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三种还是一种意识形态?

保守主义、⾃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三种还是⼀种意识形态?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保守主义、⾃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三种还是⼀种意识形态?》(1999
转⾃:⽂化批评与研究
作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译者:杜丹英,王列
译⽂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1),页46-53。
原⽂载After Liberalism (NY: The New Press, 1995, 72-93).
如涉版权请联系编辑@iwish89
勒斯坦出版于1995年的著作《⾃由主义之后》封⾯
在19世纪中叶形成了三种重要的政治意识形态,即,保守主义、⾃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从那时起,这三种意识形态(其外在形式⼀直在不断变化)就在不断地相互⽃争着。⼈⼈都会同意对这些意识形态⽃争所做的这样两种概括。
其⼀,这些意识形态都是对如下事实的回应,即,法国⾰命后出现了新的共同世界观,它使⼈们意识到,为了应付新的形势,特定的政治战略是必要的;
其⼆,这三种意识形态没有⼀种有过明确的定义,有多少理论家就有多少种意识形态,对每⼀种来说,似乎都是如此。
毫⽆疑问,⼤多数⼈都认为,这三种意识形态具有某种本质区别。但是,⼈们愈深⼊了解它们的理论陈述或实际政治⽃争,⼈们就会愈发对这种假定存在的本质差异之真实含义产⽣分歧。甚⾄对有多少种意识形态这样的问题也有不同的回答。有相当多的理论家和政治领袖认为,在现实中只存在两种⽽不是三种意识形态,虽然他们对究竟是哪两种还抱有分歧。也就是说,有的保守主义者看不出在⾃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什么差异;有的社会主义者分不出⾃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不同;甚⾄还有些⾃由主义者不认为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有什么重⼤区别。这本⾝就很奇妙,但事情并未到此结束。"意识形态"⼀词从来都不是⼈们或集团喜欢对⾃⼰使⽤的词语。意识形态学家总是否认⾃⼰是意识形态学家,D特拉西是个例外,据说是他发明了这个词。但拿破仑很快⽤这个词来反对他,认为政治现实主义⽐意识形态更可取(拿破仑⽤意识形态⼀词表⽰理论教义),这种政治现实主义⼀向为⼤多数政治家所
接受。半个世纪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书中⽤这⼀词来描述⼀种既有偏见⼜利⼰的世界观,也就是阶级观(资产阶级)。马克思指出,意识形态注定要被科学所取代(科学反映了⼯⼈阶级的观点,⽽⼯⼈阶级则是普世阶级)。在两次世界⼤战之间,曼海姆进⼀步研究了这⼀问题。在意识形态具有偏见和利⼰性质这⼀点上,他同意马克思的观点,但他把马克思主义也添加进了意识形态的名单之中。曼海姆想⽤"乌托邦"来取代意识形态,他认为"乌托邦"是⽆产阶级的知识分⼦所创造的。⼆战以后,丹尼尔·贝尔表达了曼海姆笔下知识分⼦对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厌倦。当贝尔宣布意识形态终结时,基于对政治局限的认识,他指的主要是马克思主义,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已让位于⼀种温和的、⾮意识形态的⾃由主义。
由此可以看出,在意识形态所存在的两个世纪⾥,这⼀概念⼀直被消极地理解,它就像某种必须被⼈们丢弃或取代的东西。但是,这能使我们理解意识形态的意义,能使我们认识到⼈们想⽤它来达到什么⽬的吗?在这⾥,我将对这⼀主题提出五个问题,尽管我将不对任何⼀种给予彻底的回答,但它们都在试图理解现代性概念及其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1.
意识形态与世界观有什么不同?
2.
意识形态的"主体"是什么?
3.
3.
意识形态与国家具有什么样的关系?
4.
实际上存在着多少种不同的意识形态?
5.
废弃意识形态可能吗?没有它,世界还能运转吗?
