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的宗室刺史、州牧

寻成龙首映Nov. 2020Vol. 36 No. 6
2020年11月
第36卷第6期唐都学刊Tangdu  Journal 【汉唐研究】
东汉末年的宗室刺史州牧
張楠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300350)
男生女生金版投稿摘要:东汉末年的宗室刺史、州牧是割据势力中的一股重要力量,其任命方式先后经历
了皇帝亲自任命、权臣控制皇帝任命、割据势力相互尊称和自称等,这个过程正是汉末刘氏皇 权逐渐衰退的缩影。在与其他主要割据势力的对比中可以发现,宗室刺史、州牧于其割据地而 言有着很强的“客居性”,这使其既要借助割据地内的地方豪族力量补充自身不足,又要抑制 他们的发展。作为与皇帝有血缘关系的割据势力,刘焉和刘表先后僭越,但追求帝位之路终因 个人因素和时代限制而夭折。
关键词:东汉末年;宗室;刺史;州牧
中图分类号:K23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 -0300( 2020)06 - 0005 - 07
收稿日期:2019-12-06
作者简介:张楠,男,天津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秦汉史、简帛学研究。
东汉末年,随着黄巾之乱的爆发,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日渐丧失。此后,地方势力崛起,割据一 方,成为东汉王朝土崩瓦解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该时期的地方势力中,存在一批宗室力量。这些宗室成 员因种种原因出任地方刺史或州牧,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势力,对当时的局势产生了重大的 影响。关于这些宗室刺史、州牧的相关情况,学界已有一些研究①。这些研究多注重对个体人物事迹的 讨论,而对该体的整体把握则有所欠缺。本文拟以该时期最为活跃的刘虞、刘焉(附刘璋)、刘表(附 刘琦、刘琮)、刘岱、刘繇和刘备等六位宗室刺史、州牧为中心,结合体与个体的角度,探讨这个特殊 体的任官情况及其影响。笔者不揣简陋,以期求教于方家同好。
一、汉末宗室刺史、州牧的任命方式
任官的第一步是接受任命。对刺史、州牧这样的重要职官而言,其任命者一定是皇帝统领的中央政 府。但在特殊时期,任命也可能会有多种形式。汉灵帝末期,虽然中央权威已经遭到地方的挑战,但
在 局面彻底崩坏前,灵帝对刺史和州牧依然拥有最高的任免权。随着灵帝去世,董卓进京,天下彻底大乱。 本来具有最高权威的皇帝和他的中央政府逐渐沦为地方势力与权臣的傀儡。在献帝时代,皇帝实际上
① 学界对于汉末宗室刺史、州牧的研究多集中于个体研究,内容较为零散,仅择要而论:田余庆先生的《孙吴建国 的道路》一文探讨了刘繇与袁术势力的对立情况,认为刘繇的失败与缺乏江东大族的支持有关,载于《历史研究》1992年 第1期;王永平先生的《刘表新论》,载于《江汉论坛》1995年第6期、余鹏飞先生的《刘表荆州政绩浅议》,载于《襄樊学 院学报》2000年第1期,详细探讨了刘表治理荆州的方式与得失;李兆成先生的《蜀汉政权与益州士族》展现了刘焉、刘 璋父子治理益州士族的方式及与刘备的异同,载于《文物》2002年第6期;旷天全先生的《刘璋略论》对刘璋的整治作为 进行了新的评价,载于《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张泽咸先生的《略论汉魏北朝时期海河平原农牧业生产》讨 论了刘虞主政幽州期间对社会生产做出的贡献,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3年第2期;关于刘备的研究 较为繁杂,最全面的成果当属张作耀先生的《刘备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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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丧失了任免刺史、州牧的权威和能力,因此宗室刺史、州牧的任命出现了其他方式。总体来看,我们可以将汉末宗室刺史、州牧的任命方式归纳为以下四种:
