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丽1 王铮1、2
（1、华东师范大学地理信息科学教育部开放实验室上海廿四史 200062
2、中科院经济管理与政策研究所 北京 100080 ）
摘要：新经济地理学正在为我国地理界熟悉，也引起了争论。本文介绍了新经济地理学的主要观点和对它的主要批评意见。进而讨论了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问题。最后提出新经济地理学发展的两个方向和4个问题：坚持多区域分析、发展可计算模型，以及需要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溢出的地理过程、聚集的复杂性和区域可持续发展问题。 关键词：新经济地理学 区域经济一体化 溢出 聚集
英模文化
1前言
新经济地理学是1990’s初由克曼(Pual Krugman)为代表的一批主流经济学家提出的。其研究的主要议题包括经济活动的区位问题和经济空间过程。在思想上，新经济地理学应用新 增长理论，强调报酬递增，强调内生化比较优势，方法上采用了经济学领域一贯使用的数学模型方法，试图在理解经济活动的空间现象和空间过程中寻求其动力学机制，与传统的经济地理学相比较，二者有着共同关注的问题。但是从研究方法上说，新经济地理学有明显的创新。
在最近几年新经济地理学逐渐被介绍到中国（李小建，2002，顾朝林，2002，王铮等，2002）[1-3]。介绍者对新经济地理学表现了不同的态度，不过否定的意见居多，在一些非公开场合，一些中国学者表示了对新经济地理学的强烈反对，出现了热烈的争论。我们认为，新经济地理学的出现是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作为一个新兴学科，我们首先需要更多地了解它，然后我们才能发展它。
本文首先介绍新经济地理学的基本内容，其次讨论对新经济地理学的各种批评，最后提出我们关于进一步发展新经济地理学的看法。
2新经济地理学的主要内容
2.1基本出发点：一个多区域世界
一些学者认为新经济地理学的出发点是报酬递增；这种说法固然有道理，但是报酬递增是新经济地理学依赖的新增长理论的基础，它导致了新增长理论，没有出现为特殊的地理问题。新经济地理学的一个出发点是引用多部门理论来讨论经济地理过程。在这里部门已经化成区域，形成多区域理论，这与传统区位论、区域科学强调一个中心的习惯更为接近实际情况。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这种分析基本上限制在两区域情况。两区域模型最早可以追溯到杜能（von Thünen, 1966）[4]。在杜能那里，空间有两个区域，一个是城市，它消费农产品，一个是农村，它提供农产品，空间均衡，最终导致产业带区位现象发生。但是在杜能模型中，这两个区域的分工是先验的、外生的。新经济地理理论的出发点是针对古典区位论中城市的外生性这一理论缺陷，试图把城市内生化，以发展新的理论。
克曼最初利用迪克特和斯蒂格利茨(Dixit A., Stiglitz J.,1977)的内生分工理论[5]来构建自己的基本模型。克曼模型的基本假设是：一个两部门经济系统，农业和工业。其中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不可流动，生产单一产品，规模报酬不变，市场结构是完全竞争市场；工业部门由多个厂商组成，每个厂商只生产一种产品，产品间可相互替代，规模报酬递增，劳动力可自由流动，市场结构是不完全竞争[6]。模型的结构包括消费者行为，厂商行
为和运输成本三部分。消费者对工业品的消费行为可以分解为两步来理解，即：（1）在工业产品效用一定的条件下，消费者追求的是获得工业产品效用的支出最小。（2）在总收入约束下，消费者以获得最大的产品效用为目标。其中定义的工业产品价格指数与厂商数量成负相关。厂商行为则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由于生产投入只考虑劳动力，所以厂商的利润就是收入与工资之差。结合利润最大化的条件，可以得到均衡状态下的产出，劳动力和厂商数量。如果厂商可选择不同地点进行生产，产地到消费地之间没有运输费用，运输成本考虑的只有运输损耗，由此导致工业产品在产地的价格和消费地的价格不同，从而使消费地的需求发生变化，总需求量也随之变动。在需求和供给相等的一般均衡里，模型的三个部分闭合。得到的结论是：在一个封闭的经济系统中，每个厂商的均衡产出只与劳动力阈值和边际劳动力投入，以及产品替代性有关[6]。克曼在这里引入“冰山”运输成本(Iceberg form. of transport cost)，也就是说工业产品从产地运达消费地的完好率不是100％，例如，若途中损耗是20％，那么工业产品在消费地的价格是该产品在产地价格的1.2倍。“冰山”运输成本导致产品价格出现区域差异，两区域的产品需求和价格指数发生变动，由此引发了本地市场效应和价格指数效应，从而导致了经济地理差异。模型通过一种产品种类代表一个厂商的假设，把厂商区位内生在模型中，通过劳动力在区域间的流动(对
