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纠缠背后的故事（五～⼋） ·程鹗·
量⼦纠缠背后的故事（五～⼋）
·程鹗·
（之五）：光的波动和微粒本性
1906年，德国⽼牌的慕尼⿊⼤学迎来⼀位新秀，接替早已离任的玻尔兹曼主持理论物理。还不到40岁的索末菲（Arnold Sommerfeld）与普朗克齐名，已经成为德国理论物理学界的中坚。与普朗克类似，他也对爱因斯坦摸不着头脑。 还是在1907年夏，索末菲曾给洛伦兹写信，期望洛伦兹能系统地为爱因斯坦的新理论指点迷津。他直⾔从论⽂中可以看出爱因斯坦是个难得的天才，但同时觉得他实在不可理喻，建造的是⼀个“⽆法解构、⽆法想象的教条（unconstruable and unvisualizable dogmatism）”。这在科学研究领域很不健康。索末菲甚⾄还推测爱因斯坦的思维⽅式是否应该归因于他作为犹太⼈之本性使然。
不过，索末菲很快摈弃了他带有种族性的偏见，与普朗克、洛伦兹等⼀样都与爱因斯坦建⽴了频繁的通信联系，成为学术、⽣活中的挚友。⽆论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这些权威的态度相当⼀致。他们都对爱因斯坦的光量⼦理论⾮常之不以为然，⽽同时他们都接受了狭义相对论，并因之倾慕这个专利局年轻职 员的才华。
正是在他们的共同推介下，爱因斯坦的声名开始在学术界传开，成为会议上的热门话题。但爱因斯坦⾃⼰暂时还⽆缘这些会议，他依然整天端坐在专利局的办公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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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3⽉14⽇，爱因斯坦度过了30岁⽣⽇，进⼊⼈⽣的⽽⽴之年。
那年，爱因斯坦曾通过提交论⽂获得博⼠学位的苏黎⼠⼤学有了⼀个副教授空缺。他被推荐为候选⼈之⼀，只是排名并不靠前。即使是在⼏位“更合格”的候选⼈相继因各种原因出局之后，他的机会依然不容乐观。爱因斯坦做了极⼤的努⼒，还专门精⼼准备了⼀堂授课作为⾯试，以消除教授们对他教学能⼒的疑虑。终于过关后，他意外地发现这个堂堂⼤学副教授的⼯资居然还是低于他在专利局的薪酬。经过⼀番讨价还价，学校勉强同意以专利局同等⼯资聘请他。 当爱因斯坦向专利局递交辞呈时，他的上司听他说是要去⼤学⾼就不禁莞尔。从⼀个专利局职员转为⼤学教授可以说是闻所未闻，他觉得爱因斯坦不是在胡编乱造就是被⿁迷了⼼窍。
从1902开始，爱因斯坦在专利局度过了七年青春时光。他在这期间的“业余”科研成果相当惊⼈，基本上每年都会发表⾄少五六篇论⽂。也许，他其实得益于这个特殊的环境。这⾥没有他深恶痛绝的教授性学
们指⼿划脚，没有学术界年轻⼈⾯临的职场压⼒，甚⾄对学界主流的兴趣⽅向也不甚了了。因此他反倒⾃由⾃在、信马由缰，在物理学各个前沿领域纵横驰骋。
在本职⼯作中，他经⼿了⼤量五花⼋门的专利申请。绝⼤多数他可以⼀眼看出其中的不合理，不需要浪费太多时间。他⼀般只需要⼤约两个⼩时就能完成⼀天的⼯作量，剩下的时间可以⼲私活。像课堂上开⼩差的学⽣⼀样，他桌⾯上铺满的专利⽂件下藏着⾃⼰的演算纸，不时地埋头研究，只在主管踱步过来时急急忙忙地掩藏。
