到了宽容.而且，这些组织看起来在事实上
也的确有益于社会福利的提供.从1990年代
开始，我们看到一个关注社会福利问题和边
缘化体的社会组织层面的出现.在1980年代，这种组织也有，但从1990年代开始，他们
得到了显着增长.尽管政府一方面想控制这
类非政府组织，但另一方面，政府要想鼓励它
们在社会福利方面采取越来越多的活动.另
一
个推动这些组织发展的因素是1990年代
国际对华援助的增长.当我们把1990年代和1980年代进行比较就可以看到，在1990年代，国际发展机构——双边的，多边的和非政
府机构的范围显着扩张，这些外来的援助.fi-
助于社会福利和利益表达方面非政府组织的繁荣.
褚：您是把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分成了
三个阶段，那么，您如何看待每个阶段非政府
组织或公民社会对中国的治理进程——包括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的贡献呢?
陈情表说课稿郝：与许多其他多家相比，例如与巴西,
印度，英国和德国相比，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围
郑和下西洋的资料
绕公共事务对决策有所助益的机会是非常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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