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社会道德的败坏，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即在于伪名士的大量出现，而伪名士的大量出现却又在于此时人才选拔制度上的弊端 人才选拔制度反映着一个社会的统治策略和价值取向，影响着一个社会的政风民风和道德行为，公正、客观的人才选拔制度有利于营造风清气正、朴诚无伪的社会氛围，而片面、主观的人才遴选政策则只会造就投机取巧、沽名钓誉的无序浊世。东汉末年社会道德的败坏，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即在于伪名士的大量出现，而伪名士的大量出现却又在于此时人才选拔制度上的弊端。
两汉(西汉、东汉)时期，“孝治”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而为历朝统治者所倡导、所奉行。“孝”，是指宗法之内晚辈对长辈的依从和顺，不顶嘴，不反抗，长辈错了也要顺从接受。那么两汉统治者是如何做到“以孝治天下”的呢？
皇帝躬身践行，率先垂范
西汉惠帝刘盈是汉高祖刘邦与皇后吕雉所生的儿子，按照宗法礼制，作为长子，他很早就被立为太子；但后来刘邦专宠妃子戚姬，戚姬为刘邦生下了儿子如意，刘邦爱屋及乌，当然也就十分宠爱这个小儿子
了。他不仅将如意封为赵王，还想以如意取代刘盈，做太子，虽然这事终因大臣的强烈反对而未成现实，但却让心胸偏狭的吕后恨透了戚姬。刘邦死后，刘盈顺利地当上了皇帝，吕后也贵为皇太后了，这时候她可就肆无忌惮地实施报复行动了。她让人打断戚姬的手脚，剜去戚姬的双眼，火烧戚姬的双耳，强迫戚姬吞服变哑的毒药，然后将这个可怜的女人丢进茅厕里，起名叫“人彘”，供人参观。惠帝刘盈是在“虎妈”吕后的威势下长大的，个性懦弱温顺，得知参观的“人彘”竟是父皇宠爱的戚姬时，吓得放声大哭，回宫后大病一场，一年多都没有下床。其间，他除了托人给吕后带去过一句“此非人所为”的话外，别的没作任何表示，也没有对戚姬采取任何的救护措施——吕后以她的胡作非为终于害死了戚姬。这事当然遭到了后人的谴责，司马迁、司马光等史学大家将之载于史册即是明证，可刘盈作为吕后的儿子，对吕后的残忍不作任何直接的有效反抗，却是被时人视为“孝”的表现的，所以刘盈死后，谥号即为“孝惠皇帝”。
两汉后来的历朝皇帝也都以他为榜样，以“孝”事亲，所以他们死后的谥号也无不以孝相标，文帝谥为孝文皇帝，武帝谥为孝武皇帝。东汉宗奉西汉的做法，皇帝也以“孝”来表率天下，明帝谥为孝明皇帝，章帝谥为孝章皇帝等等，这样一来，两汉的皇帝们似乎成了天下最大的“孝子”。马艳丽照片
政府鼓励孝行，以孝取士
为倡导孝行，两汉政府多次发文褒奖孝悌之人。有统计显示，惠帝以后的两汉二十帝中，颁发奖励孝
悌的谕旨就达四十二封之多，年均达两封以上。政府还专门设“孝悌”一职以敦风化。西汉初年，朝廷要求各地“置孝悌力田二千石者一人。”东汉章帝下诏说：“孝悌，淑行也；力田，勤劳也，国家甚休(赞赏、重视之意)之，其赐帛人一匹，勉率农功。”至此，作
为先秦时期人们讲求伦常道德观念的“孝悌”，已演变成一种管理乡村风尚的实际职位；作为致力农耕的“力田”，已演变成一种管理、督促农事生产的乡官。
不惟如此，政府还通过“举孝廉”这样一项人才推选制度，来吸纳孝行至纯者加入统治阶层，以昭示社会，影响风尚。此举自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确定之后，便成为影响两汉三百余年的重要的人才选拔制度。东汉时，郡太守的职责之一，即是“并举孝廉，郡口二十万举一人。”可见“举孝廉”工作的重要性。 孝道成为各阶层人士接受教育的重要内容
两汉统治者除以身行孝，以官奖孝之外，还以经育孝。汉武帝为一代雄主，他接受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后，置五经(诗、书、易、礼、春秋)博士以收罗天下明经的人才，设太学、学、校、庠、序等各级学校以培育各阶层人才。这以后，《论语》、《孝经》也被列为经书，《孝经》遂成为官民学士必读的书目。《四民月令》是一部记载汉时风俗、农事的书，据该书记载，“十月，砚冰冻，令幼童读《孝经》、《论语》。”可见，《孝经》已普及到乡村教育之中。汉平帝时，《孝经》更