更高的实际工资的追随)说明了一个两区域经济如何形成工业核心—农业边缘区模式。在这里用聚集解释了城市的生长，使得城市内生化。劳动力可移动性和运输成本是集聚的动力因素。关于聚集的结论是这样的：运输成本与聚集的关系是非单调的；运输成本在较高和较低的水平时，厂商都倾向于分散在各自的市场；只有在中间水平时，厂商趋向集中在一起，发生聚集[6]。在这些分析中作者实质上使用了新增长理论的报酬递增观点，从而使城市规模的扩大效益增加，产生聚集。
2.2 理论的扩展
克曼的两区域模型为理论发展提供了一个规范的分析框架，构成了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基础，它的基本特点是考虑聚集的动力因素，将空间聚集过程作内生化解说，新的发展走向基本上是把影响空间聚集的动力因素一个个挖掘出来。
2.2.1产业关联和聚集
任何一个生产企业都以双重身份出现在市场上，相对而言，企业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它需要购买其他企业的产品作为生产投入，又要把自己生产的产品销售给其他企业。正是
这种生产的投入产出关系把多个企业联接成一个个产业链，在这个链条上的企业为了达到节约成本的目标，选择地理上彼此接近。对于中间投入产出关联导致的聚集，新经济地理学用模型方法重新进行了阐述。沃伦伯尔斯(Venables A.，1996)在三部门——两区域模型中引入垂直的前后向联系的部门，假设劳动力不可移动，中间商品为可移动，证明产业纵向联系导致空间极化[7]。垂直联系的作用与上述克曼的区位内生模型中的劳动力迁移的作用相同。但是国家间制度、文化，语言存在障碍，人口不可能象在一个国家内部那样自由流动，产业更容易向一部分国家集中[8]。中间商品投入产出关联的作用更能解释发生在国家间的聚集。克曼(2000)的两国模型就反映了产业关联的重要作用[6]。克曼(2000)还深入到产业内部，在产业集模型中说明了一个完全工业化的经济，产业内部的投入产出关联对产业集形成的作用[6]。
2.2.2交易成本和聚集
随着现代交通通讯技术的发展，运费在商品成本中的比例越来越小，与运费相关的空间距离在现代经济中的地位也大大下降。对此曾经出现过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地理已死”，经济活动已经摆脱了距离的束缚而变得随意和自由。另外一种观点认为交通通讯设施的改善
使空间变得平滑，但某些区位仍具有“粘附性”。空间摩擦力仍旧存在，经济活动并不是可以随意布点的。对现实世界的观察也表明经济活动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分散分布，相反在向一定的区域集中并形成强度更大的聚集。事实上运输成本仅是交易成本的一种形式，交易成本包括一切影响产品流通的阻力如：税收，政治，制度，语言、文化等方面。新经济地理学对交易成本的考察，除了克曼对运输成本的研究外，凯德(Kind,etc 2000.)等考察了两国对外资的税收不同，对在厂商区位决策中的作用，进而认识了聚集为什么在不同区发生[9]。普格(Puga，1999)则发现交易成本和空间集聚的关系由非单调变为U形，且聚集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而不是克曼在两区域模型认为的那样突然和迅速地发生[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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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溢出和聚集
在经济全球化的宏观背景下，交易成本不断下降，影响经济流通的因素出现了分化，以关税为代表的贸易壁垒的作用在减弱，以地方制度为中心的人文因素的作用日益显现。而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不均质现象依然在继续。由此产生了全球经济一体化是否会增强或削弱空间聚集强度的疑问。此时外部性开始成为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的焦点。并且大部分研究是