《⾃由引导⼈民》,欧仁·德拉克洛⽡为纪念1830年法国七⽉⾰命所画
世界观与意识形态
有⼀件关于路易⼗六的奇闻逸事,可能不⾜为凭。他在利安古公爵(Ducde Liancourt)那⾥听说了巴
⼠底狱风暴后问到:"那是吗?"得到的回答是:"不是,阁下,那是⼀场⾰命。"当然,我们在这⾥不是要再次讨论对法国⾰命的解释问题。我们只是想要表明,作为世界体系的主要后果之⼀,世界体系使⼈们第⼀次接受了这样⼀种思想,即变化、⾰新甚⾄⾰命都是政治领域⾥的"正常"⽽不是例外现象,⾄少在现代政治领域⾥是如此。那些最初在统计学上被视为正常的现象旋即在道德上也被⼈们理解为正常的了。拉伯罗斯(Ernest Labrousse)谈到了这⼀点,他认为共和⼆年(始于1792年9⽉22⽇)是"⼀个决定性的转折点",⾃那以后,⾰命起了预⾔和通告的作⽤,在⾰命中隐藏了⼀种最终完全成型的意识形态。⾰命标志着17世纪的⽜顿科学和18世纪的进步思想达到了顶峰;简⽽⾔之,也就是标志着我们所称之为现代性的东西达到了顶峰。
现代性是特定社会现实和特定世界观的结合,它取代甚⾄埋葬了另⼀种特定社会现实和特定世界观的组合,我们把它称之为旧秩序,它的确极为陈旧。毫⽆疑问,不是每个⼈都对这些新的现实和新的世界抱有同样的反应。有⼈欢呼,有⼈反对,还有⼈不知所措。但⼏乎⽆⼈不晓发⽣变化的程度。就此⽽⾔,路易⼗六的故事对我们具有极⼤的启⽰。
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内,⼈们对这⼀"转折点"所做的反应,⼈们处理法国⾰命的震荡所带来的巨⼤混乱之⽅式,构成了世界体系的⽂化史之基本组成部分。这样⼀来,把"意识形态"视为⼈们应付新形势的⽅式之⼀,难道不是有益的吗?从这⼀⾓度说,⼀种意识形态其本⾝并不是世界观,相反,倒是对我们称之为现代性的那种新型世界观来临的⼀种反应。
柳条剥皮机
显然,第⼀种意识形态反应,也就是反应最迅速的那种,必然来⾃这样⼀些⼈,他们受到现代化、⾰新、进步迷狂以及顽固弃"旧"癖的猛烈冲击,甚⾄是拒斥。我们后来把它叫做"保守主义"。伟⼤的英国保守主义者塞西尔勋爵1912年曾写了⼀本⼩册⼦,试图以此作为保守主义学说的⼤众宣⾔,他着重强调了法国⾰命对保守主义诞⽣所起的作⽤。塞西尔断⾔,⼈类⼀直都存在着⼀种"⾃然的保守主义",但是,在1790年以前,并不存在类似有意识建构的保守主义学说⼀类的东西。①⽆疑,在保守主义者眼中,"法国⾰命不过是原⼦化历史进程达到⾼峰⽽已,这⼀进程可以追溯到唯名主义、宗教异端和科学理性主义等学说的出现,可以追溯到⼀直作为中世纪基础的各种组织、制度和知识确定性的毁灭。"②由此看来,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在最直接的意义上就具有了"反动"的意味,它是对现代性到来的反应,它为⾃⼰确定了这样的⽬标,或者(严格的界定)使这个形势彻底逆转,或者(更微妙的界定)减少损害并尽可能地拖延变⾰的到来。