有时，他也会在专利申请中看到⼀些别出⼼裁的新主意，引发他对涉及的物理现象⽆尽遐思，进⼊某个“思想实验（thought experiment）”境界。
那年头，欧洲各地的钟点尚未统⼀，给⽕车运⾏带来莫⼤烦恼。他批阅了⼀系列如何在各地⽕车站之间调准、同步时钟的专利申请。伴随着隔壁⽕车站悠扬的报时钟声，他理清了不同地点时钟背后的奥秘，发明了狭义相对论。也是在专利局的桌前，他产⽣了⾛向⼴义相对论的关键思想。
在那之外，他还完善了经典热⼒学和统计物理，提出计算“阿伏加德罗常数（Avogadro number）”的新途径，解释了布朗运动……当然，最让他操⼼的还是普朗克的能量⼦和辐射理论。 除了那个⼼地善良、但对物理最多不过⼀知半解的好友贝索，与世隔绝的爱因斯坦没有⼈可以对等
地讨论物理问题。伯尔尼唯⼀的公共图书馆星期天关门，也让他⼏乎⽆法查科学⽂献。当他应邀撰写关于相对论的综述时，他不得不在⽂章中抱歉⾃⼰因为不熟悉资料⽽可能的遗漏。
生态健康
进⼊学术界的梦想成真之际，爱因斯坦着实苦乐参半。在这么多年⼀直抨击欧洲的学术体制和占据教授位置的傻⽠、恶棍之后，他不得不⾃嘲
地告知朋友：“我终于也成为那娼妓⾏会的⼀名正式成员了。（So, now I too am an official member of the guild of whores.）”
很多年后，他依旧怀念专利局的时光，称那个催⽣了他最多漂亮思想的地⽅为世外桃源般的“世俗修道院”。
血染的图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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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修道院”，爱因斯坦加⼊“娼妓”⾏列的第⼀次公开活动是在两个⽉后。那年的德国科学界年会在奥地利的⼩镇萨尔茨堡召开。这是他第⼀次参加学术会议。那时他还没有到苏黎⼠⼤学报道，因此尚未正式成为学术界⼀员。但在普朗克的安排下，刚刚30岁的爱因斯坦在会议最后⼀天做主题报告。这是⼀个相当⼤的荣誉。
1909年9⽉21⽇下午，爱因斯坦步上会议室的讲台。⼀百多名科学家正翘⾸以待，第⼀次⽬睹这个神
秘青年的风采。那济济⼀堂中除劳厄外都是爱因斯坦的初次相识，包括普朗克、索末菲、维恩、鲁本斯等名⼈⼤家。
普朗克主持了那天的会议。他⼏乎⽴刻就产⽣了⼀种失落感。普朗克原本希望爱因斯坦利⽤这个机会综述他已经名闻遐迩的相对论，为其处⼥秀博个头彩。爱因斯坦亮出的题⽬却是《关于辐射本性和组成的观点演变（On the Development of our Views concerning the Nature and Constitution of Radiation）》。普朗克觉得这实在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然⽽，对爱因斯坦来说，辐射——也就是电磁波、光——的本性，才是当下最重要、最值得研讨的课题。
当爱因斯坦发表光电效应论⽂时，他提出的光量⼦概念还称不上理论，甚⾄连假说都算不上，只是⼀个不成熟的“启发性观点”。这个观点在过去四年⾥⼀直在他脑海中演变、充实，这时已经越来越成型。