第一种,皇帝亲自任命。在前文所述的宗室刺史、州牧中,只有刘虞与刘焉由皇帝亲自任命。刘虞出任刺史较早,早在灵帝中平年间之前,他就已经出任过幽州刺史①。在任期间,刘虞善于治民,于胡汉之中都有极高的威望,所谓“威信素著,恩积北方,,[1]2354o这样优秀的政绩为他第二次出任幽州长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后张纯、张举勾结乌桓叛乱,朝廷为平乱,在中平五年(188)以刘虞为幽州牧,再度前往幽州,平定叛乱。值得注意的是,刘虞担任的幽州牧正是中平五年统一安置的三个州牧之一。以当时“皆以本秩居职”⑴如啲政策看,刘虞所任幽州牧为中二千石的高官。刘焉与刘虞的经历类似,其早年出任过冀州刺史⑵"5,但具体年份不可详知。他在中平五年建议灵帝改刺史为州牧,作为政策的提出者,被任命为“监军使者,领益州牧,,[1]2431O从上可知,刘虞、刘焉二人分别担任过刺史、州牧,其中担任州牧的经历是在汉末时期。之所以强调是皇帝亲自任命,因为当时灵帝尚未去世,仍握有任免大权。
第二种,权臣控制、皇帝任命。这种任命方式发生在灵帝去世之后,主要存在于献帝前期。按权臣的不同,又可以细分为董卓时期、李傕、郭汜时期和曹操时期等三个阶段:
先看董卓时期,主要涉及刘岱和刘表。灵帝去世后,董卓入京。董卓在京城烧杀抢掠的同时,“沙汰秽恶,显拔幽滞”⑶矽9,任用了一批不得志的士人为官。刘岱作为其中的一分子,被董卓出任为兖州刺史。刘岱具体何时任兖州刺史,《后汉书》《三国志》等未详。《后汉纪》将此事记在中平六年(189)十一月下,大致可从。作为宗室名臣刘宠的侄子,《英雄记》称刘岱“孝悌仁恕,以虚己受人,
,[2]1184,可称贤德。由此可见,董卓举其任官乃是为自己名声而做的特殊安排。再看刘表。献帝初平元年(190),长沙太守孙坚逼杀荆州刺史王叡,朝廷“诏书以表为荆州刺史,,[112419O在初平元年这个时间节点上,献帝正值年幼,而董卓已经完全控制了朝廷。此处虽言诏书,但定然不是出自献帝之手,乃是董卓之意。刘表为党锢时期的名士,其任北军中候时,因贤能而被选为荆州刺史。可见,刘表亦是贤能士人,董卓举刘表任官,目的与任用刘岱大致相同。他们的任命皆与董卓树立自我形象有关②。
献帝初平三年(192)冬,刘表遣使者向李傕等控制的朝廷进贡。李傕大喜,升任刘表为镇南将军、荆州牧,“以为己援,,[112421O显然,李傕的目的是让刘表成为自己以皇帝名义收拢的支持者。刘繇具体何时任扬州刺史,《三国志》无详载。其书只言刘繇在淮浦躲避战乱,“诏书以为扬州刺史,,[2]11840清人万斯同在《三国汉季方镇年表》中将此事定在兴平元年(194)⑷。考初平、兴平之交诸史事,其说大致可从。后汉廷又加刘繇为扬州牧,振武将军,与袁术势力对抗岁余。田余庆先生认为,刘繇是“东汉朝廷打入江东的楔子”[5]。参考刘表的情况,刘繇任官或许也有李傕等干预的意味,东汉朝廷只是笼统之说。兴平元年另外一项重要任命是刘璋承其父位统领益州。这一年益州牧刘焉去世,地方官员赵題等拥立刘璋为益州刺史,朝廷则“因以璋为监军使者,领益州牧”⑴迦。其中的“因”字值得注意,这说明朝廷的任命只是默认了赵題等人造成的事实。当时无论是李傕等人还是汉献帝,都无力控制益州局势。与其反对赵題等人的提议,不如顺水推舟,更加符合现实O
最后是曹操时期,主要涉及刘备、刘琮。建安元年(196)八月,汉献帝都许,从此进入了曹操挟天子令诸侯的时代。刘备在这一年为吕布所败,后归附曹操,曹操“厚遇之,以为豫州牧,,[2]874o在此之前,刘备虽然曾称徐州牧、豫州刺史,但没有一个是朝廷任命的正式称号。刘琮则在建安十三年(208)继任荆州刺史,但由于曹操南下,刘琮很快便投降了曹操。赤壁战后,刘琮被曹操任命为青州刺史。
第三种,割据势力间相互尊称,主要涉及刘备和刘琦。刘备在兴平元年被陶谦表举为豫州刺史,又在同年受陶谦遗命接任徐州牧。但好景不长,其在不久后便被吕布击败。建安十六年(211),刘备入蜀,刘璋推举其为“行大司马、司隶校尉”剛襄刘备这几次任官有共同特点,即都是由地方势力自行表
①《后汉书》卷73《刘虞公孙瓒陶谦列传》言“虞初举孝廉,稍迁幽州刺史”,后“公事去官”。中平初期,黄巾起,攻占河北各地诸多郡县,因此“拜虞甘陵相”,以稳定局势(第2353页)。可知,刘虞初任幽州刺史在灵帝中平年间之前。
②关于董卓任用贤人的讨论,可参见唐长孺先生的《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收入《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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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而非汉廷任命。与此相类似的还有刘琦。建安十三年(208)赤壁之战后,刘备表举刘琦为荆州刺史。此时曹操与刘备已势如水火,曹操控制下的朝廷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建议,因此应也没有官方认可。
