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中的“运动式治理”
2016-02-22 11:40:51
来源：共识网－《领导者》总第超级解霸怎么用62期（2015年2月） 作者：王礼鑫、陈永亮
摘要
解决问题的思路，到底是让动员模式常规化，让常规模式足够有效以避免使用动员模式，还是突破集权体制的困境？《叫魂》中的乾隆王朝尚处于相对封闭而非开放环境中。那么，开放条件下，集权体制本身还是可欲的吗？ （刊于《领导者》总第62期（2015年2月））
“运动式治理”这一概念，十余年来广为使用，常常用于概括“严打”、专项整治、运动式执法等政府行为。较规范的术语应为动员式政策执行或政策执行的动员模式，即上级通过动员官员、公务人员等，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促进他们更有效地执行政策的一种方法；对应概念是常规模式，即制度、政策等按部就班实施或执行。不过，对这一治理方式内涵与外延、发生机制、功效等方面的认识有待深化。 科学发现不能脱离经验事实，但科学家有时受限于无法获得完整证据。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历史学家孔飞力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为研究传统中国社会的“严打”（即清剿叫魂妖党行动）提供了一个近乎完美的案例。该书不仅完整、详细地描述了乾隆皇帝的决策、清剿行动的过程、官僚行动、典型案件等，而且提供了常规执行的一些信息，从而为探究动员式政策执行的发生机制、功能等提供了机会。 政策执行常规模式失败
孔氏《叫魂》至关重要的学术贡献莫过于将传统帝制中国的官僚制界定为“君主官僚制”。自马克斯·韦伯以降，通常观点是：伴随着官僚的常规化、理性化过程，君主将被削弱，专制权力与常规权力的关系是“此消彼长”。但孔飞力认为，叫魂案向人们展示，借助这类“事件”，君主将其上升为“政治罪”，从而诉诸专制权力，不仅发动了大规模清剿妖术的行动，而且利用危机同官僚们直接摊牌，使其无法用常规行为方式来规避问责。因此，“1768年的妖术不仅对政府来说是一种紧急状况，而且对弘历来说为他对官僚制度的极深猜忌提供了一个出气孔”（孔飞力：《叫魂》，陈兼、刘昶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第274页。以下凡引该书，仅注页码）。简言之，叫魂案对于官僚君主制的
意义在于：这一制度的主轴——结构主义君主与官僚之间的关系——也从“事件”中汲取养料，君主借机强调和再度实现了他对官僚的支配。
君主出于何种原因而陷于极度猜忌官僚们的泥淖？孔氏谜底是官僚体制通过繁琐规章制度划定行为边界从而摆脱专制权力控制的企图，因此，皇帝最深层的忧虑是官僚体制的常规化和（第275页）。在笔者看来，这一观点与“官僚君主制”并不吻合，反而更接近于“官僚制”——如果常规化、理性化能确保制度实施、政策执行，统治因而巩固、专制权力也得以保存，那么君主对官僚体制无从焦虑。有趣的是，《叫魂》还透露出另一种可能性：君主的持续性焦虑乃源自官僚君主制的弊端，即制度实施、政策执行等常规模式的失败。这一弊病根深蒂固。
《叫魂》提供的常规执行失败的证据至少有四种。首先是僧侣登记制度早已荒废。叫魂恐慌中，嫌犯大多是游方僧人，所谓大术师都是和尚。当时，他们均在官府控制之外。但是，清政府早在1674年就延续明朝的做法，成立了专门机构，建立了全国僧侣登记制度、收徒报告制度等。然而，这些制度没有得到执行。江苏巡抚高晋早在1767河南省新冠疫情年即叫魂前一年就发现并报告说，地方上不仅对僧道人数未作统计，就连发放度牒的制度也已停止运转；
因为无人认真执行收徒报告制度，所以只有“十之二三”的僧道持有度牒；如此，大批人冒充僧人道士，奸良莫辨。清剿期间，鉴于剪人发辫者多为游方僧人，湖北布政使和高晋（已任两江总督）等建议，不仅应严格执行已有制度，而且还应规定禁止僧道人员投靠本人设籍处以外的寺庙道观，也不准其外出时越出其所属寺庙道观百里以外（第52～54、142、271页）。他们的建议进一步暴露出已有制度形同虚设的实情。