顽皮豆豆 这个观点之所以奇异，是因为它与杨在1803年⽤⼀个简单的⼲涉实验推翻⽜顿的光微粒说之后的整整⼀个世纪理论、实践直接相违。在赫兹之后，麦克斯韦的电磁理论⼀枝独秀，已然成为⽆可辩驳的科学真理。爱因斯坦在提出光量⼦的同时，也⼀再强调麦克斯韦理论在光的传播等问题上早已被证实，可能永远不会被取代。
这样，光如何在传播时表现为波动，⼜会在其它场合表现为粒⼦，成为令爱因斯坦寝⾷不安的难题。这个困扰不解决，不仅他不可能说服普朗克等⽼⼀辈，量⼦理论本⾝也⽆法⾃圆其说。
在讲台上，爱因斯坦回顾了这⼀⽭盾，再次指出描述⿊体辐射的普朗克定律与麦克斯韦电磁理论的不相容。四年来，他⼀直在寻求⼀个从麦克斯韦⽅程逻辑地推导出普朗克⿊体辐射定律的⽅法，却完全失败了。他总结道，如果遵循经典理论，必然会导致瑞利-⾦斯的紫外灾难，没有别的出路。但物理现实却在顽固地宣告，只有普朗克定律才是正确的。
于是，他决定反其道⽽⾏之。
其实，爱因斯坦在那年年初已经发表了⼀篇题为《关于辐射问题的现状（On the Present Status of the Problem of Radiation）》的论⽂，描述了他的新发现。那篇论⽂没能引起⼈们注意。于是，他在这个会议上当⾯阐述。
他研究的是光的压强。
压强是⼀个基本的物理概念。由原⼦、分⼦组成的⽓体的压强与温度、密度的关系是19世纪热⼒学的热门。在那个世纪末，根据玻尔兹曼的统计分布计算⽓体的压强已经轻⽽易举。
波动也会有压强。声波的压强推动⽿膜，才让我们听到声⾳。作为电磁波的光也有压强。我们看到
彗星长长的尾巴，那就是它在太阳附近融化、分解的冰粒被太阳光的压强“吹”出来的效果。麦克斯韦⽅程在预测电磁波的同时，也精确描述了它的压强。
但爱因斯坦这时的出发点却⼤不⼀样。他不准备预先设定光是麦克斯韦的电磁波还是由光量⼦组成的⽓体。他只认定⿊体空腔中的光满⾜普朗克定律。从这个现实出发，他也可以反过来计算光的压强。
这是⼀个⾮常新颖的“反向”思路。
这也是⼀个⾮常简单的计算。就在普朗克担⼼他⼜会看到⼀个⽀持光量⼦的新证据时，爱因斯坦已经展⽰了⼀个出乎意料的结果：遵从普朗克定律的光的压强在数学形式上由两个独⽴的项相加⽽成。
爱因斯坦这时渐⼊佳境。他像魔术师终于向孩⼦们揭开谜底⼀样宣布，这两个项各有来历。其中之⼀来⾃麦克斯韦⽅程：经典波动理论所描述的电磁波压强；⽽那另⼀项，却是假设电磁波完全是光量⼦组成的⽓体时会有的压强。它们不是⾮此即彼，⽽是同时存在。
如果温度⾮常⾼，普朗克定律简化为瑞利-⾦斯定律。这时光的压强完全来⾃麦克斯韦⽅程那⼀项——光表现犹如波动。反之，如果温度⾮常低，普朗克定律简化为维恩定律。这时的电磁波的压强则只来⾃那另⼀项：光表现犹如粒⼦组成的⽓体。
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光由更完整的普朗克定律描述。它的压强是同时存在的两个项的总和：光既不完全是波动，也不完全是粒⼦，⽽是同时既是波⼜是粒⼦。
对普朗克等⼀众学者来说，这是⼀个出乎意料的震惊。对于物理学，这则是⼀个⽐能量⼦还更具⾰命性的新观念。
因此，爱因斯坦宣布，普朗克定律说明光在麦克斯韦的波动之外，还同时含有粒⼦特征。波动和微粒不能再继续被认为是两个互相排斥，⽔⽕不相容的特性。物理学家需要放弃现有的辐射理论，寻⼀个新的、和谐地包容波动和粒⼦性质的光理论。