第四种,自称,只有刘备一人。刘备有两次自称州牧的经历,一次是荆州牧,一次是益州牧。建安十四年(209),刘备自“领荆州牧,屯公安”ms①。在刘备击败刘璋占据蜀地后,又于建安十九年(214)自领益州牧。
总体来看,汉末宗室刺史、州牧的任命方式经历了从皇帝亲自处理到权臣把控皇帝安排,再到地方互表乃至自称的过程o这个过程的背后,是汉末刘氏皇权的衰退乃至消亡,也是该时代政治进程的一个缩影o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刘氏皇权丧失了掌控政局的能力,更无法掌控宗室,宗室官员成为各种势力拉拢或攻击的对象。出任封疆大吏的宗室们则在现实的动荡中,逐渐心生异志。
二、客居:汉末宗室刺史、州牧的外来性
汉末之所以出现地方军阀割据的情况,很大程度上源于东汉长期以来地方力量的发展。这种地方力量的发展一方面表现为地方豪族的兴盛,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地方官员权势的加重。这些内容,学界已多有研究,兹不赘述。时至汉末,雄并起,当地方豪族以地方官员的形式割据一方时,两方面力量的叠加使得地方力量更加兴盛。
居家新主张表1汉末非宗室刺史、州牧
姓名出身地割据地豪族与否出处
马腾凉州陇西凉州外转本豪族②《三国志•蜀书•马超传》注引《典略》
韩遂凉州金城凉州本地豪族《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公孙瓒幽州辽西幽州本地豪族《后汉书•公孙瓒列传》
袁绍豫州汝南冀州天下名族《后汉书•袁绍列传》
曹操豫州沛国兖州外转本豪族《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吕布并州五原兖、徐州外地非豪族《后汉书•吕布列传》
陶谦扬州丹阳徐州外地非豪族《后汉书•陶谦列传》
张鲁豫州沛国汉中外转本豪族《三国志•魏书•张鲁传》
袁术豫州汝南淮南天下名族《后汉书•袁术列传》
孙策扬州吴郡扬州本地非豪族《三国志•吴书•孙策传》
士燮交州苍梧交州本地豪族《三国志•吴书•士燮传》
在汉末主要的割据势力中,有两种形式最为突出:一是割据者本人出身于其割据地,他们往往是本地豪族,即使不是本地豪族者,也拥有乡土之利;二是割据者所据地盘虽然不在其家乡,但由于本人拥有强大的宗族势力,使得其能利用这样的宗族力量割据地。不过,汉末宗室刺史、州牧却不符合以上情况。为了说明他们之间的差异,我们以自西向东、自北向南的顺序先将汉末时期宗室以外著名的割据人物列成表格进行展示(见表1),从上表可知,除吕布、陶谦外,其余人基本都符合上述的两种情况。不过,作为非豪族的吕布、陶谦能在外地立足,也依靠了来自家乡的力量。吕布割据兖州、徐州,虽然远离
①《资治通鉴》卷65载刘备表孙权行车骑将军、徐州牧后,孙权反表刘备为荆州牧。张作耀先生认为孙权如果“借荆州”与刘备,则不可能承认刘备为荆州之主,刘备领荆州牧应为自称。其说可从,见氏著《刘备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5页。
②所谓“外转本豪族”,指人物籍贯虽非本地,但其家族在本地任官、繁衍,具有强大力量,进而转化为本地豪族。如马腾家族,籍贯本为司隶扶风槐里,但常年盘踞凉州,已成为凉州胡、汉力量的领袖。又如曹操家族,曹氏籍贯为豫州沛国谯县,祖、父显赫,家资丰盈,又与当地大族夏侯氏有密切
关系,因此可称为豪族。曹氏集团从家乡转移到兖州,迅速成为兖州本地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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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并州,但其凭借的核心力量的正是丁原组建的并州军队①。其部下名将张辽即是出自并州军的并州人。陶谦统治徐州,虽也是外来客居,但依靠的主要武力正是“从家乡招募来的”⑺天下精锐丹阳兵。可见,汉末非宗室出身的主要割据势力,其所能兴起,依靠的基本都是强大的家族力量或有力的乡土支持。这也是东汉以来,地方势力与豪族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束腰
反观宗室出身的割据势力,他们不符合以上情况,属于十足的外来客(见表2)o
表2汉末宗室刺史、州牧
