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莹莹，张婷婷
来源：《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上旬刊》 2013年第3期
王莹莹1，张婷婷2
（1.吉林动画学院，吉林 长春 130000；2.东北师范大学，吉林 长春 130000）
摘要：在人类漫长的文学史中，男性文学一直处于主流地位，女性文学被定义为“边缘”文学。女人在社会中被看做男人的附属和随从，无论在文学界还是社会生活中都处在“他者”的位置上。男性笔下的女性形象完全是按照男权思想定义的“天使”女性形象，而女性作家在作品中展现了女性生存的现实，表达了渴求男女平等与独立的思想意识。 关键词：女性主义批评；男权思想；平等与独立；两性视野
中图分类号：I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3）03—0135—02
广水四中
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史中，男性长期占据着统治地位，他们主宰一切，用男性意志去建构世界，塑造文
北京汉铭化。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母权制的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了淫役的奴隶，变成了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1］此后，由于社会和历史的种种原因，在长久以来的男权社会中，以男性为中心的男权意识始终占据着一种“普遍性”，对女性的这种主宰长期以来一直是男性权威的姿态。在男权思想主导的社会中，男性将历史遗留的男权思想完全暴露在文学作品中，男人早已经习惯指挥和支配女性体，而女人必须顺从，不能反抗，被男人视为侍从和消遣的工具。因此，可以说，女人是被社会力量和男权思想塑造而成的。在《男人创造语言》一书中，德尔·史班德总结说：“作为一种系统，语言体现了性别的不平等，女人在这个系统中总是受害者。”［2］可以说，男性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是男作家的艺术想象，是他们自己的主观愿望，而这种想法彻彻底底忽略了女性的感受和权益。
在主流文学创作中，男性作家扮演着女性形象缔造者的角。他们像雕刻家雕刻胚土一样，以男性的社会认知和社会需求来塑造女性形象，并将这种形象告知给全社会，在潜意识中影响女性的社会行为，进而巩固男性本位的社会结构。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通常有两种极端的形象：要么是自私、蛮横、心怀鬼胎的“祸水”；要么是淳朴、可爱、无私的“天使”。这反映出男性文学的“厌女症”和“对妇女的文学虐待或文本骚扰”，［3］这一切都是建构男性霸权地位的精妙设计。
anarchy in the uk
在西方《圣经》中，夏娃因引诱亚当偷食禁果而触怒了上帝，两人被驱逐出伊甸园，犯下原罪。从那时起，女性就背负起了罪恶的形象，成为引诱男性走入歧途的邪恶化身。王军教授在《论西方女性
主义批评的范畴》一文中有如下阐释：“夏娃这一形象表达了男性把人类本身的某些破坏性因素归罪于女性的思路，形成了男作家笔下的一系列的悍妇、妖女形象。如：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中的麦克白夫人、格林童话中嫉妒白雪公主的皇后、劳伦斯小说《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中的白黛都是这个系列中赫赫有名的人物。”［4］这些文学作品中所谓的“悍妇”、“妖女”，其实往往指的是一些敢于打破男权规则的女性，她们的存在对男性本位的社会构成了威胁，是他们所深恶痛绝的。所以，在西方男作家笔下，这些女性往往命运多舛，潦倒而终，遭人唾弃与谩骂。
大多数男作家在作品中刻画的女性形象是温文尔雅、言听计从、完全依附于男性的贤妻良母。她们整日围着家庭和丈夫转，丧失自我，被定义成“家中的天使”。美国作家德莱塞在小说《珍妮姑娘》中塑造的珍妮形象就是这样一位天使，但门第的差异和等级的观念使得珍妮的两次恋情都没有善终，最后还是沦为男权社会的牺牲品；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安娜·卡列尼娜单纯善良，时刻用高尚的道德约束自己，她穷极一生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爱情与婚姻，但这样的女性最终饱尝生命的悲苦，结束了自己无望的爱情和生命。“迷惘的一代”的重要代表作家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是他反战题材的著名小说之一，小说中女主人公凯瑟琳虽然得到爱情的眷顾，可最后仍悲惨死去。整篇小说中，凯瑟琳被死亡和战争包围，恐惧感一直萦绕着她，而她更是依赖亨利，完全归属于亨利，将自己全部的情感寄托在这个男人身上。凯瑟琳温柔体贴，展现了女性美丽与善良的闪光点，她对爱情执着忠贞，对她来说，亨利就是她生命的全部，甚至比她自己的生命还重要。但最后，鬼笔菌
