氰酸钾
李跃程
一 概述
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是典型的公共品，具有外部性的特点。促使外部性内部化有两条基本途径：一是对市场实行政府干预，即通过政府实施有关政策、法规和其他管理措施来解决外部性问题，以便使某种资源成为稀缺资源；二是明确环境资源的所有权或财产权，即通过明确所有权或环境资源权、资源物权来解决外部性的问题，以便使某种资源成为稀缺资源。基于环境交易的基本原理和国际上的成功经验，中国近年来开始尝试通过交易机制来提高减排效率并向低碳经济转型。国内环境权益交易从最初的排污权（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交易试点、CDM（清洁发展机制）市场到VER市场，以及未来的能效交易机制等，正向更加深入和广泛的领域发展。 二 中国环境权益交易市场的发展
（一）环境权益交易市场发展现状
1.中国清洁发展机制（CDM）的成功实践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带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环保协议，2005年《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京都议定书》的突出贡献是引进三个灵活的市场机制以解决公共环境问题，它用联合履行（JI）和国际排放贸易（IET）的双重机制打通发达国家之间的碳交易市场，用清洁发展机制（CDM）连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碳交易管道。[1]无论是IET、JI还是CDM，其共同特点是“减排”，核心都是把二氧化碳排放权量化，容许进行市场买卖和交易，引导企业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最廉价的减排成本。CDM机制解决了发达国家减排成本过高的问题，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使得碳减排成本大大降低，同时在经济增长和低碳排放目标间建立良好平衡并循序渐进，也有助于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恩格尔系数
2004年7月1日，我国颁布了《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暂行办法》，提出我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实施的优先领域、许可条件、管理和实施机构、实施程序以及其他相关安排，并 于2005年10月12日开始实施。CDM项目类型大致分为10种，分别为：水电、风电、节能和提高能效、N2O消除、HFC-23分解、燃料替代、甲烷回收利用、垃圾焚烧发电、造林和再造林、其他等。从项目类型来看，中国的CDM项目主要集中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节能和提高能效这两大领域，例如，水电和风电项目，其次是甲烷回收利用、垃圾焚烧发电等。但从减排量来看，我国主要减排量来自于HFC-23和N2O项目。
图1 中国CDM项目类型
CDM项目在我国前期进展顺利，不论从CDM项目的数量还是未来的减排量以及带来的经济收益，对我国的节能减排都有重大好处。截至2010年5月12日，已批准的全部CDM项目为2537个；在联合国已注册的中国CDM项目为758个，但已经获得签发的中国项目只有210个，预计2012年可以累计减排超过20亿吨。如果按照国家发改委确定的最低价格8欧元计算，CDM项目开发已为中国带来至少11.6亿欧元收入。
通辽市工商局图2 中国的CDM项目数量和签发量在亚洲的比例
然而，近期中国CDM市场遭遇瓶颈。哥本哈根会议召开前夕，10个已经进入有条件注册状态的中国风电CDM项目被EB拒绝通过。中国74个CDM项目也正面临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EB）的“特别审查”。这意味着，这些来自中国的CDM项目将被区别对待，面临比正常审批流程更复杂的审查程序。除了EB在对项目国别审查出现调整和倾斜以外，CDM机制本身也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风险和不确定性不断加大。据碳点资讯，目前CDM从项目登记到碳信用额签发所需时间明显增加，上述过程所需的时间现在已经增加到了600～800天，而2008年为505天，2007年只有316天。以项目为基础的交易数字“极其令人失望”。
世界银行近期公布的2010年《国际碳市场现状与趋势》年度报告显示，2009年一级市场的CER交易量为2.11亿吨，只有2008年4.04亿吨的一半左右；交易额也由65.11亿美元猛跌至26.8亿美元。同时，CER二级市场的交易额也已经连续三年下滑，2009年的交易额仅为175亿欧元，占市场总交易额的12%，与上年相比下降19%。
一方面，CDM机制饱受争议，包括审批流程繁冗、额外性堪忧、工业项目仍占相当比例、