成为官方指定的学校教材，此时政府政令规定：“郡国曰学，县、道、邑、侯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孝”的教育因此成为全国上下道德教化的基本的、也是重要的内容。
孔子认为：“事行孝故可移于君，是以忠臣必求于孝子之门”。可以说，两汉统治者正是看中了儒家所倡导的“孝”文化的这种特——忠孝一体，移忠作孝，而力主“以孝治天下”的，他们的目的当然是想借此建立一种任何社会成员内从父母外从君主——也是全国民众家长——的道德人伦关系，从而确保君主的绝对权威，进而确保刘姓万世一系的天下。大象洗完澡为什么要往身上弄泥巴
“孝治”之下人才选拔制度上的弊端
琦君两汉各朝把“孝治”贯穿于政治、制度、教育等各个方面，其对社会的导向作用无疑是巨大而深远的，但就士人而言，“举孝廉”当是其更为关心的话题。
东汉选官虽有考试和征辟两种途径，但后者显然是一种更为普遍、更直接的方式。按照惯例，中央政府的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史称“三公”，相当于后来的宰相)及地方政府的长官是可以直接选任自己认为有才干的人担任自己属下官吏的，皇帝也可直接下诏书，征召德才卓著的人。《后汉书》注引《汉官仪》云：“建初八年十二月已末，诏书辟士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经明行修，能任博士；三曰明晓法律，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任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遇事不惑，明足照奸，
勇足决断，才任三辅令。皆存孝悌清公之行。”建初是东汉章帝刘炟的年号，他所征辟的人士有四类，都要求“存孝悌清公之行”，而且第一类即是“德行高妙、志节清白”的人，可见“征辟”选官对“孝悌”德行的重视。
然而何以衡定一个人的“孝悌”德行的高下呢？最明了的办法当然是看这个人的乡闾清议如何，通俗地说，即是看这个人在当地的名声、品行如何，“孝悌”自然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这样，乡闾清议遂成为此时民间公议人物的重要形式。
路由跟踪东汉末年，一些地方在长期品评人物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品鉴制度。汝南许劭与其兄许靖好评人物，且寥寥数语即勾勒出某人的操行面貌，因此颇负时名。他们品评人物有一定之
规，即只在每月月初选择一人加以评论，不多另评，汝南遂称之为“月旦评”。“月旦评”中许多人后来的表现均与许劭、许靖的评鉴相合，其知人之深之准可见一斑。曹操据许昌时，听说许劭大名，也曾前往汝南拜见。见面后，曹操问他：“吾如何？”许劭不答，曹操又问，许劭答道：“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也。”这一评定几乎成为北宋以后人们对曹操的基本看法，迄今未有大的改变。此事《三国演义》有演说，《后汉书·许邵传》也有同样的记载，相信当非后人杜撰而来。
应该说，以德行，特别是孝行作为选拔人才的标准，确实将许多志行高洁、正直坦荡的士人擢拔进了中央及地方政府，他们以其冰清玉洁的节操和不畏强暴的风骨，表率人伦，抵制混浊，维护了社会的
道德伦常和朗朗正气、淡淡清风。
尽管如此，但一则乡闾清议毕竟是乡民、士人口口相传的印象评议，主观因素占有相当的成份，客观和公正难以保证，对士人“孝悌”的品评也就难以公允全面，如果遇上以讹传讹之事，那就更难保证不出三人言虎众犬吠影情况的了；二则既然乡闾清议往往决定着士人一生的命运，“声名成毁，决于片言”(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语)，那么一些心术不良者就会借机钻营，巧饰伪装，假作君子，以博善名，狡黠作弊、蒙骗世人的事从此也就层出不穷的了；三则东汉是中国小农经济成熟典型的社会，乡民多依附于土地，他们的言论传播有限，唯有士人这个阶层基本处于脱离农耕的状态，他们的评论传播广、传播快、层次高，往往左右着“乡闾清议”的定论。因此至迟从东汉中叶起，士人为取得他人的好评，而互相交会应酬，品题标榜，甚至恭维吹捧的情况，所在多是，到东汉末年，这些庸俗之举更像染疾似的，发展成为一种风气时尚，原先以“举孝廉”为主的征辟制，至此已弥散着浮躁虚伪的庸俗气和腥臭味。
