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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收支调节理论的概述
国际收支调节理论是国际金融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它是各国政府用以分析国际收支不平衡
的原因､适时调节政策以保持国际收支平衡
的理论依据｡世界各国经济
的不断发展推动了国际收支调节理论的发展｡国际收支调节理论研究的发展可以分为五个阶段:重商主义
和古典学派
的早期研究;自由资本主义
向垄断资本主义
过渡时期的研究(以下称过渡时期);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60年代末的弹性理论､吸收理论和货币理论;20世纪70年代后的国际收支危机理论;内外均衡理论｡ [编辑]
国际收支理论的产生
国际收支理论主要产生于金本位制度时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固定汇率制度时期。在汇率不变、汇率有限变动及汇率完全自由浮动的情况下，国际收支失衡的原因、调节机制有相当大的差异，各种国际收支理论从不同的经济环境、前提出发，提出了国际收支失衡的原因及调整方法，至今在多样化的国际社会都有较大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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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收支调节理论的发展[1]
一、早期国际收支调节理论
对国际收支进行论述的最初依据体现在重商主义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著作中。尽管重商主义并没有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各学派的观点也很不一致,但他们的理论研究却都涉及到了国际收支。代表人物有托马斯·格雷欣、约翰·海尔斯、奥雷姆斯、博丹、马莱斯特罗特、马林斯等人,他们对国际收支的认识主要隐含在对货币的论述中;米塞尔顿在对贸易收支进行论述时,首次采用了“贸易平衡”一词;晚期重商主义的杰出代表托马斯·孟在其著作《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中指出,影响一国对外贸易的不仅仅是贸易收支,还有非贸易收支和转移支付,
并对资本项目和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编制进行了论述。晚期重商主义者甚至开始尝试编制对外贸易平衡表,该平衡表的结构和记账方式与现代国际收支平衡表大体一致。 昆德拉
大卫·休谟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时期的主要代表之一。他在1752年《政治论丛》中提出的“价格—铸币流动机制”被公认为是最早形成的系统的国际收支调节理论。“价格—铸币流动机制”论述了在金本位制下国际收支失衡的影响和国际收支如何自动达到平衡的机理。但休谟的国际收支分析只是一种国际收支静态均衡分析。此后,大卫·李嘉图以更为严谨的经济学术语,阐述了与休谟观点相似的国际收支自动调节思想。而约翰·穆勒。马歇尔则重申了国际收支自动均衡的观点。
19世纪,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西斯蒙第通过对社会收入和社会产品进行分析,白介素8得出了额外价值不能实现,资本主义必然发生危机,因而必须有国外市场以转嫁危机的结论。由此对国际收支问题进行了阐释。故其关于国际收支问题的论述同他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论述是联系在一起的。
可以看出重商主义者和古典经济学家对国际收支问题的早期研究,虽未能形成系统的国际收支调节理论,但为其后对国际收支调节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过渡时期对国际收支的研究
如果说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发生经济危机仅是一种偶然现象,且破坏性相对较小的话;则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大危机就是市场自动调节机制失灵的一种必然结果,并造成了空前的萧条。在这样的背景下,解决国际收支平衡联想昭阳e390问题很自然地成为国际金融研究的一个重点。这一时期的代表主要有马歇尔、威克塞尔、俄林、凯恩斯、金德尔伯格等。
马歇尔是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著名代表,他在分析国际收支问题时所采用的方法,对后来西方国际收支理论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国际收支调节弹性理论最早是由马歇尔提出的。他对贸易差额产生的原因与因素。资本和劳务流动的国际收支效应。信用波动和利率变动对国际收支的影响。国际收支与微观商业活动等都进行了分析。并在国际收支平衡隐含假设下对贸易差额进行分析,推出国际收支平衡等式。 透平式压缩机