姓名出身地割据地豪族与否出处
刘虞徐州东海幽州祖、父任高官《后汉书•刘虞列传》
刘焉荆州江夏益州否《三国志•蜀书•刘二牧传》
刘璋同焉益州否《三国志•蜀书•刘二牧传》
刘表兖州山阳荆州否《后汉书•刘表列传》
刘琦同表挂名荆州否《后汉书•刘表列传》
蔡铁根刘琮同表荆州否《后汉书•刘表列传》
刘岱青州东莱兖州太尉刘宠侄《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刘繇同岱扬州同岱《三国志•吴书•刘繇传》
刘备幽州涿郡历徐、豫、荆、益州等出身寒微《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对比两表,可见,由汉末宗室刺史、州牧形成的割据势力与其他主要割据势力有明显的不同之处:其一,宗室刺史、州牧的出身地与割据地(即刺史、州牧任职地)完全不同。如前表所示,11个割据势力中,有5个是割据者出身于割据地的例子。但在宗室表中,没有一个属于这种情况。这说明宗室刺史、州牧与其割据地本身并无任何关系。在彻底控制割据地前,他们在割据地没有任何自家力量。
其二,宗室刺史、州牧没有出身于地方豪族者。前表中,仅有3人是非豪族出身,其余8人,无论是否是本地出身,都有强大的本家家族力量为依托。但在宗室表中,这些宗室官员不仅没有有力的本支家族,而且大多是孤身赴任。只有刘虞和刘岱、刘繇兄弟等三人因祖、父辈出任过高官,可以勉强称得
上是高官世家②。但即便这样,他们与真正的地方豪族也相去甚远。正因为如此,汉末宗室刺史、州牧根本得不到来自本支宗亲的有效支持。这两点不同之处结合起来,指向了同一个现象:由汉末宗室刺史、州牧形成的割据势力,于其割据地而言,完全是外来客。那么,这种“客”的属性从何而来呢?为什么宗室刺史、州牧不能像其他豪族一样拥有强大的家族力量与声望呢?显然,宗室刺史、州牧们与其他主要割据者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的宗室身份。欲解答这些问题,必须回到他们的宗室身份上,而这也正涉及了东汉的国家权力结构和朝廷长期以来对宗室的打压和防范。
东汉之所以能建立,地方豪族在其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虽然光武帝立国后曾对地方豪族展开过打压,但并不可能真正解决这个问题。于是东汉皇权与地方豪族形成了一定的默契和平衡,以共同维持政权和各自的利益。这是东汉王朝国家权力结构的一个重要特征。当东汉进入皇权衰弱期后,这种平衡逐渐被打破,地方豪族的势力愈加兴盛。权力的天平渐渐倾向于地方豪族,他们的发展削弱了皇权的统治力。杨联陞先生认为,东汉只有最初的几代皇帝能掌握大权,之后则“算是转入豪族自由支配时期”⑷。这种说法虽有夸张之处,但基本也道出了东汉豪族的可怕力量。显然,在这种国家权力结构下,宗室作为皇权的衍生物,他们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同样被大大挤压。然而即便如此,皇权依旧没有放松对宗室的打压和限制。
三国时期,吴国的孙奋在总结东汉以来的宗室政策时曾说,自光武帝以来,诸侯王不得行政,“其与
(D方诗铭先生认为,董卓死后,原属丁原的军队逐渐脱离凉州军控制,形成了并州军事集团,以吕布、张辽、张杨为主。见方诗铭《曹操•袁绍•黄巾》中第二章《吕布与并州军事集团》的相关论述。
②刘璋、刘琦、刘琮三人都承父业,堪称“官二代”。但此处所言官员世家,指的是宗室官员初到任地前的情况,即刘焉和刘表祖上的情况。刘焉和刘表祖、父两代中未有见任高官的记载,因此二人算不上官员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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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皆有重禁”⑵⑶3。这是西汉以来限制宗室政策的延续和加强。在朝廷的打压与限制之下,诸侯王已然丧失权力。更为重要的是,中央限制宗室的政策并不止于诸侯王。这些政策从诸侯王开始下行,逐渐传导到宗室的每个角落。随着时间的流逝,诸侯王以下的各层宗室则愈发困顿。他们不仅受朝廷管控,在地方势力发展的过程中,宗室也受到了来自地方官府与豪强的侵夺。到顺帝、桓帝时期,州郡对宗室“横加缪辱”“施行缪错”⑼的事情层出不穷,更加造成了宗室力量的没落,使得地方宗室难以出现豪族。