他认为这应该是理论物理学下⼀步必须解决的难题，在对光的本质和组成的认识上必须有⼀个根本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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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年轻的爱因斯坦还是过于乐观。
他结束之后，主持会议的普朗克⽴刻便站起来做了回应。在礼貌地感谢爱因斯坦的演讲之后，普朗克毫不含糊地表达了反对意见。他依然坚持量⼦只是在光吸收、发射时的现象。爱因斯坦⿎吹真空中的辐射、光波本⾝由量⼦组成，那势必会导致对麦克斯韦理论的放弃。这在普朗克看来是⾛得太远，
没有必要。
普朗克定下基调之后，在座的其他物理学家也都跟着表⽰了反对意见。只有年轻的斯塔克例外，发⾔⽀持了爱因斯坦。于是，爱因斯坦的这番启迪和挑战⼜⼀次被主流物理学界束之⾼阁。
其实，爱因斯坦并没有准备放弃麦克斯韦理论。
在与普朗克的私下通信中，他曾屡次辩解他不是对⽅想象的光粒⼦极端主义者。他的光量⼦也完全不是⽜顿微粒说的复活。⽜顿的微粒是⾁眼看不见的有质量的粒⼦，遵从⽜顿定律。这早已被杨和后来⽆数⼈的实验否定。他很清楚，在光的⼲涉、衍射等波动特性上，麦克斯韦⽅程的确是⽆可替代的。
然⽽，⿊体辐射、光电效应等现象也暴露了麦克斯韦理论的不⾜。他的压强计算表明现实中的光还具有麦克斯韦⽅程中缺失的“另⼀项”。这个缺陷不可忽视。因此，他设想如果能到合适的⽅式推⼴麦克斯韦⽅程，就应该能同时描述电磁波的波动、粒⼦特性，让它们和谐共处。这样，已经被实验证明的普朗克辐射定律就能够有⼀个坚实的理论基础。
那年，他与洛伦兹频繁通信讨论。在电磁学中已经浸淫了⼏⼗年的洛伦兹警告爱因斯坦，麦克斯韦⽅程组是⼀个极其优美⼜完整的体系，牵⼀发⽽会动全⾝，很难再添砖加⽡锦上添花。那是⼀条⾛不通的死路。
焊接技术
的确，在⽜顿⼒学遭遇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强劲挑战之时，麦克斯韦描述电磁学的⽅程组在洛伦兹那⼀代物理学家中依然享有崇⾼的地位。玻尔兹曼就曾谓为惊叹：“难道是上帝写下了这⼀系列⽅程吗？”
但即使那真是上帝的杰作，英勇的施⽡本⼈也⽆所畏惧。
（之六）：索尔维会议
1909年10⽉，爱因斯坦⼀家从伯尔尼搬回苏黎⼠，在他们当年作为⼤学情侣的旧地开始⼼情舒畅的新⽣活。玛丽奇很快怀上了他们第⼆个⼉⼦。
教学对爱因斯坦来说是⼀个新的挑战。还在专利局期间，他曾⼏经努⼒争取到伯尔尼⼤学⼀个没有⼯资的代课职位。第⼀学期，他没有学⽣来上课。好朋友贝索拉了另外两个专利局的朋友来捧场。第⼆学期，刚有了⼀个学⽣却很快就退了课。课堂⾥除了那⼏个朋友，就只是他那个对物理学⼀窍不通的好妹妹。因为⽆法向这些⼈收费，他只好停了课。也难怪苏黎⼠⼤学的教授们会对他的教学能⼒放⼼不下。
有了正规教职后，爱因斯坦在苏黎⼠⼤学全⼒以赴，每天花很⼤精⼒备课。他的⼯资不⾼，因此依旧⾐着邋遢不修边幅。但与其他教授不同，他完全没有架⼦，在课堂上积极与学⽣互动，还经常邀请
学⽣课后去酒吧咖啡馆神侃，故⼤受欢迎。只是有⼀天他猛然醒悟：重新回到学术殿堂之后，他能够⽤来思考物理问题的时间反⽽⽐在专利局时少得多。