如同所有的意识形态⼀样,保守主义⾸先是⼀种政治纲领。保守主义者充分地意识到,他们必须抓住或夺回国家权⼒,国家的机构是实现这⼀⽬标所需的主要⼯具。1815年,法国保守⼒量重新夺取了政权,他们把这⼀事件称为"复辟"。但是,如我们所知,情况并未真正复原。路易⼗⼋不得不承认"宪章",当查⾥⼗世试图进⾏真正的反击时,他被逐下台。代替他的是路易·菲⼒普,菲⼒普开始起⽤了⼀个更现代化的头衔"法国⼈的国王"。
路易·菲利普⼀世(Louis-Philippe),“法国⼈的国王”(King of the French,1830-1848)端子箱
历史的下⼀阶段是⾃由主义的建⽴,在⼀种可能被称之为"现代意识"的基础上,它把⾃⼰界定为保守主义的对⽴⾯。⾃由主义永远都使⾃⼰处于政治领域的中⼼地位,声称⾃⼰是普适性的。⾃由主义者对他们⾃⼰,对他们关于现代性的新世界观所具有的真理性充满信⼼,他们寻求传播他们的观点,把⾃由主义的逻辑施加到所有的社会制度之中,并藉此使世界抛弃历史的"⾮理性的"残余。为了做到这⼀点,他们不得不同保守主义思想家进⾏⽃争,他们认为保守主义思想家对"⾃由⼈"感到恐惧,⾃由⼈就是摆脱了传统的虚假偶像的⼈。换句话说,⾃由主义者确信,即便进步是不可避免的,但没有⼈的努⼒,没有⼀个政治纲领,它⼀样也是实现不了的。因此,⾃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信仰就是,为了使历史沿着其⾃然的轨道前进,有必要进⾏有意识的、持久的和明智的改⾰,有必要充分认识到,时间是全世界的朋友,它必然会给更多的⼈带来更⼤的幸福。
在三种意识形态中,社会主义是最后被阐述出来的。在1848年以前,⼏乎没有⼈把社会主义视为⼀种有⾃⼰特⾊的意识形
在三种意识形态中,社会主义是最后被阐述出来的。在1848年以前,⼏乎没有⼈把社会主义视为⼀种有⾃⼰特⾊的意识形态。其原因主要在于,那些在1789年后称⾃⼰为"社会主义者"的⼈把⾃⼰完全当做法国⾰命的继承⼈和虔诚的信徒,这使得他们很难与那些称⾃⼰为"⾃由主义者"的⼈真正区分开来。在英国,法国⾰命受到⼴泛谴责,"⾃由主义者"因⽽拥有不同的历史起源,即便是如此,那⾥的"激进分⼦"(他们⼏乎都成为未来的"社会主义者")最初似乎都是些更为好⽃的⾃由主义者⽽已。
事实上,使得社会主义先是作为⼀种政治纲领然后作为⼀种意识形态与⾃由主义区分开来的特殊因素是,社会主义者深信,要取得进步就需要⼀种强⼤⼒量的帮助,没有它,进步的过程将是极为缓慢的。简⽽⾔之,社会主义纲领的核⼼就是要加速历史进程。这就是社会主义者更喜欢"⾰命"⼀词⽽不是"改⾰"的原因所在,后者似乎只是意味着耐⼼的即使是认真的政治⾏动,⼈们认为它更多地采取的是等着瞧的态度。
总之,对待现代性和变化的"常态化"的这三种态度是⼀个演进的过程:先是尽可能地约束它们带来的危险;然后是尽可能地以理性⽅式实现⼈类的幸福;最后是通过与强⼤的敌对⼒量作艰苦的⽃争来加速推动进步。正是在1815-1848年间,保守主义、⾃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才开始被⽤来表⽰上述三种态度。