威克塞尔认为贸易平衡只是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一个部分,一个完整的收支平衡表应包括资本项目。并指出了国际收支平衡的途径,即如果国际收支出现了逆差,使之恢复平衡的方法之一,是将外国的超额债权作短期或长期的延期,这等于同外国定了一个借款契约;方法之二是立即运送相应数额的贵金属;或可以因消费者和生产者所采取的措施而自动改善。
俄林认为国际收支包括在一定时期中必须结清的全部国际交易,它必须同一定时期的国际债务平衡区别开来。平衡国际收支的因素包括:持久的平衡因素(商品交易、无形项目);几乎不起平衡作用的因素(长期资本流动);暂时的平衡因素(短期资本流动、黄金流动)。
凯恩斯从战后现实出发,认为国家必须利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调节经济,才能达到国际收支平衡的目标。
哈罗德最先对国际收支动态均衡理论进行了表述。他首先把各种动态因素排除在外,论述了简单条件下的国际收支均衡,认为此时的国际收支调节途径有两种,一是调节生产要素报酬;二是使生产要素闲置。其次,哈罗德分析了有活期存款情况下的国际收支均衡问题。最后,他又引入国际资本流动,对国际收支均衡作了进一步分析。
金德尔伯格认为在解释国际收支调节问题时,必须考虑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影响。黄金和国际短期资本在国际收支调节中的地位是相当的。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国际短期资本流动能够完成对国际长期资本借贷所引起的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调节任务,而根本不需要黄金的输出入和汇率的变动;在浮动汇率制下,黄金流动和国际短期资本流动不一定能发挥作用,而汇率的变动成为国际收支调节的主要手段;除了共同的心理因素外,繁荣与萧条的波动经常通过国
际收支的变动而由一国传递到另一国。
可以看出,在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30年代的早期西方国际金融研究向现代国际金融研究过渡的时期,经济学家们尽管对国际收支调节的某些方面作了比较细致的分析,但他们的国际收支调节理论依然是不系统、不完整的。
三、现代国际收支调节理论
20世纪30年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和金本位制的崩溃预示着“价格—铸币流动机制”不再能够指导各国对国际收支的分析,这种状况强烈呼吁新的国际收支调节理论的出现。现代国际收支调节理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孕育并不断趋于完善的,主要包括国际收支调节的弹性理论、国际收支调节的吸收理论、国际收支调节的货币理论。
弹性理论主要从微观角度进行分析,着眼于价格变动引起的国际收支调整,其基本思路是货币贬值通过影响国内外相对价格体系进而对国际收支发生作用。由于这一方法侧重于对外贸市场的分析,围绕进出口商品的供求弹性展开,故称为国际收支的弹性论。马歇尔最早运用局部均衡分析方法,对货币贬值和贸易收支差额进行了分析;后经过美国经济学家勒纳发展,
形成了马歇尔—勒纳条件。1937年琼·罗宾逊在其《就业理论论文集》外汇篇中发展了弹性理论,着重研究了一国采取本币贬值政策时,进出口供求弹性对调节国际收支平衡的作用;1948年劳埃德·梅茨勒在《国际贸易理论》一书中进一步发展琼·罗宾逊的观点,形成罗宾逊—梅茨勒条件。此后,哈伯勒等人进一步完善,使弹性理论在20世纪50代趋于系统和完整。
吸收理论从宏观角度进行分析,认为国际收支与整个国民经济相关联。该理论以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为基础,从国民收入的产出及支出的关系出发考察了贸易收支失衡问题。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亚历山大将国民收入恒等式中的支出部分(消费、投资与政府购买之和)称为“吸收”,吸收理论因而得名。后来,经过弗里茨·马柯洛普、约翰逊等人进一步完善,约翰逊还提出了纠正贸易逆差额的“支出转向政策”(即增加产量)和“支出减少政策”。吸收理论约在20世纪60年代趋于系统和完整。
货币理论也是从宏观角度进行分析,由货币学派创立,是二战后货币主义经济学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延伸。他们认为国际收支的任何失衡都是货币市场失衡的反映。1951年詹姆斯·米德在《国际经济政策理论》第一卷《国际收支》中把一般模型的货币方面与金本位结合起来,
被认为是国际收支调节货币理论的复兴,给后来的货币主义者以启发。哈里·约翰逊1972年在《国际收支货币分析论》中强调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货币性质,提出了一个完整的国际收支货币分析模型。罗伯特·蒙代尔建立了IS-LM-BP一般均衡理论,把国际收支作为整体来对待,把国际收支不平衡当作是货币供求存量不均衡的结果,即认为国际收支本质上是货币现象。国际收支调节的货币分析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趋于系统和完整。
