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惠杰
【摘 要】摘要:索绪尔的语言文字观在大多数人看来存在着悖论:一方面，索绪尔视文字为对语言的一种威胁;另一方面，索绪尔认为语言离不开文字。实际上，索绪尔的观点是文字与语言并重，既注重它们的联系，又注重它们的区别，从而摆正了语言与文字的关系。
【期刊名称】宜宾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3(013)007
【总页数】5
【关键词】关键词:索绪尔;语言;文字;悖论
语言与文字的关系一直是语言学家关注的问题，作为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在其《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辟有专章论述。索绪尔论述了研究这个课题的必要性，分析了文字凌驾于口语之上的原因，提出两种文字体系，并把研究范围限定在以希腊字母为原始型的表音体系内，
抗独特型抗体还指出了写法和发音发生龃龉的原因及造成的后果。他的观点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也在我国语言学界引起了震动。学者们对此问题的论争一直没有停止过，尤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语言学界对汉语和汉字的特点进行重新认识和反思，希望开辟出基于汉语、汉字特点的语言学理论新天地。以《普通语言学教程》(以下简称《教程》)为蓝本，对各家论点作出评述，可把握索绪尔真正的思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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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字的威望
“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存在的理由在于表现前者。”［1］47－58在这一节里，索绪尔首先将语言和文字上升为两个系统，这是他的创见。语言和文字都是表达观念或意义的符号系统，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语言是从言语行为中抽象出来的听觉符号系统，文字是从书写行为中抽象出来的听觉符号系统。 索绪尔的前半句话适用于各种文字，而后半句话则争议颇多。
张朋朋认为索绪尔的观点是错误的，原因在于索绪尔没有摆脱人们对文字的传统看法，没有认识到文字是一种直接表意的独立的符号体系。张朋朋把索绪尔说的“文字表现语言”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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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为文字表现语音形式，由此批评索绪尔:“如果文字是表现语言的，语言变化了，那么文字也应该随之而改变，既然语言变了，文字可以不变，这本身就证明了文字不是表现语言的。”［2］48 张朋朋把索绪尔的“表现”理解成了“精确描写”。索绪尔曾指出:表音系统的目的是要把词中一连串的声音摹写出来，这种表音系统只有在原始的希腊字母表里才能到——它用一个不变的书写符号代表同一个音。他在第四节中谈到“写法和发音发生龃龉的原因”时举出两个原因:一个民族向另一个民族借用字母和词源上的偏见。［1］47－58索绪尔提到语言和文字的矛盾是以词为中心的，注重词的语音与拼写形式的不一致。由此可见，索绪尔反对的正是一般人心里那种理想化了的字母与语音一一对应的关系。同时，索绪尔不主张改革文字使其精确记录语言，毕竟语言和文字是两个系统，他们各自已具备满足于表达意义功能的内在要求。
潘文国指出索绪尔认为文字是语言的符号，文字的存在只是为了表现语言的观点是错误的。就汉语和汉字的情况来说，文字的产生并不是为了表现语言，而是为了用于超时空的场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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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绪尔在《第三次教程》中说:“语言和文字是两种符号系统，一种具有表现另一种的唯一功能。”［4］实际上，《教程》中说的“声音符号”是指语言，“声音符号的代表”是指语言的代表——文字表现的词。潘文国的观点把汉字与语言混为一谈。况且，汉字是在长期发展之后出现了与语言的脱节，源于多方面因素，符合文字发展的规律，而不是从开始就不表现汉语。
邢凯认为，语言与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文字不过是把语言这种听觉符号转换为视觉符号的手段。语言作为听觉符号系统，关乎语音差别，文字作为视觉符号系统，关乎字形差异。不仅文字是转换语言的手段，语言与文字之间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5］