过于集中在部分国家等。后京都框架下，CDM机制是否会出现较大变化，成为该领域的投资开发进程放缓的最大疑虑。另一方面，京都市场以外，从各个主要国家内部市场体系的立法情况来看，对国家减排指标的使用额度和类型都有限制。EU ETS已经明确将在第三阶段对CDM和JI采取灵活使用的原则。[2]美国的最新气候立法对国际减排信用额有使用限制，而且只允许进口在已经建立了排放体系的国家产生或者发放的碳信用额，且这些国家的减排体系至少要与美国同样严格。[3]此外，面对气候变化问题，一些国家更倾向于选择推动本土实际减排的国家战略，比如，荷兰政府目前打算完全通过国内减排努力在2020年之前实现排放量较1990年降低30%的目标，而不是向CDM和JI项目采购碳信用额。[4]
2.自愿减排市场的兴起
强制型市场和自愿型市场，是对全球碳交易市场最为常见的一种分类。从1998年以来，自愿型市场开始零星出现，而强制型市场基本上是在2005年《京都议定书》生效后才开始产生和运行。自愿型市场也包括了基于配额（Cap and Trade）和项目（Baseline and Credit）的减排交易市场。
自愿配额市场是由企业主体自愿加入，并承担有约束力减排责任的交易体系，如芝加哥气
候交易所（CCX）；自愿项目市场与CDM项目不同，无需接受国家指定主管机构批准和联合国注册签发的过程，而是按照自愿减排指标购买者的需求，如黄金标准、自愿减排标准（VCS）等，开发相应减排项目，并依此执行减排量审定和核证，这些标准将保证项目产生的减排量是额外于正常商业情形的。
2009年，自愿碳市场的总交易量为9300万吨，比2008年下降了27%，交易额为3.82亿美元，比2008年下降了48%。场外交易占到2009年自愿市场总交易量的84%。自愿市场信用额供给主要来自三个地区，其中美国市场占56%，拉美占16%，亚洲占12%。2009年在自愿减排市场的16个标准中，使用VCS标准和CAR标准开发减排额占到自愿市场份额的2/3。北京环境交易所在哥本哈根会议期间，发布中国首个自愿减排标准——熊猫标准，在业内获得高度评价。
图3 近年来自愿碳市场交易量变化情况
在中国，自愿减排交易刚刚起步。自愿减排市场监管体系尚未建立。目前的发展阶段仍处在自愿项目市场。中国VER市场从2007年开始零星出现。2007～2009年主要是通过中国造林基金进行，交易额达3.3亿元人民币左右。VER的价格大致在1.5～5美元之间。如果说2007～2009年是市场前期，伴随VER相关政策的出台和“十二五”规划的执行，后京都起始年之后可能成为市场发育和成熟的阶段。
3.排污权交易试点和经验积累
排污权交易是把排污权作为一种商品进行自由买卖的交易方式，即建立合法的污染物排放权利，以排污许可证的形式出现，并允许这种权利自由买卖。政府利用法律制度将环境使用这一经济权利与市场交易机制相结合，使政府这只有形之手和市场这只无形之手紧密结合来控制环境污染，在污染排放量总量控制的前提下和环保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下，通过交易实现低成本治理污染。
排污权交易的实施步骤一般包括：①明确排污权交易对象。首先在法律上对可交易的排污
权作出具体规定，并确保有排污权者的合法权益。②科学核定区域内排污权总量。排污总量由环境主管部门根据区域综合情况来确定，排污权总量的确定对交易的实施效果具有决定性作用。③建立排污权交易市场。排污权交易市场分为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一级市场是政府与排污者之间的交易，二级市场是排污者之间的交易场所，是实现排污权优化配置和排污权价格发现的关键环节。④制定排污权交易规则和纠纷裁决办法。
三维成像排污权交易制度的理论和实践是在美国发展起来的，而最经典的案例则是美国控制酸雨计划。1990年，美国《清洁空气法》修正案第4条提出了“酸雨计划”，确定了到2010年美国二氧化硫的年排放量在1980年水平上削减1000万吨的目标，在电力行业开始建立二氧化硫排污交易体系，由参加单位的确定、初始分配许可、许可证交易、审核调整许可四个部分构成。美国推行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后，参加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的电厂1995年二氧化硫的排放量比1990年减少了45%，而没有参加交易体系的电厂1995年比1990年排放二氧化硫增长了12%。1994年审计结果表明，实施交易前污染控制费用为49亿美元/年，实施交易后只有20亿美元/年。研究表明，2010年酸雨计划的年效益将达到12.2亿美元（以2000年不变价格计），其年成本为3000万美元，成本效率比在1∶40左右。
美国酸雨计划的成功经验，在很多国家都得到了推广应用。我国在“十五”期间，由国家环保总局提出了通过实施排污许可证制度促进总量控制工作，通过排污权交易完善总量控制工作。2002年3月，国家环保总局下发了《关于开展“推动中国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控制及排污交易政策实施的研究项目”示范工作的通知》，在山东、山西、江苏、河南、上海、天津、柳州共七省市，开展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控制及排污权交易试点工作，迄今为止已有25000吨二氧化硫的排放权进行了交易，交易额超过2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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