第二个证据是官僚常规考核等控制机制的失效。《叫魂》详细地描述了官僚体制的主要监督形式，即对所有官员三年一次的考核。但乾隆在登基七年后就发现：由于庇护、风险规避等原因，一方面，各省定级考成所形成的大计（即对除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以外的所有地方官的考察）只是“一纸空文”、虚应故事——或贤员不行举荐，或劣员不受纠察；另一方面，京察（即对上三品以外所有京官的考察）也只是在敷衍塞责（第243～244页）。常规考评制度是国之大典，但陷入“制度空转”困局——考评报告格式相同，评语简短（四字或八字），语焉不详，言不中的，产出的是一堆无用信息、没有价值的文牍，皇帝和吏部无法通过考核结果来评判官员优劣。乾隆另外试图通过机要报告制度、宫中陛见制度（所有高官三年大计时进宫觐见、所有官员上任前带领引见）等纠正常规考核的失效，但他很快发现地方官在机要报告前可能勾结共谋，而陛见显然并不能确保君主准确、
全面地予以评判。
第三个证据是清剿行动前地方官吏对叫魂案及其恐慌的处理不当。据《叫魂》，乾隆宣布严查严打行动前，一方面，各地发生11起叫魂事件，其中9黑龙江畜牧兽医投稿起案件引发了村庄、街道或市场上人聚集、骚动或歇斯底里，南极条约8起案件有民众暴力袭击嫌犯的情节，其中2个“叫魂者”被打死；另一方面，地方审理中，既有一开始即审明的案件，如浙江德清石匠案、苏州乞丐案、胥口镇和尚案等，也有县、府衙错判但省级审理时予以纠正的案件，如萧山和尚案，但还有错判案，如山东蔡廷章、靳贯子案。处理不当不仅表现为错判以及审理中刑讯逼供、嫌犯瘐死狱中等，而且表现在向朝廷报告上：一种情况是江浙两地尽管发生了民众聚集并打死人的严重治安案件，但直到乾隆催问后才正式报告，另一种情况是山东巡抚为避免被责罚而抢先报告了未经他亲审的案件。山东报告误导了乾隆，促使他将严打行动升级为追捕大术师。
第四个证据便是孔飞力着重阐述的、让人印象深刻的乾隆对江南文化腐化、满族官僚“”的忧虑与抨击。而所谓腐化、，主要表现是官员奢侈、放纵、任人唯亲、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小心翼翼、优柔寡断等作风，这些都跟庸政、惰政有关。这一在全国均存在的
情形也早已为乾隆及其肱骨大臣刘墉等发现（第91页）。清剿期间，乾隆在给江南官员的朱批中，屡次严厉训斥他们的“化大为小，化有为无”恶习。
官员常规考核制度的失效、僧侣登记制度形同虚设等凸显了制度实施、政策执行常规模式的失败。乾隆将其归结为“”习气，孔飞力则视其为常规控制的制度障碍或君主官僚制的“官场恶习”——谨慎地隐匿情报，小心地自我保护，隐瞒真相以掩护人际关系，百促不动以墨守常规程序（第290页）。笔者则更进一步，认为常规执行模式的失败恰恰根源于官僚君主制，是这一集权体制内生的。
持续性焦虑与间歇性兴奋
内肋管
毋庸置疑，只要具有一定责任感，君主就能意识到官僚们并不能积极有效地执行法律、政策、命令，常规执行失败、制度空转等为常态。因此，理性的统治者对官僚体系充满了焦虑——这正是乾隆等统治者对官僚体制所持有的那种极深猜忌。可以想象，他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如何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以至于动员官员、增加对日常行政的压力或激励等成为集权者的“本能”机制。但他也不能随意打断在他看起来那么糟糕的行政运作，他需要时机。时机可能是计划中的重大事件，也可能是突发危机。一旦把握到时机，他即刻亢奋起来，
对官僚体制施加压力。焦虑是持续的，但时机是间隔的。动员模式源于集权体制下统治者对于官僚体制尤其是常规执行失败的持续性焦虑，而时机的间隔导致其间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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