应该指出的是,这三种态度的每⼀种都使⾃⼰处于与某种东西的敌对状态。对保守主义者来说,是法国⾰命;对⾃由主义者来说,是保守主义(以及他们所要复辟的旧秩序);⽽对社会主义者来说,则是⾃由主义。正是意识形态定义中的这种根深蒂固的批判性和否定性,才使得每⼀种意识形态都出现了如此之多的不同版本。就它们的主张⽽⾔,每⼀阵营都提出了许多不同的甚⾄是⽭盾的观点。只是在所反对的对象上,每⼀个意识形态家族才真正达成⼀致。这并不是细枝末叶,因为正是意识形态的这种否定性才成功地将这三种意识形态连接在⼀起长达150多年之久,⾄少持续到1968年,这⼀年的意义我们将在以后谈到。
意识形态的"主体"
由于意识形态实际上是处理现代性问题的政治纲领,因此,每⼀种都需要⼀个"主体",或者说,⼀个主要的政治⾏动者。在现代世界的术语中,主体⼀直与主权问题相关。
法国⾰命在这⼀问题上表明了⼀种明确的⽴场,这就是,反对绝对君主的主权,主张⼈民主权。
这种关于⼈民主权的新型语⾔是现代性的伟⼤成就之⼀。虽然⼀个世纪之后仍然有⼈反对这⼀新的崇拜偶像———⼈民,但即便如此,⾃法国⾰命之后,再没有⼈能够将其弃置不⽤。然⽽,这⼀胜利显得空洞⽆物。也许整个世界都同意,⼈民拥有最终的权⼒,但是,从⼀开始就在谁是⼈民这⼀点上存在着分歧。⽽且,在这⼀微妙的问题上,三种意识形态都从未明确表过态,但它们并不认为⾃⼰的⽴场晦涩难懂。
⾃由主义⽴场的含糊性似乎最少,对他们来说,⼈民"就是全体"个⼈"的总和,他们每个⼈都是政治、经济和⽂化权利的最终所有者。个⼈是现代性最为出⾊的历史"主体"。下⾯我就谈谈围绕这⼀主题进⾏争论的三个难解的焦点。
1.安吉斯媒体
⼀般认为,所有个⼈都是平等的,但是,⼈们能够照字⾯去理解这⼀陈述吗?如果⼈们谈论的是决策的
⾃主权利,这显然不⾏。没有⼈会幻想给新⽣⼉以⾃主决定权。那么,⼈必须长到多⼤才能拥有这⼀权利?对这⼀问题的回答始终都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假如我们都同意,由于判断⼒的不成熟,把"⼉童"(⽆论怎样界定)的上述权利排除在外,那也就意味着,⾃主的个⼈就是他⼈确信其拥有⾃主能⼒的⼈。⼀旦他⼈能够对某个个⼈是否有能⼒⾏使⾃⼰的权利做出判断,某⼀类⼈可能就会被认为是没有能⼒的,如⽼年⼈、痴呆患者、精神病⼈、在押罪犯、危险阶级的成员以及穷⼈等等。
这份清单显然并不是异想天开随意开出的。我在这⾥并不是想要说明,其中的哪些⼈应该拥有或不应该拥有权利,⽐如说选举权。我只是想要说明,在那些应该有资格⾏使其权利的⼈与那些被合法地限制了权利的⼈之间,并没有⼀条不⾔⾃明的界限。
2.
即便我们只谈论那些社会承认具有"负责能⼒"并因此有合法资格⾏使所有权利的⼈,我们也会发现,个⼈在⾏使⾃⼰的权利时可能会妨碍他⼈⾏使⾃⼰的权利。对这种情况我们怎么看?它究竟是我们必须忍受的社会⽣活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呢,还是我们必须加以制⽌和惩罚对他⼈权利的侵犯?这⼀极为棘⼿的问题从未得到完整和完美的解答,不论是在政治实践的层次上,还是在政治哲学的层次上。
3.