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便有个别宗支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也不能改变整体的颓势。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汉末这些宗室刺史、州牧并没有自己的家族力量作为依托。他们初入割据地时力量极其单薄,即是在割据地内发展一段时间后,割据地内的家族力量也十分有限。于他们的割据地而言,他们是不折
不扣的“客”①。这种“客”的身份导致宗室地方大员在其割据地内缺乏天然的根基,大大增加了他们在割据地立足的难度。因此,这些外来的宗室为了解决自身的窘境,往往比其他割据者更需要借助割据地内的地方豪族力量来补充自身的不足,同时又会更加注意抑制他们的发展。如刘表重用荆州蒯氏、蔡氏,刘焉镇压州内豪强王咸、李权等人,刘备借助糜竺、陈登的力量在徐州立足,等等②。田余庆先生认为,刘繇之所以未能掌控江东,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进入扬州太晚,“萍漂藻寄,浮水无根”[5],未能与江东真正的大族建立联系。这反过来也可以说明“客居”的宗室刺史、州牧,必须要比其他人更加多地依赖、控制割据地内的地方豪族,才能稳固发展。
三、宗室帝心:刘焉、刘表的皇帝之愿
从血统和身份来看,宗室称帝有着天然的优势,这是历代汉朝皇帝最为担心的事情。因此在皇帝尚有权威的时候,皇帝们总是不遗余力地压制宗室,以避免宗室谋反的发生。但是,当皇权衰微甚至丧失的时候,宗室的这种天然“优势”就变得非常微妙了。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一面是衰微的献帝政权,一面是手中掌握的地方大权,实权派的宗室们很难不对皇位动心。考察历史可知,在前述的九位宗室刺史、州牧中,刘焉、刘表和刘备先后追求过帝位,而刘备最终成功称帝。关于刘备的评说,自古以来便数不胜数,现代学界的研究也是颇为深入。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在此只讨论关注度相对较低的刘焉和刘表。
先谈刘焉。从史料分析,刘焉可能在最初并无称帝之心,只想在乱世中逃到遥远的交州“欲避世难”[2]865。然而,侍中董扶以益州有天子气之说打动刘焉,使其“意更在益州”121865,由此开启了刘焉的益州之路。以往学者在此处只注意刘焉的举动,但其实董扶的行为更值得关注。董扶是东汉著名图谶家杨厚的学生,经大将军何进举荐任侍中,受到灵帝器重。不过,董扶没有将益州天子气的消息告知器重自己的灵帝,而是密授刘焉,随后从其入蜀,担任蜀郡西部属国都尉。仅从这里看,董扶似有辅佐刘焉以谋求自身大业的意图。但从后文的史料可知,董扶当时已经垂垂老矣③,在灵帝去世后不久便“去官还家”⑴27M。这样的状态恐怕实在难以图谋什么大业。
①造成这种“客居”局面,也有任命的因素,这个因素使得宗室离开家乡到异地任官。但是,其他割据势力中也有在异地称雄者,如汝南出身的袁绍、袁术分别占据河北和淮南,沛国出身的曹操与张鲁分别割占兖州和汉中。他们之所以能在异地称雄,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他们家族具有强大力量。如袁氏家族“四世三公”的家族势力在二袁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曹氏与夏侯氏诸将在曹操征战兖州的过程中出力甚巨,张鲁割据的汉中已经过张氏家族三代人的经营,等等。而这些是宗室刺史、州牧不具备的。
②关于汉末宗室雄如何处理割据地内的地方豪族,学界已有不少研究,兹不赘述。可参见方诗铭先生的《“枭雄”刘备的起家与“争盟淮隅”》,载于《史林》1994年第2期;李兆成先生的《蜀汉政权与益州士族》,载于《四川文物》2002年第6期;余鹏飞先生的《刘表荆州政绩浅议》,载于《襄樊学院
学报》2000年第1期等。
神经网络预测③《后汉书》卷82下《方术列传下》载,董扶入蜀,“去后一岁……乃去官还家。年八十二卒。”(第2734页)《三国志》卷31《蜀书•刘二牧传》注引陈寿《益部耆旧传》言“后去官,年八十二,卒家中。”(第866页)从这两条材料中,我们无法断定董扶究竟是哪一年去世的。如按归家后很快去世计算,则董扶离京时已有八十岁。另一种计算方法则是依照任安来类推。董扶和同乡任安少年时曾一起上过太学,因此二人年龄可能相仿。按《后汉书》卷79上《儒林列传上》载,任安死于建安七年(202),年七十九岁。如果按此计算,董扶离京时有七十岁左右。总之,无论是哪一种情况,董扶当时定然是垂暮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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