四、国际收支危机理论
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收支危机开始频频爆发,货币危机理论迅速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焦点之一,经济学家先后建立了三代国际收支危机模型(或货币危机模型)工程图学学报。
20世纪70年代前,对货币危机研究较少。萨兰特、亨德森和克曼等人填补了空白,建立了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萨兰特、亨德森(Salant & Henderson,1978)在研究黄金价格稳定机制的过程中,从理论上论证了这种价格稳定机制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且极易遭受毁灭性的投机冲击。克曼(Krugman,1979)首创理性投机攻击模型,分析了在固定汇率制下,由于基本面的失衡,致使国际储备枯竭而造成固定汇率制崩溃的货币危机。这是一种由实际经济决定的货币危机模型,体现了固定汇率制度与宏观政策的冲突。弗拉德和加伯(Flood & Garb
er,1984)用简化了的线性模型求出了具体的崩溃时间的解,对此模型进行了完善。后来,许多经济学家从不同角度对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作了进一步扩展:Flood和Garber(1984)。Cumby和Wijbergen(1989)将不确定性引入模型;Obstfeld(1986)建立了一个随机模型,论证了自我实现危机的存在;Dellas和Stockman(1993)认为当对固定汇率的攻击导致央行进行资本管制时就会产生多重均衡;Agenor、Bhandari和Flood(1992)从不完全替代和粘性价格角度进行分析,认为价格具有越高的灵活性,危机发生的时间就越早;Blanco和Garber(1986)。Grilli(1986)和Wyplosz(1986)研究了固定汇率制崩溃后的其他汇率安排;Wyplosz(1986)。Bachetta(1990)。Dellas和Stockman(1993)等人发展了资本管制条件下的固定汇率投机攻击模型。
奥伯斯菲尔德(Obstfeld,1994)建立的模型是克曼模型的进一步发展,通常被认为是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他认为必须存在某种机制来协调市场参与者的预期行为,才足以驱动经济从无攻击均衡点向攻击均衡点跳变,但多重均衡点的存在无法提供对协调机制的解释。后来经过Obstfeld(1996)。Drazen和Masson(1994、1995)。Ozkan和Sutherland(1995)。Bensaid和Jeanne(1997)等不断完善,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成功地解释了1992年欧洲货币体系危机,即英镑危机。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主要是与实际经济基础无关的货币多重均衡模型。
认为货币危机的发生完全是一种“自我实现”式的危机,即货币危机发生的时间是随机的,一场本不会发生的货币危机也会因市场预期的作用而发生;货币危机的发生并不是要以经济的基本面状况是否恶化作为充要条件。20世纪90年代有三种阐明协调机制的理论对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进行了扩展。Morris和Shin(1995)用投机性博弈理论说明某些不确定性情况下货币攻击将成为经济系统最终停留的惟一均衡点;1992年Abhijit和Sushil。Hishleifer、Welch等人提出信息重叠理论;1997年Calvo从全球市场中众多无差异投资者同时形成决策的假定出发,认为当存在信息摩擦时,一则不起眼的小消息就能诱发体行为,使经济由无攻击均衡点向攻击均衡点进行跳变。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后续影响,使第三代货币危机模型产生。但从现有文献来看,第三代模型还不很成熟,实际上包含了两种相互对立的假说。一是沿着第一代模型的逻辑,也把货币危机的发生与一国实际经济基本面相联系,但是视角已经由原来的宏观基本面转向微观基本面,较为流行的是道德风险假说。它从信息不对称角度出发,人类发展指数着眼于对银行体系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分析,代表人物主要有麦金农、皮尔和克曼。另一个是沿着第二代模型的逻辑,形成流动性不足假说(Chang& Velasco,1998、1999),认为由于资本市场的不稳定性和“金融恐慌”心理(Diamond& Dybvig,1983),在羊效应作用下,普通的流动性不足问题可能
演变成大规模的货币危机(Radelet & Sachs,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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