虽然这时他已经名声在外，苏黎⼠⼤学的同道对这个新来的副教授并没多加注意。直到有⼀天，爱因斯坦再次迎来⼀位不速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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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爱因斯坦奇迹年的1905年年底，柏林⼤学的能斯特（Walther Nernst）提出了⼀个⼤胆的猜想：所有物体在温度降⾄绝对零度时，它的“熵（entropy）”都会变成零。熵是⼀个热⼒学概念，是对物体有序程度的衡量。普朗克当初⽤以推导⿊体辐射的热⼒学第⼆定律便是关于熵的：孤⽴系统中的熵总会增加，即越来越⽆序。
能斯特⽐同校的普朗克稍微年轻，但名⽓已经不相上下。他的研究领域更接近化学，是当时正兴起的“物理化学”专业的领军⼈物。他把⾃⼰的猜想称之为“定理”，其实却没有任何理论或实验上的证据。为了寻根据，能斯特也对低温下固体的⽐热发⽣了兴趣。
爱因斯坦当初在专利局资料中只查到了导师韦伯的数据。他不知道在韦伯之后不久，苏格兰的杜⽡（James Dewar）也做过⽐热测量。与韦伯靠天吃饭、苦等寒冬季节不同，杜⽡开创了低温制冷技术。
他率先实现了氧⽓、氢⽓在极低温下的液化，并以发明沿⽤⾄今的保温瓶——“杜⽡瓶”——⽽著名。也是在1905年，杜⽡发表了⾮常低温下的⽐热数据，⼤⼤扩展了韦伯的结果。爱因斯坦也算侥幸。他的简单模型与韦伯的数据符合得⾮常好，但如果包括了杜⽡的新成果反倒会显得差强⼈意。
爱因斯坦的论⽂在1907年发表后⼀直⽆⼈问津。在萨尔兹堡会议上，他因为专注于光的本质也没有在演讲中提及这个重要发现。倒是没有去开会的能斯特在1910年偶然发现了那篇论⽂，顿时如获⾄宝。因为爱因斯坦关于⽐热在绝对零度时趋于零的预测与他那熵趋于零的猜想⼏乎等价，⽽爱因斯坦提供了背后的物理原因。
1910年3⽉初，能斯特亲⾃跑到苏黎⼠与爱因斯坦会⾯。这个⼤名⼈的到来在名不见经传的苏黎⼠⼤学引起不⼩的轰动，总算让当地教授们对他们⾝边的副教授刮⽬相看。
也是在那之后，爱因斯坦的⽐热理论才引起⼴泛注意。能斯特和他的学⽣们进⾏了系统的低温⽐热测量，肯定了爱因斯坦的预测。不久，爱因斯坦那简单化的定性模型由索末菲和他的学⽣德拜（Peter Debye）推⼴成严格定量的理论。
⽽能斯特猜想的“定理”更是⼀跃成为热⼒学的第三定律，现代物理学的基⽯之⼀。量⼦的概念由此进⼊了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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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家庭在苏黎⼠的幸福⽣活没能持续多久。很快，他接到来⾃远⽅的好消息：布拉格⼤学的德语部有⼀个正教授席位，⼏经斟酌之后决定聘请爱因斯坦。
那时⼤学⾥的副教授不是独⽴的职位，⽽只是辅助相应正教授的附属。所以，正教授席位⾮同⼩可。对爱因斯坦来说，这是他职业⽣涯的⼤飞跃。但是，这个职位也来之不易。妻⼦玛丽奇极⼒反对，不愿意离开苏黎⼠这个熟悉的温馨环境。捷克当时属于奥匈帝国，有着⼀整套陈规陋习。爱因斯坦不得不收敛起他施⽡本⼈的倔犟，既同意加⼊奥地利国籍，⼜违⼼地在⽂件中撤回他没有宗教的选项，填上了⾃⼰⾪属信奉摩西的犹太教（Mosaism）。
1911年1⽉，他成为布拉格⼤学的教授。⼯资也加了⼀倍。