即便所有有资格⾏使其所有权利的个⼈("公民"),从不侵犯其他公民的权利,他们仍然可能会在某些集体决策上出现分歧。那样的话,怎么办?我们怎样才能将不同的观点协调起来?这涉及到关于政治民主的重⼤讨论。
⼈们可能会对⾃由主义者赞誉有加,因为他们⾄少对个⼈是谁和主权授予谁等问题进⾏了⼴泛的探讨。⽽保守主义者和社
⼈们可能会对⾃由主义者赞誉有加,因为他们⾄少对个⼈是谁和主权授予谁等问题进⾏了⼴泛的探讨。⽽保守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在原则上应该说也对这些问题进⾏了讨论,他们都提出了⼀个与个⼈极为不同的"主体",但是,他们的讨论极为含混不清。如果"主体"不是个⼈,那么,是谁?这⼀问题回答起来有些难度。让我们来看⼀个例⼦,埃德蒙·伯克在《法国⼤⾰命的反思》中写到:"⼈的本性是复杂的,社会的⽬标也极有可能是复杂的,对权⼒的任何简单配置和管理都⽆法既适应⼈的本性,⼜适应社会事务的性质。"③⼈们如果不知道这是⼀部反对法国⾰命的著作,还可能会认为它在试图指责绝对君主权⼒。如果我们再看看伯克10年前在"关于经济改⾰"的演讲中说过的话,就会更明⽩他的⽴场了。伯克认为,"个⼈如流云⼀样转瞬即逝,只有共和国是固定不变的"。
埃德蒙·伯克
dota半人马酋长
另⼀个保守主义者伯纳德的⽅法则有相当不同,他坚持认为教会具有决定性作⽤。但是,他的认识中
仍然有着所有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共有的成分,即,强调社会集团的重要性,如家庭、公司、教会和传统的"秩序"等。在保守主义者看来,这些集团是具有政治⾏动权利的"主体"。换句话说,保守主义者优先考虑的是所有可能被视为"传统的"(并因此体现出连续性的)集团,但拒绝把保守主义等同于任何⼀种作为政治⾏动者的"整体"。实际上,保守主义者⼀直没有搞清楚,⼈们怎么才能判断出哪⼀个集团是具有连续性的。主张皇家⾎统论的观点毕竟⼀直在引起争议。
在伯纳德看来,卢梭和孟德斯鸠的最⼤失误正是在于,他们设想了⼀个先于社会的纯粹⾃然状态。他认为,正相反,社会的真正本性就是社会和公共社会的⽬前状态。对伯纳德来说,这⼀定义是⼀个陷阱,因为它赋予现状以如此的合法性,以⾄实际上阻⽌了"复辟"。然⽽,精确的逻辑从来都不是保守主义者进⾏争论的优势或主要兴趣。
⽏宁说,他们关⼼的是,对多数⼈的潜在⾏为发出警告,这⼀多数是由个⼈相加⽽成。
保守主义的历史主体远没有⾃由主义的历史主体那么积极。在保守主义者看来,优秀的决策实现得很少,它需要慢慢来做,⽽且,这⼀类决策⼤部分已经被前⼈采纳过了。
如果说保守主义者⽀持⼩规模的所谓的传统集团,⽽拒绝把个⼈作为历史主体来加以优先考虑,那么,社会主义者则认可⼤集团,即全体⼈民,⽽拒绝赋予个⼈以优先性。柯尔在分析早期的社会主义思想时指出:"社会主义者与强调个⼈权利的流⾏观点相反,他们注重⼈类关系中的社会因素,寻求在关于⼈
的权利的⼤讨论中彰显社会问题,这些权利是由法国⾰命和随之⽽来的经济⾰命释放到这个世界上来的。"④但是,如果说要知道哪些个⼈有问题具有⼀定的难度,那么要了解哪些"集团"构成了"⼈民"则更难,⽽最难的莫过于如何来界定全体⼈民的普遍意志。⼈们怎么能够知道普遍意志是什么?⾸先,我们应该考虑谁的观点,是公民的,还是住在这个国家的居民的观点?为什么以这种⽅式来界定⼈民?为什么不考虑所有⼈的观点?根据什么样的逻辑才能使某种限制具有合法性?在现实的实践中,普遍意志与所有⼈的意志是⼀种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发现,这⼀系列难解的问题正是社会主义运动在掌握了政权后遇到种种困难的根本原因。