海明威仍为凯瑟琳创作了悲惨的命运：在下大雨的夜里，她因难产而死亡。当凯瑟琳告诉亨利“我怕雨，因为有时我看见自己死在雨中”的时候，就隐含了雨和她命运的息息相关，直到她死去，外面依然下着雨。由此可见，在海明威的眼中，天使般的女性是他唯一推崇的女性，而这样的女性要以牺牲自己并依附男性去实现灵魂的升华。
在人类漫长的文学史中，男性文学一直处于主导地位，但女性文学也在一个角落里暗自生长着。最开始的女性文学并不成熟，因为在19世纪社会中，女人地位极其低下，毫无自我，完全处于失声状态。尽管女性仍存在怯懦，还没有在真正意义上解放自己，仍以家庭为重，文学写作还存在一定束缚，有些女权主义者甚至认为写作与家庭是无法兼得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女性文学创作初期的局限性，但女性创作意识的觉醒和萌动极其振奋人心。在19世纪女性文坛闪耀出颗颗亮星：奥斯丁、勃朗特、艾略特、伍尔夫，后来在少数族裔女性文学中，黑人女性文学也以独特的姿态登上了女性文学的舞台。
从英国女作家简·奥斯丁的小说《傲慢与偏见》和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中女主人公的奋斗历程中，我们看到了女性为寻求自由和理想所付出的努力，也认识到了女性通过不屈的精神和个性解放最终能够赢得胜利曙光，改变社会对女性的看法。在《傲慢与偏见》中，女主人公伊丽莎白打破传统爱情观念的束缚，通过自身的努力赢得了真爱与尊重。同样，夏洛蒂·勃朗特在《简·爱》中塑造的女主人公简虽然貌不惊人，出身微寒，但她做到了自尊自强、不卑不亢、不屈不挠，勇敢地追求幸
福与理想。生活的磨砺让她懂得了要做自己的主人，她不再是男人的附庸，而是能够自我保护、拥有独立人格的新女性。阿贡活佛
多年以来，女性批评家们一直把女性形象和文化身份作为研究对象，并致力于建构独特的女性研究理论。这种研究理论既承认男女之间的差别，同时又使女性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地位与独立的思想意识。在名作《她们自己的文学》中，美国著名的女性主义批评家、理论家伊莱恩·肖总结了女性文学的变迁和进化过程，将女性文学划分出“女人气的，女性主义的和女性的”三个阶段。［5］女性作家从对男性作品的模仿到对男性作品提出质疑，最后建立起个性独立的女性文学，这一过程充分体现了女性形象和文化身份的建构与结构的过程，使女性主义批评为当代西方文艺批评带来了勃勃生机。
综上所述，女性作家通过女性自身独特的笔触和观察视角获得了自己的发言权，从而改变了男性本位的社会结构，书写了女性自己的命运和前景。而男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或者是他们心中理想的化身，或者对女性进行了歪曲和不公正的描述。男性作家笔下的女人是他们想象中的女人，而女人笔下的女人才是真正的自己，真正的女人。女性作家从种族、性别、文化、阶级的范畴入手，来冲击男性、男权社会。女性文学开辟了整个文坛的新领域、新境地，同时奠定了女性文学在文学界的地位，也为整个文学的发展与繁荣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参考文献］
［1］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林树明.多维视野中的女性文学批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3］荒林，王红旗.中国女性文化［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
［4］王军，侯天皓.论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范畴［J］.求索，2008（10）.
［5］伊莱恩·肖.她们自己的文学：从勃朗特到莱辛的英国妇女小说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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