伪名士的大量出现与东汉末年道德根基的毁坏
为博取乡闾清议，伪名士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他们或伪装孝行，或矫饰友悌，个个道德岸然，实际上呢，他们志行龌龊，心底卑污，既不孝，也不悌，十足伪君子而已。
有一个人叫赵宣，他的父母死后，他“葬亲而不闭土延隧(用泥土涂抹的墓洞)，因居其中，行服二十余
年，乡邑称孝，州郡数礼请之。郡内以荐蕃(陈蕃，豫章太守)，蕃与相见，问及妻子，而宣五子皆腹中所生。”按礼教要求，守孝期间是不能有夫妻生活的，赵宣守孝二十年，竟然“服中生五子”，你也就可想他是怎样的阳奉阴违的了。更可笑的是，乡闾清议竟然“称孝”，而州郡还“数礼请之”，由此可见乡议中的名实悖离之况了。
许武是上了《后汉书·循吏列传》的人物。他为了博得友悌之名，可谓煞费苦心，绞尽脑汁。当初他父母死后，他在分家析产时，故意“自取肥田广宅，奴婢强者，”而“二弟所得，并悉劣少。”结果在当地造成了什么印象呢？“乡人皆称弟克让而鄙武贪婪。”这样一来，他的弟弟许晏、许普可就赚了大名了，不久就“并得选举”，被推举做官去了。
应该说，赵宣、许武之流只不过是当时众多伪名士的代表而已，他们的大量出现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巨大危害：
一是败坏了社会风气。两汉之际，崇儒兴学，礼乐盛行，三百多年的教化之下，造就了朴诚守拙的社会风尚，加之彼时自耕自足的小农经济，更是造就了国民“利不倖至，力不虚掷”
的朴实精神，因而那个时候整个社会呈现的是“大人不华，君子务实”的风气，浮躁虚饰、弄虚作假的事不多，但东汉末年的景象却大不相同。士人本是社会上品学兼修的人，他们的言行举动是整个社会的风向标，现在他们为着官爵名禄，不惜浮华交会，互相吹捧，甚至弃廉耻名节于不顾，巧言惑世、
沽名钓誉，这些卑劣恶行无疑大大带坏了整个社会风气。老街三号
魏文帝曹丕为此曾痛心疾首道：“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时人赵壹更是愤而言道：“于兹迄今，情伪万方”，“舔痔结驷，正徒行，”“邪夫显进，直士幽藏。”社会上的是非黑白已完全被颠倒了。藏羌锅庄
二是造成了道德名教的危机。两汉统治者设“孝悌“荐官制度，无非是想借助这些“孝悌”楷模来树立“以孝治天下”的大旗，来引导社会的道德风尚。然而，伪名士的所作所为却在客观上让统治者的愿望走向了反面，他们大多“修情刻容”，“以就其声作”，最终是“乱孝悌之行”，“伤道德之至实。”晋人葛洪引汉末人的话说：“时人语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清素白浊如泥，高等良将怯为鸡。”秀才不识字，孝廉父别居，号为“清白”的人却浑浊如泥，称为“良将”的人却胆小如鸡，这实在是对当时人才选拔制度的绝妙讽刺！道德名教的那种尊崇神秘形象由此也在人们心目中轰然坍塌了。东汉以后玄学的盛行就是由于人们对道德名教的失望而导致的。
三是埋下了动乱的祸根。一个没有信仰追求、没有精神支撑的社会是危险的，是容易走上动乱之途的。两汉的道德名教本是“平章天下”，维护社会秩序的神器，但在“情伪万方”的社会风气下，在伪名士以伪获誉的现实面前，它们本身已是根基不稳、危机万伏。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对社会的教化功能，对异己力量的防范功能也就大为削弱了，而原来“君权神授”的神秘面纱也在坍塌的道德中被撕了下来，
“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说教也不再为人相信。于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主张被喊了出来，惊天动地的社会变乱也就随之而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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