那年秋天，⽐利时的实业家索尔维（Ernest Solvay）在能斯特的游说下拿出⼀笔资⾦，由普朗克和能斯特遍洒英雄帖，邀请了19位最杰出的物理学家聚会讨论他们⾯临的最迫切问题：辐射与量⼦。年仅32岁的爱因斯坦是收到请柬的最年轻⼀位。他还应邀在会上做专题报告。
这样的⾼档次国际学术会议在当时还是⾸创。在索尔维的财⼒⽀持下，教授们下榻布鲁塞尔最豪华的饭店，享受最⾼级的招待。在那星期⾥，他们没有任何⽣活羁绊，尽情争辩物理问题。
10⽉29⽇，会议开幕。已经73岁⾼龄的索尔维讲话，洋洋洒洒地论述了他的世界观和对科学发展的看法。精英们正襟危坐，礼貌地凝听、感谢他的指导之后，才开始他们的议程。
在能斯特的安排下，爱因斯坦的报告在最后⼀天，题⽬是《⽐热问题的现状》。虽然会议的主题是“辐射与量⼦”，他惊讶地发现光量⼦概念并没有被排上⽇程。于是，他在系统地介绍了他四年前研究⽐热的成果之后，⼜⾃作主张地⽤相当的篇幅讨论辐射同时是波动和微粒的本质，继续两年前在萨尔兹堡的话题。
这⼀次轮到德⾼望重的主持⼈洛伦兹站出来回应。他也再次指出爱因斯坦的观点完全与麦克斯韦理论⽭盾，似乎不值⼀哂。那年年初，爱因斯坦在搬家去布拉格途中曾专门绕道荷兰拜访了洛伦兹。他们虽然在量⼦问题上意见相左，但这年龄上相差了四分之⼀世纪的两个⼈已经成为互相倾慕的好友。
这是爱因斯坦第⼀次在国际范围专家⾯前亮相。他曾经对这个难得的机会满怀希望，结果却颇为失落。在他眼⾥，与会者⼤多⽼⽣常谈、了⽆新意。⼏天下来，他在学术上毫⽆收益。
让他⼤开眼界的倒是学术之外的花絮。在这次会议上，他第⼀次见到法国的居⾥夫⼈（Marie Curie）和与她同来、她已故丈夫当年的学⽣郎之万（Paul Langevin）。会前，法国的⼩报开始连篇累牍地发表被郎之万妻⼦披露的居⾥夫⼈与郎之万的情书。这场婚外恋被炒作得沸沸扬扬，成为学界⼀⼤丑闻。可也正是在会议期间，诺贝尔委员会宣布将当年的化学奖授予居⾥夫⼈，表彰她发现、分离镭元素等贡献。这是居⾥夫⼈继与丈夫⼀起获得190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之后第⼆次获得这⼀殊荣，却来得似乎很不是时候。
爱因斯坦觉得颇为滑稽。私信⾥他向朋友讥谑：凭居⾥夫⼈的魅⼒，应该不可能对任何婚姻造成威胁。但同时，他也给居⾥夫⼈写信，表达诚挚的敬意和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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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对索尔维会议的失望也许更多来源于⾃⼰的⼼境。会议的主题“辐射与量⼦”正是他最关⼼的课题。然⽽，1911年的他与1909年萨尔兹堡会议上的他已经判若两⼈。在这两年⾥，他⼀直致⼒于寻推⼴麦克斯韦⽅程，使其容纳光量⼦的途径。但他屡战屡败，这时已经觉得⾝⼼俱疲、⼭穷⽔尽，再也不到突破⼝。也许，洛伦兹的确⼀语成谶：麦克斯韦⽅程不可撼动。
在这个英荟萃的场合，他也没能捕捉到新的思想⽕花。
玛丽奇的感觉没有错，布拉格那个陌⽣的地⽅的确不适合他们。爱因斯坦在那⾥⽆论⼯作还是⽣活都差强⼈意，远不如在苏黎⼠时的惬意。他的办公室窗外倒是⼀个宁静、漂亮的公园。他经常看到⼀些⼈或规规矩矩、若有所思地散步，或激情地辩论。但奇怪的是早晨那⾥全是⼥性⽽下午全是男性。他打听之后才明⽩隔壁是⼀个疯⼈院。爱因斯坦不禁对来访者感慨：你看，楼下也还有⼀些不是整天操⼼着量⼦理论的疯⼦。