简⽽⾔之,这三种意识形态给我们提供的并⾮是对谁是恰当的历史主体这⼀问题的回答,⽽只是三个出发点,他们以此来探索,是谁体现了⼈民主权。对⾃由主义者来说,是所谓的⾃由的个⼈;对保守主义者来说,是所谓的传统集团;对社会主义者来说,是"社会"的全体成员。
意识形态和国家
作为"主体"的⼈民以国家为其主要的"客体"。正是在国家的范围内,⼈民实现着他们的意志,是主权的所有者。然⽽,⾃19世纪起,我们⼜被告知,⼈民构成了"社会"。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将国家和社会协调起来?这⼀问题构成了现代性的重⼤的知识上的⼆律背反。
最令⼈惊讶的是,当我们审视这三种意识形态关于这⼀问题的论述时,我们发现,它们似乎都站在社
会⼀边来反对国家。它们的论点也具有相似性。对坚定的⾃由主义者来说,关键的是要把国家限制在经济领域之外,并把国家的⼀般职能减到最⼩,⾃由放任表述的就是国家的守夜⼈理论。对保守主义者来说,法国⾰命的可怕之处不仅在于它的个⼈主义,尤为重要的是,在于它的国家中央集权主义。当国家对那些值得⼈民最⼤忠诚的中间集团,如家庭、教会和公司等,提出质疑时,国家就只会变得专制起来。我们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中所做的著名描述也不陌⽣:
最后,从⼤⼯业和世界市场建⽴的时候起,它(资产阶级)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物的委员会罢了。⑤
这些否定国家的⾔论,并没有使三种意识形态停⽌抱怨,它们所批判的对象(国家)不受它们的控制,反倒在它们的意识形态对⼿掌握之中。实际上,这三种意识形态最后都⾮常需要国家的服务,以便实现它们⾃⼰的纲领。我们不要忘记,意识形态⾸先是⼀种政治纲领。社会主义者因为⾃相⽭盾⽽长期受到攻讦。⼤部分社会主义者尽管在语⾔上反对国家集权主义,在短期实际上⼀直在追求增加国家的⾏动。在社会主义者中间,⽆政府主义者从来都是极少数。
但是,保守主义者在反对国家这⼀点上⼀定是更加严肃认真的吗?他们难道不是常常在反对通过国家⾏动来实现改⾰吗?实际上并⾮如此。我们必须考虑到这样⼀个问题,即"价值的衰落",保守主义者将其视为现代性的核⼼问题之⼀。为了与当代的社会颓废作⽃争,为了恢复社会以往的状态,保守主
义者曾经需要过国家。例如,在19世纪40年代,英国著名的保守主义者罗伯特·⽪尔就确信,就他所⽣存的那个混乱的时代⽽⾔,有必要拥有⼀个能形成强⼤⾏政权⼒的宪法。实际上,被认为有这⼀想法的保守主义者远不是⽪尔⼀⼈。
在19世纪初英国的"托利反动"(Tory Reaction)时期,保守主义对待国家的态度是如何演化的,让我们来看⼀下哈列维的论述吧:
在1688及以后的年代⾥,国王把⾃⼰视为最⾼统治者,公众舆论也是这样认为的。⼈们⼀直担⼼,他会使君权变成专制君权,然⽽,独⽴于国王权威的国家的各种⼒量形成了对君权的周密限制,形成了对抗王权专制主义的宪法保障体系。19世纪伊始,美国、法国甚⾄包括英国的⼈民就断⾔,或者即将断⾔,⼈民拥有最⾼权利。因此,为了对抗⼈民,这三种⼒量现在仍然保持了它们的独⽴性。但⽀持这些制度的同志不是辉格党⼈,⽽是托利党⼈了。这些制度的形式尽管保持不变,但意义已发⽣了变化。现在,国王所统辖的是⼀个联盟,这个联盟是三种⼒量为了维护它们的⾃主权和对付新的谋求主权者⽽建⽴的。⑥
这⼀分析清楚简明。保守主义者总是随时准备强化国家结构,以便⾜以控制那些⼒求变⾰的⼤众⼒量。塞西尔勋爵说过的⼀段话实际上包含了这⼀想法,他认为:"只要国家的⾏动不包含⾮正义或压迫,就不能说保守主义的准则是与国家相对⽴的。"⑦那么,⾃由主义者,作为个⼈⾃由和⾃由市场的
捍卫者,⾄少⼀直是反对国家的吧?完全不是这样!从⼀开始,⾃由主义者就陷⼊了⼀种根本性的⽭盾之中。作为个⼈和个⼈对抗国家的权利的捍卫者,他们被推动去发展了普选权,这种普选权正是民主国家的唯⼀保障。但是国家因此变成了⼀切旨在使个⼈从历史形成的社会制约中解放出来的改⾰的主要代理者。结果使⾃由主义者产⽣了这样⼀种想法,即提出积极的法案去服务于功利主义的⽬标。
