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传达的批评1952年初，我形成了“中国资产阶级可能在中国革命中和在新民主主义国家建设中，起一定程度内的积极的作用，但是资产阶级思想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建设却不能起丝毫的积极作用”这样的观点。然后我同王惠德研究，提出在《学习》杂志上发表些文章阐明这个观点。王惠德赞成我这个意见。我们决定约部外的艾思奇、许立和吴江三人来写。在约稿时我把这个观点告诉他们，供他们参考，得到这三位同志的支持，送来了稿子。这三篇稿子加上我自己写的一篇，一共四篇。《学习》杂志第2期先发表了许立的文章《驳斥资产阶级的谬论――资产阶级没有向工人阶级猖狂进攻吗?》和吴江的文章《评民族资产阶级的“积极性”》，第3期发表了艾思奇的文章《认清资产阶级思想的反动性》和我的文章《明确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认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思想》。除许立用了“杨耳”的笔名，其余的人都是用的真名。四篇文章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但论述的角度和侧重点各不相同。许立的文章驳斥了否认资产阶级进攻的观点，认为资产阶级不是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发挥自己的积极性，而是“发挥自己阶级的‘两面性’里落后的和反动的一面，也就是破坏共同纲领、破坏国家政策法令的‘积极性’”。吴江的文章主要是对资产阶级的“积极性”作分析，认为革命胜利前后资产阶级的积极性具有其阶级本性，这种积极性的性质是不彻底的、软弱的、改良主义的。艾思奇的文章着重说明资产阶级思想没有什么进步性的观点，认为资产阶级思想在本质上是反动的、腐朽的和丑恶的，没有什么进步性、积极性。我的文章是阐释我前述的观点。
第3期出版后没几天，当时担任中宣部副部长、又是秘书的陈伯达把我去，在中南海的水边谈话。他告诉我，这几篇文章引起一些资本家恐慌，他们问发表这几篇文章是否表明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本主义的政策变了?因为《学习》杂志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办的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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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资本家有这样的疑问。他说这个情况是统战部办的内部刊物《零讯》上反映出来的。他说，资本家的疑问反映到那里之后，认为你们犯了性质非常严重的错误,“受到托洛茨基思想的袭击”，是“半托洛茨基主义”的，必须立即改正。陈伯达还传达，认为上海《解放日报》上发表的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冯定的文章基本上是正确的。陈伯达说，作为一种补救措施，要你们在下期杂志上就转载这篇文章，当然你们也要进行检讨，向读者交代，而最急迫的事是尽快发表冯定的文章，表明这两期发表的文章并非党的政策有了变化，由《学习》杂志自己出来用行动纠正错误，挽回不好的影响。我没有记笔记，因此不敢说每个字都是陈伯达的原话，但意思是不会记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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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文章的作者之一，而且是对这家党的理论刊物负有领导责任的人之一。1949年9月《学习》杂志创办后，从第2期起我就是这家杂志的总编辑。1952年起我虽然不再担任总编辑，由王惠德同志接任，但这家杂志已明确是由中宣部政治教育处领导，而我是这个处的主要负责人，王惠德也兼着政治教育处的工作。因此，对这个事件我不但要负作者的责任，并要负提出这种观点和杂志领导者的多重责任。
陈伯达传达的对我们这样的批评，我和王惠德在思想上不能接受，我们没有认为资产阶级不存在积极性，更没有在文章中“否定资产阶级在现阶段还存在着两面性，而认为只有反动的腐朽的一面”，而且四篇文章没有一篇不讲民族资产阶级有它的积极性，都写了民族资产阶级有它的两面性。但是我们也不是完全不接受批评，因为既然资本家看了这些文章很紧张，引起他们的顾虑，这就是说我们杂志上发表这些文章的实践效果――即政治影响是不好的。既然实践效果不好，批评就是有道理的，自己就应该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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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冯定的文章
当然我和王惠德并不是完全不想为自己辩护，或者认为需要作一些修补，但是我们没有时间去这么做。要求我们在《学习》杂志第4期上发表冯定的文章，而在这以前我和王惠德都还没有注意看冯定的文章，要转载这篇文章，第一步先要研究冯定的文章之后才能行动。
于是，我们马上把冯定的文章来看了几遍。原来冯定的这篇文章一开始就表态说赞成《学习》杂志第2期上那两篇文章的观点，说了不少支持这个观点的道理。因此这篇文章肯定不能原样发表，必须修改，而且改动不会小。不过冯定的文章相当长，除了表示赞同我们观点的话之外，关于肯定资产阶级两面性的话讲得比我们多，内容比较全面，它有被改成一篇“正确”文章的基础，但改起来要花不少功夫。由于《学习》杂志是月刊，刊物马上要出，不好脱期，必须抓紧时间突击修改。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哪里顾得上为自己辩护!