刘艳茹认为索绪尔“关于文字的看法是一个悖论，即索绪尔认为文字对语言来说是一种危险的存在。文字的专横导致了自然语言形式的颓废和污染。但同时语言又离不开文字，文字与语言必须长期共存。”［6］在这里，刘艳茹的错误在于混淆了文字、语言的能指和所指。语言的能指和所指分别是语音和语义，文字的能指和所指分别是语音和字形。字形是文字所特有的要素，它是一种物质形式，语音和语义储存在人的大脑中，形、音、义三者不是同一平面的，所以文字和语言和不属于一个平面。因此，“同一个所指面前出现了两种制式的能指”的说法混淆了不同层面上的东西。
刘旭对于由这句话引申而出的“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之主流看法有一些相反的观点。他提出了语言文字“母女说”和“妹说”。［7］孟华也曾提出语言与文字是同时产生、同步发展、相辅相成的［8］。这几种观点实质上认为文字可以独立于语言表意。文字和语言不是并行表意的两种工具，吕叔湘指出:“文字必须通过语言才能表达意义;一个形体必须同一定的声音有联系、能读出来，才能成为文字。如果一个形体能够不通过语音的联系，直接表达意义，那就还是图画。”［9］
刘鑫提到，德里达认为文字之所以具有凌驾于语言之上的威望，是因为索绪尔遵循了“语音中心论”的传统，即认为说出的话或语音与思想之间具有直接的内在联系，语音能够透明地呈现思想和内心经验，因而较之文字更接近是在或存在。［10］然而索绪尔在《教程》中强调的是言语具有独立于文字的口耳相传的传统，并未赋予言语或声音以优越性。刘鑫认为，德里达所理解的文字与索绪尔所说的文字是两回事。［10］
语言与文字是两个不同的系统，在系统之内，它们都能够满足各自表情达意的功能。语言是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文字是形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是语言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文字和语言是一种真包含关系，文字包含于语言之中，即使是汉字，也不能脱离语言直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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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概念。为了避免文字对语言认识的误导，索绪尔一直强调言语对文字的重要性，并分析了文字具有颠覆作用的四个原因。索绪尔所说的语言与文字的矛盾主要是发音与正字法的矛盾，他先后用诸如“暴力”、“遮掩”、“假装”等贬义词来批评文字，其目的就是要肃清文字对语言研究的不利影响，更正人们的错误认识和做法，将系统语言研究引入一个健康的轨道。
二 文字的体系
索绪尔将文字体系分为两种:表音体系和表意体系。前者以拉丁字母为代表，后者以汉字为代表。索绪尔的研究主要着眼于表音体系，对表意体系较少谈及。现以汉语为主，结合各家论点，探讨索绪尔关于文字体系的观点。
针对索绪尔划分文字体系的出发点，有这样几种认识:
潘文国认为造成两种不同体系的原因有两个。在这里他提出了一个新的说法即自源文字都是表意的，他源文字都是表音的。［11］但文字自产生之初是基本相同的，都不失为表音服务，楔形文字、圣书字、甲骨文都以表意为主，其早期形态都起源于象形，与词语的结
合主要是由于意义上的联系。只是后来的分化使得二者的差别日趋明显:表意文字注重与意义的关联，表音文字注重记录词语的语音。
针对潘文国的观点，顾兆禄提出了批评。他认为表音、表意之说是从文字表现语言的角度而言的，而文字体系归根结底是由语言的语素音位系统和语素音位结构关系决定的。［12］其实，只要是跟语言的最小音义结合体——语素相联系，无论是表音文字还是表意文字，都必然是表意的，同时也必表音。
陈雪平认为，索绪尔对文字体系的划分只是为了研究方便而进行的大体上的划分，未必是绝对的。因为语音和语义是一体的，所以文字从创立开始就与语音及语义密切联系。文字记录的语义单位是语素，文字记录的语音单位是音节。表意体系的文字如汉字与语音的联系体现在:不是直接表示因为的读音，而是表示有因为读音组合而成的音节(即语素或词的读音)。［13］83－92
针对表音体系的定义，张朋朋认为，所谓的表音文字是不存在的，因为汉字字形是人为创造的很容易证明，拼音文字的字形也是由人创造出来的，而不是由语音派生的。因为语言的声音是没有形象的，是画不出来的，语音是不能摹写出来的……所谓的表音文字是不存
在的。［14］回到索绪尔对表音文字体系的定义就可以发现，索绪尔说“把词中一连串的声音摹写出来”意为拼音文字用字母记录语素，而不是张朋朋所说的表音文字的字形是由语音派生的。拼音文字的字母表示音位，汉字不直接表示音位的读音，而是表示由音位发音组合而成的语素或词的读音。
针对表意文字的定义，鲍贵认为，索绪尔对汉字的认识是理想化的，因为并非所有的汉字在造法上都与声音无关。［15］针对这一点，索绪尔在定义之后有所补充:某些表意字失去了它们原有的价值，终于变成了孤立的声音的符号。索绪尔直到晚年才开始学习汉语，因此在教授《教程》时对汉字的接触有限，对汉字的性质了解并不十分清楚也是情有可原的。晁瑞认为，索绪尔的文字观存在失误，因为无论是表意体系的文字还是表音体系的文字，都有双重价值，都是音和义的结合体。［16］其实，索绪尔对文字体系的划分只是为了研究方便而进行的大体划分，未必是绝对的，因为语音和语义是一体的，所以文字从创立开始就与语音、语义密切联系。文字记录的语意单位是语素，记录的语音单位是音节。表意体系的汉字与语音的联系体现在不是直接表示音位的读音，而是表示由音位读音组合而成的音节，即语素或词的读音。氘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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