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 的提出和概念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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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东方 现代 化”这个概念，是因为在过去若干个世纪中，现代化几乎与“东方 社会 ”无缘。在很长一个 历史 时期，在很多人看来，“东方现代化”是否可能，是一个只能“悬置”的问题。起初“东方”还只是一个地理和文化的概念，而“西方”社会是从古希腊、罗马文明 发展 而来，在中世纪 时代 ，地中海曾被看作世界的“西方”，中世纪以后，西方人眼中的世界中心转到西北欧，世界的范围也扩大到南美洲和北美洲，这种地理和文明范围的扩大，也导致东方概念的变化。16-17世纪，西方向东方扩张，东方世界被按照离世界中心――西欧的远近来划分为近东（地中海到波斯湾）、中东（波斯湾到东南亚）、远东（太平洋地区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在从黑格尔到汤因比的历史 哲学 中，“东方”文化都是被“西方”文化超越的存在。马克思也曾猜想，东方社会可能不同于西方的进化型社会，他依据当时有限的东方社会（特别是印度）的 文献 ，指出自给自足的小农 经济 ，是理解亚细亚社会结构高度稳定的一把钥匙。他说，“这种简单的生产肌体，为揭示下面这个秘密提供了一把钥匙：亚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洲的社会却没有变化。这种社会的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不为 政治 领域中的风暴所触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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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现代化 理论 逻辑中，现代化从来都是与西方社会相联系的。而这个西方社会，是从古希腊、罗马文明发展而来，经历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 工业 革命和现代民主化洗礼的社会。在西方的政治和经济术语中，“西方”是与经济发达、政治民主、社会自由相联系的，与此相对应的“东方”，往往是与经济欠发达、政治集权和社会家族化相联系。
这种思想定式甚至使地理上属于亚洲、也是亚洲最早实现现代化的日本，并不认为自己是“东方国家”。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早在1885年3月16日的《时事新报》上就发表文章《脱亚论》，主张日本“所奉行的主义，惟在脱亚二字。我日本之国土虽居于亚细亚之东部，然其国民精神却已脱离亚细亚之固陋，而转向西洋文明”。他还呼吁说：“我国不可狐疑，与其坐等邻邦之进，退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行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福泽谕吉还在《文明论概略》中说：“如果想使日本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福泽谕吉，1982）
苏东剧变以后，“东方”的概念被进一步“意识形态化”，福山（f.fukuyama）借用了黑格尔的关于历史以自由原则的凯旋而结束的论断，从“资本主义的胜利”中看到西方模式宣告的“历
史的终结”（fukuyama，1993）。而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 ）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看到1989年以后世界分裂成七、八个多极格局，两大阵营的对立被文明的冲突所替代，这种冲突主要是美国和欧洲代表的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 中国 文明或俄罗斯东正教文明的对立（huntington，1996）。有趣的是，第二次伊拉克战争以后，又出现了关于西方的分裂和两个“西方”的话题，即所谓“真正的美国的西方”和“欧洲的后西方”、新美国和老欧洲（托德，2002；kagan ，2003）。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学者对所谓“东亚奇迹”提出质疑。美国社会学家弗里德里克·戴约1994年完成的一份研究报告，以泰国为例指出，东亚国家的经济存在“三明治陷阱”，上面是发达国家抢先占领并用一切手段维持的高附加值产品市场，而下面劳动力费用更低的国家日益强劲的竞争压力，所以保持持续高速增长很困难。克曼（paul krugman）在《亚洲奇迹的神话》一文中则直接宣称，东亚经济的成长没有提供出比西方传统自由市场经济更为先进的发展模式，所谓东亚“四小虎”其实都是“纸老虎”（krugman ，1994）。1997年席卷东亚的 金融 风暴，造成汇率和股市狂跌，物价大涨，甚至社会和政局动荡，使“东亚奇迹”的话语陷入“失语”状态，对“东亚现代化”是否可能的疑虑重新开始在学术界弥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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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总体上看，东亚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由于其地域和人口规模的有限，以及发展过程处于冷战的总体背景，所以“东亚经验”实际上还是被作为“西方现代化经验”的一部分，或者作为延伸、扩展和推进。
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使世界的注意力再次关注“东方”。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大国的快速发展，再次提出了“东方现代化”的可能性问题。而且，中国等大国的情况很不同，中国的现在的人口，已经比所有西方发达国家加在一起的总人口还要多。中国等大国的兴起，不仅会深刻地影响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化，而且会形成一条与“西方现代化”不同的“东方现代化”道路。所以说，“东方现代化”不完全是一个具有地域规定性的概念，它应当包括所有为世界现代化提供不同于西方的新经验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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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r单片机最小系统 “中国经验”可以说是这种新经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它应当有这样几个规定性：一是所谓“经验”，不是仅仅指“成就”，它也包括“教训”，包括走过的发展路程的一切特殊经历；二是“中国经验”又不是无所不包、没有选择发展经历，它特别是指一些具有独特性的新规则；三是“中国经验”，不同于“中国模式”、“中国奇迹”等概念，它是开放的、包容的、没有定型并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中的经验，它尊重其他的经验选择，也不是作为西方经验的对立面而存在，它也不强调自己的普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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