上清华变白富美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行的。舒姆兹勒(Schumutzler，1998)的观点认为一个集团内部在长距离交通通道改善后，集聚反而加强的原因在于经济外部性。舒姆兹勒的模型假设：（1）正的外部性；（2）没有移动成本；（3）除了前一期的厂商分布对区域中的企业利益有影响外，当前期和其他期都不对企业利益产生影响；（4）利益函数为线性；（赫伯特西蒙5）人口均质分布。他强调了两个方面的效应一是聚集的外部性，二是区域的异质性（包括：自然资源、劳动力成本、税收、厂商的区位偏好、厂商对技术和非技术劳力的需求、各类劳力的区域供给、厂商的产品、生产技术和组织结构等方面的区域差异）。结论是一个既已形成的空间分布格局在受到外部冲击后，获得这种冲击利益的区域能吸引更多厂商进入的数量与外部性的强度和异质程度有关，但它们间的关系是非单调，不连续的 [11]。杰尔斯巴赫（Gersbach，Schmutzler, 1999）的三区位——两阶段——双头垄断模型把厂商行为分为选择生产区位阶段和产品市场竞争阶段，说明了内部知识溢出（位于不同区域的厂商内部各个部门之间）和外部知识溢出（同一区域不同厂商的各个部门之间）怎样影响生产和创新的地理分布[12]。上述两个模型分别将空间外部性，知识外部性引入模型，对克曼偏重金钱外部性的研究是一个重要、有益的补充。外部性在新经济地理理论体系中非常重要。与传统贸易理论关于比较优势决定区域分工，从而决定贸易的规模和方向的观点不同，
新经济地理学认为在不存在比较优势的情况下，规模经济和聚集经济也可以导致空间聚集[8]。对知识溢出的研究最新的一个发展是关于由技术水平带来的比较优势与地理障碍的相互作用共同决定区域间贸易量比例的研究[13]。伊顿（Eaton,2002）的模型以一个国家的进口以贸易费用最小为准则，效用最大的预算约束是一国的所有购买支出。用概率分布来反映一个国家的每种制造业产品的技术水平是不同的.由技术水平产生的比较优势使相距较远的两个国家也可能有贸易发生，但是距离会削减比较优势的作用，影响贸易量。贸易量的变化将给不同国家的就业带来不同的变动。模型运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19个成员国的双边贸易数据，价格和空间数据估计了技术水平参数和地理障碍，通过分析各国的福利变化情况发现贸易偏离价格最小准则是因为存在知识溢出。
2.2.4 增长和聚集
可能出于作为一个国际经济学家的偏好，克曼体系的新经济地理学在涉及区域问题后往往止步，转向国际经济学。根据新经济增长理论，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并不能对经济增长作出完全的解释，出现了所谓的索洛残差。技术进步被普遍用于解释索洛残差问题。克曼对这一思想的贯彻是引入技术进步对生产要素的放大效应。同时用一个考虑了支出份
额随收入增长的方程代替柯布—道格拉斯型的效用函数，说明世界工业化进程并不是在所有国家同步进行，而是从一些国家向另一些国家渐次推进。索洛残差的存在让人不免联想到除了技术进步外是否还有其它因素对经济增长也有贡献。新经济地理学的主要代表马丁蕲蛇酶注射液(Martin P.,1999)认为经济增长和空间聚集是相互影响的自我增强过程。增长通过创新刺激聚集，经济活动的空间聚集反过来导致创新成本的降低和更高的增长，从而形成了正的因果循环[14]。模型把聚集和增长联系起来，指出只要有经济增长，就有唯一的聚集均衡；增长率与经济活动区位的相互作用，即使在技术溢出为全球性溢出时仍然存在；增长与区位的关联机制仅通过市场相互作用来调节[14]。由于创新在其中处于中心地位，它既与增长有关，也与空间聚集有关，而且创新活动比生产活动更倾向空间极化，该模型实际包含了技术溢出和空间溢出的相互作用，比上述舒姆兹勒和杰尔斯巴赫的研究更进了一步。马丁(Martin,2001)在另一个内生增长和内生区位相互作用的动态模型中引入了R&D部门和股票市场，考虑了国际贸易、全球溢出和区内溢出，考察了只有非劳力资本不同的两个国家（即发达的北方和不发达的南方）。得到的结论是R&D的全球溢出、高增长率以及高交易成本三者使得国际上在南方的投资增加；在R&D的区内溢出作用下，产业在北方国家聚集，并导致进一步创新，这将使交易成本降低，从而提高增长率；在足够低的交易成本以
及足够高的溢出下，如果工业聚集带来的创新效益大于南方丧失工业而导致的损失，则工业聚集对两区域都是有利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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