英国现任⾸相特蕾莎·梅,代表着英国某种现代保守主义
哈列维⼜⼀次为我们清晰地指出了这⼀现象产⽣的后果:"功利主义哲学不完全是,甚⾄或许根本上就不是⼀种⾃由主义体系。它同时也是⼀种关于权威的学说,这⼀学说期望政府进⾏有⽬的的、在某种意义上具有科学性的⼲预,以实现利益的和谐。边沁年轻时⼀直主张'开明专制',随着思想的发展,后来他⼜转向了民主。但是,他之所以采取民主的⽴场,是经历了⼀个我们可能称之为远距离跳跃的过程,这⼀跳跃使他超越了许多⼈们可能⼀直认为他拿不准的政治学说,其中包括贵族政体、混合宪法、权⼒制衡,还有这样⼀种理论,即,认为政治家的⽬标应该是,削弱政府的权威并尽可能地分权,以此来使个⼈得到解放。在边沁看来,当普选或者⾄少是极为⼴泛的选举使得国家的权威与多数⼈的利益协调起来时,就没有更多的理由对国家表⽰怀疑了,国家成了纯粹的福⾳。"因此,保守主义者"现在成了真正的⾃由传统的拥护者,他们⽀持旧的贵族⾃治政体以及那些⽆薪官员,反对新的由拿薪官员所执掌的官僚专制政体"。⑧你可能会认为边沁主义实际上是对⾃由主义的偏离,对⾃由主义的最佳表述是由古典经济学家和⾃由放任的理论家们提出的。那么,让我们回忆⼀下,当英国通过第⼀
个⼯⼚法时,当时所有主要的古典经济学家都⽀持这⼀⽴法,⽽对这⼀现象做出详细说明的正是阿尔弗⾥德·马歇尔。从那以后,庞⼤的官僚国家从未停⽌过扩张,这种扩张受到后继的⾃由主义政府的倡导。当霍布豪斯为了回应塞西尔勋爵的《保守主义》,撰写关于⾃由主义的专著时,他对上述扩张作了这样的辩护:"国家强制⾏为的作⽤是要压倒个⼈的强制⾏为,当然也要压倒国家内任何个⼈的联合组织的强制⾏为。"⑨
⽆疑,每种意识形态⽤来为其多少有些尴尬的国家集权主义辩护的借⼝是各不相同的。在社会主义者看来,国家履⾏的是普遍意志。⽽保守主义者则认为,国家保护传统权利以对抗普遍意志。对于⾃由主义者来说,正是国家创造了使个⼈权利得以蓬勃发展的条件,但是,在每⼀种情形下,底线都是,国家的强化是与社会相关的,⽽理论要求我们做的则恰恰相反。
有多少种意识形态?
所有这些在国家与社会之恰当关系的问题上的认识混乱和知识混淆,都使我们懂得,为什么我们从来就⽆法确认,在19世纪实际上到底存在过多少种意识形态。我在上边回顾了认为存在三种意识形态的传统观点。下⾯我们再来看看把这三种归纳为两种的⼈是怎样论述的。
西太平洋
在从法国⾰命到1848年⾰命这段时期内,情况似乎是显然明了的,"唯⼀的明显分裂"只存在于这样两部分⼈之间,⼀部分是那些把进步当做不可避免的和美好的事物加以接受的⼈,他们欢迎法国⾰命;另⼀
财会研究部分是反对⾰命的⼈,他们抨击价值的⽡解,认为⾰命是完全错误的。政治⽃争就发⽣在⾃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之间,与此同时,那些称⾃⼰为激进分⼦、雅各宾派、共和党⼈或社会主义者的⼈,不过是些⾃由主义者的更为激进的变种⽽已。
进⼀步说,⾃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结盟,其根源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由和平等思想,可以追溯到反对绝对王权的⽃争。在19世纪,这⼀结盟得到进⼀步推动,这两种意识形态都越来越关注⽣产⼒,都把它视为现代国家实⾏社会政策的基本前提。随着功利主义的兴起,这⼀结盟似乎变成了⼀种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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