于是我们请印刷厂赶快排出冯定的文章(那时还没有复印技术)，我和王惠德加上在《学习》杂志工作的林涧青三个人，就在排出的清样上对冯文大改特改。我们不但要把这篇文章本来支持我们那些观点的话改掉，而且还要把文章改得更充实些，逻辑更顺些，结果我们把清样改成一个“大花脸”。改好后，为了赶发稿时间，也为了让知道我们是怎么改动的，没有重新改排，就把那个被我们三个改动得很乱的稿子送去那里。倒没有怕那个“大花脸”。他看了，而且自己动手作了修改。毛的改动倒不大，或者说只改动了很少的几个字，批了“可以发表”的字样，退给我们。我们就把这份有手迹的稿子送到印刷厂。冯文发表在1952年《学习》杂志第4期上，总算没有脱期，没有把马脚露出来，看不出是编者受批评后采取的措施。当时我们缺乏档案的观念，这个有手迹的清样，当做一般的稿件留在印刷厂了，没有保存下来。现在要看到其中有手迹的那个文稿恐怕是不可能了。对冯文改了哪些，我全然不记得了，只记得冯文原来的题目是《学习思想来掌握资产阶级的性格并和资产阶级的思想进行斗争》，毛划去题目上的前八字，加上“关于”两字，中间加上“中国”和“错误”几个字，末了加上“的问题”三字。这就把提出和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斗争这个任务，变成探讨这个“问题”。冯文改后的题目就成为《关于掌握中国资产阶级的性格并和中国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进行斗争的问题》。我们觉得改得真好。冯定的文章应该说是经过看过并作了修改的，但把《学习》杂志上转载的这篇文章所作的改动，都看成是
的修改，却与史实不符。
以陆定一的名字作的检讨报告
忙过第4期的编辑出版工作，我们总算松了一口气。一连三天没有睡觉，精疲力竭，总算做到没有脱期，对外表明我们是一个发表不同意见的刊物，前面发表的那四篇文章并不代表党中央或党中央宣传部。但是我们还必须写检讨。如果要我和王惠德写这个检讨，即使再不睡觉，也一定写不好，但是检讨必须在第5期上登出来，实在没有这个可能。于是我和王惠德决定停刊两个月来准备我们的检讨。我们并没有受到什么“停刊整顿”的处分，而是自己决定停刊两期来准备检讨的。那时不兴用“停刊整顿”这种办法来处罚某个刊物，当时从不采取这种行政手段。
第4期出版后，不知道谁(我估计是胡绳)起草了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名义作的《关于〈学习〉杂志错误的检讨》的报告送中央。这个报告是1952年3月29日发出的，也就是《学习》第4期已经定稿马上就可以出版那个时候报中央的。1952年4月4日以中央名义起草了一个批语，发到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区党委、地委，各大军区和志愿军党委，并且在批语中要求“各级党委组织宣传文教工作人员予以讨论，并可在党刊上登载”。在批语中，中央认为中宣部这个检讨“是必要的和适当的。此次错误重在检讨和改正，不拟给予处分”。还在中宣部检查报告中加了一句话:“在四月份的学习杂志上准备转载上海解放日报发表过的冯定同志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观点是基本正确的(其中有些缺点我们作了修改)。”我从《建国以来文稿》的注释中看到的陆定一报告的内容就是这些。穿墙记
《学习》杂志错误这件事，应该完全由我和王惠德――尤其是我负责。事先我未向任何领导请示，胡乔木虽主持中宣部工作，我也没有向他请示过；也没有向陆定一请示过；胡绳作为同政治教育处联系比较多的副秘书长，我也没有同他商量过。不请示的原因，是我认为这样的事情是我自己职务范围内的事，不必也不应该请示。但我们犯的错误
久石让 让子弹飞这么大，就成了中宣部的一件大事，部领导要作检讨。要向中央作检讨，部长不出面也不行。要胡乔木出面检讨也不合适，一来此事没有经过他，他不能负责；二来他名义上毕竟是一个副部长，由他来作检讨就会把中宣部内的特殊情况暴露出来。这的确是个问题，也许正是这样的原因，要由那时有职无权又对此事毫无责任的陆定一出来作检讨。
陆定一代表中宣部为《学习》杂志错误事件作检讨这件事，在外界产生了一种误会，以为这是他后来从中宣部部长降为副部长的原因。其实完全不是一回事。因为早在1950年中央已经不让陆定一主持中宣部工作，而由胡乔木以副部长兼秘书长的名义主持中宣部的工作了，在一段时间里连陆定一的工作也要听从胡乔木分配。这个情况不在中宣部工作的人是不会知道的。但是这件事要由有正部长的名义而没有正部长实权的陆定一来写检讨，却使我纳闷。现在我也没有了解到能确切说明这么做的原因，而这一点是不会有档案的。
陆定一给中央送去的那个报告，对我们所犯错误上“纲”到“公开地违反了党的路线和政策”,“在中央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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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刊物上连续地发表违反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文章，这对于我们，实在是个严重的教训”。不过，陆定一的报告没有说我们说过否定中国资产阶级两面性的话，更没有说我们强调“资产阶级的反动性”，只是说我们在“实质上”否定了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还存在着两面性，意思是说“否定资产阶级两面性”是推断出来的。
《学习》杂志的文章没有在实践上产生更严重的不良后果，这是因为《学习》杂志第3期一出版就开始纠正，从第2期出版开始到第4期发表冯定的文章只有两个月的时间；而做资本家工作的中央统战部，一批评《学习》杂志的错误，他们就知道了。我们没有听说党和政府的哪个部门“紧跟”这几篇文章的事。在现实中有对资本家过火的行为，这种现象一直有，在《学习》杂志错误纠正后也还有，但这不能算到《学习》杂志错误的头上。
《我们的检讨》
陆定一送出这个报告我当然是知道的，但是中宣部并没有为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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