苏黎⼠也在记挂着爱因斯坦。当年曾在⼤学考试、专利局职位上帮过⼤忙的好朋友格罗斯曼已经是
他们母校苏黎⼠联邦理⼯学院的数学教授。他联合当地学者为爱因斯坦在那⾥争取到⼀个正教授职位。在布拉格不到⼀年之后，爱因斯坦再次搬家，⾐锦还“乡”。他们的导师韦伯那时正好去世，避免了不必要的尴尬。爱因斯坦冷酷地评论：韦伯的去世对学校来说是有利的事情。
其实，苏黎⼠也已经容纳不下这颗正冉冉升起的新星了。
1913年7⽉的⼀天，能斯特再次来到苏黎⼠。这次他还带来了普朗克。两位学术名流携⼿到这偏僻所在，只有⼀个⽬的：说服爱因斯坦接受他们的聘请去柏林⼤学。
浙江省消防条例 ⾃从两年前第⼀次来这⾥见到爱因斯坦之后，能斯特就对这个他称之为“玻尔兹曼再世”的年轻⼈深为倾服，当时就有了将这个天才招揽⾄柏林⼤学的念头。他不仅是⼀个卓有成就的科学家，还是⼀个善于经营、运作的活动家，同时在学界、政界、商界游刃有余。在科研之外，他曾发明过⼀种电灯，赚了⼀笔⼤钱。在他和普朗克联⼿操作下，他们为爱因斯坦量⾝定做了⼀个⾮同寻常的席位。
虽然爱因斯坦还年轻，他们保证他会⽴即被接收为普鲁⼠科学院成员，并能通过科学院领取⼀笔⼯资。同时，爱因斯坦会被聘为柏林⼤学的教授和即将成⽴的理论物理研究所主任。在丰厚的薪⾦之外，他们解释那会是⼀个不需要承担任何教学任务的教授席位、不需要经⼿任何⾏政管理的主任职务。这样，爱因斯坦可以全⼼全意、随⼼所欲地专注于他⾃⼰的科研。这在当时的⼤学⾥是前所未有的特殊待遇，尤其是为了⼀个刚刚才过⽽⽴之年的后起之秀。为了促成这个席位，富裕的能斯特还⾃
掏腰包捐了款。
这⼀切的确都投准了爱因斯坦所好。不到两年的教授⽣涯已经让他感觉教学的疲倦，正巴不得能摆脱这个负担。为了表现矜持，他让那两位⼤教授坐⽕车出游，⾃⼰好有点时间“慎重考虑”。他许诺会带上花在车站迎候他们归来：红花意味着他决定接受聘请，⽩花则表明他要留在苏黎⼠。当普朗克和能斯特回来时， 他们⾮常⾼兴地看到站台上微笑的爱因斯坦，⼿⾥举着⼀只红玫瑰。
为了兑现诺⾔，普朗克、能斯特、鲁本斯和另⼀位柏林⼤学教授、也参加了索尔维会议的前德国物理学会主席⽡尔堡（Emil Warburg）联⼿给普鲁⼠科学院写了⼀封提名信。他们⼀再强调爱因斯坦是⼀个不寻常的天才，因此需要也值得⾮凡的待遇。在信中，他们⾃然热情洋溢地对爱因斯坦赞不绝⼝，指出“在⽇益丰富的现代物理中，⼏乎不存在⼀个爱因斯坦没有做出过显著贡献的领域。”
同时，他们也没忘了指出这个年轻⼈的不⾜之处：“有时候，他可能会在推测中迷失⽬标，⽐如他的光量⼦假说。但这并不能当作贬低他的根据，因为要在科学中引进真正的新思想，就不能不经常地冒⼀些风险。”
在1913年，普朗克绝望之际引⼊量⼦概念已经过去了12年，爱因斯坦提出光量⼦概念也有了⼋年之久。以他⼀⼰之⼒，爱因斯坦将量⼦概念从电磁波推⼴到原⼦振动、热⼒学，揭开了⼀个新的普适理论的序幕。但此时此刻，在这些权威⼈物的眼⾥，他的这些努⼒不是⾰命性的创新，⽽只是⼀个可以
被谅解的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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