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庇古与《福利经济学》
阿瑟·塞西尔·庇古（Arthur Cecil pigou,1877-1959)，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剑桥学派马歇尔的学生，被视为剑桥学派正统人物及主要代表。他由于《财富与福利》（后称《福利经济学》）一书而被西方经济学界奉为福利“经济学之父”，成为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庇古的主要著作：《工业和平原理和方法》（1905）、《财富与福利》（1912）、《论失业问题》（1914）、《工业波动》（1927）、《公共财政研究》（1925，1956）、《失业理论》（1933）、《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比较》（1937）、《静态经济学》（1935背心式连衣裙）、《就业与均衡》（1945）、《收入理论》（1946）、《凯恩斯“通论”的回顾》（1956）。《福利经济学》是要“研究在现代社会实际生活中影响经济福利的重要因素。”本书包括两个主要部分：第一、根据边际效用价值理论提出一套有关福利，特别是经济福利的概念。第二，从国民收入量的增加和国民收入分配出发，推导出增加社会福利的一些重要因素。 宜万 （一）
横琴规划展示厅第l卷论述经济福利的有关概念，以及经济福利与国民收入之间的关系。庇古的福利经济学是建立在边际效用价值理论的基础之上的。庇古对福利这一概念提出了两个命题：“第一，福利的要素是一些意识，或者说是意识之间的关系，第二，福利可以置于较大或较小的范畴之下”。这就是说，福利表示人的心理状态，寓于人的满足之中，福利的大小是可以衡量的。但庇古强调，福利包括的范围很广，在经济学中并不讨论一般福利，而只讨论与经济生活相关的福利，即能够直接或间接地用货币尺度所衡量的经济福利。这种经济福利与一般福利是相关的，对一般福利有决定性的影响。庇古把福利作为满足，用效用来表示满足。而效用可以用一个人为避免失去某种满足而愿支付的货币量来衡量，即可以用单位商品的价格来衡量，为了衡量和计量效用，庇古假设货币的边际效用是不变的。
在这种经济福利的概念之上，庇古论述了经济福利与国民收入的关系。他指出，“正是由于经济福利是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与货币量相联系的那部分总福利，国民收入是可以用货币衡量的那部分社会客现收入……所以，这两个概念，经济福利和国民收入是对等的，对其中之一的内容任何表述，就意味着对另一个内容的相应表述。”这样，就把对经济福利的研究变为对国民收入的研究。
庇古使用的是马歇尔给国民收入所下的定义，即：“一国的劳动和资本作用于它的自然资源时，每年生产一定的纯商品总量，其中有的是物质的，有的是非物质的，各种服务也包括在内”。这就是指扣除折旧与中间产品消耗之后的国民生产净值。这种净值大致与一国的货币收入相等。
庇古从经济福利转到国民收入间题，这样就接着讨论了两个问题：第一，国民收入量的变动，这种变动的衡量。及其与经济福利的关系。他说明了在消费者嗜好与购买力分配不变的情况下，国民收入的增加使经济福利增加，但由于国民收入量的变化又会引起产品结构的变化，所以国民收入员变动与经济福利的关系也相当复杂。只有在社会成员对新增加的产品比对所消失的产品愿意支付更多的货币时，这种增加才真正代表经济福利的增加。第二，国民收入分配及其对经济福利的影陶。他说明了如果在国民收入并未减少的情况下，国民收入由富人转向穷人，即国民收人分配的平等化，有利于增加经济福利。这是因为边际效用是递减的穷人收入增加所带来效用要大于富人等量收入减少所减少的效用。
（二）
第2卷中心论述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因为国民收入总量增加是经济福利增加的主要源
泉，所以，如何增加国民收入就是福利经济学的中心问题之一。庇古强调，要使国民收入增加就必须使生产资源在各个生产部门中的配置达到最优状态，如何才能实现这种最优配置就是这一卷的中心。
庇古用边际私人纯产值和边际社会纯产值的关系来说明社会资源最优配置的标准。边际私人纯产值指私人增加一个单位的投资后，投资者收入所增加的值，也就等于边际私人纯产品乘以价格，或者说是生产者支出的边际私人生产成本与增加投资带来的边际私人收益的差额，边际社会纯产值指社会增加一个单位的投资后收入所增加的值，也就等于边际社会纯产品乘以价格，或者说是社会支出的边际社会生产成本与增加投资带来的边际社会收益的差额，如果把个人投资作为社会投资的一份，边际社会纯产值就是在边际私人纯产值之外再加上由于这种生产给社会上其他人带来的利益或损失。换句话来说，个人的生产活动给社会带来的有利影响是边际社会收益，个人的生产活动给社会带来的不利影响是边际社会成本，两者之差即为边际社会纯产值。如果在边际私人纯产值之外，社会还得到了好处，则边际社会纯产值大于边际私人纯产值；反之，如果在边际私人纯产值之外，社会受了损失，则边际社会纯产值小于边际私人纯产值。如果边际私人纯产值与边际社会纯产值相等，则社会资源配置达到了最优状态。
庇古认为，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通过竞争与资源自由流动最终会使边际私人纯产值等于社会纯产值。但是，在现实中由于种种原因，边际私人纯产值与边际社会纯产值往往并不相等。这些原因主要是：第一，市场信息的不完全引起对投资收益估计错误，影响资源流动。第二，某些耐久性生产要素(如土地、设备)的所有权与使用极不一致，使这些生产要素得不到应有的维护而损害社会收益。第三，外部经济或外部不经济的存在，例如，工厂对污水的流出不予治理，其代价由社会承受，对工厂而言是外部经济，而对社会则是损失。第四，收益或成本变动而引起的背离。这就是说由于各行业的规模经济不同，在成本递减的行业，规模扩大使边际社会纯产值大于边际私人纯产值；而成本递增的行业规模扩大则情况相反。第五，垄断的存在使边际社会纯产值与边际私人纯产值的差异扩大。
根据以上原因，庇古主张由政府对资源配置进行干预。其干预办法包括：对事关全局的产业，如铁路、电力、自来水等实行国有化，由政府经营；对不适于国有化的产业实行特殊鼓励和特殊限制的政策，例如对引起污染的产业征以重税，而对农业这样收益大的行业进行补贴。限制垄断，保护竞争等等。
（三）第3卷讨论国民收入与劳动的关系。决定国民收人大小的主要是劳动，所以，第3卷
所涉及的问题相当广泛，诸如，一般的劳动纠纷、工作时数、工资的支付方式、影响劳动在不同地区及职业间分配的因素、提高工资的可能性、减少失业的方法以及公平工资和最低工资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既有理论分析，又有政策建议。
庇古论述了劳动在各地区各职业间的配置问题。他认为，即使各类劳动的需求价格及工资在不同的地区与职业间均能相等，而劳动在不同地区与职业间的配置却达不到理想状态。这主要是由于工人的无知，流动所需要的费用(包括交通费用与离乡背井的心理代价)，以及传统与习惯对流动的人为限制。劳动配置中的失误会引起失业，减少国民收入与经济福利，解决这种失业的办法则是政府采用干预手段，例如，由政府提供必要的费用，或使工人终身受雇等等
在工资方面，庇古重点讨论了公平工资问题，公平工资就是在所有地区与职业中支付给工人的工资等于其劳动的边际净产值，并使各种工人在不同地区与职业间的配置使国民收入达到最大。由这一标准看，不公平工资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虽然不公平，但在工人所从事工作的地区与职业中等于劳动的边际净产值的，另一种是有剥削存在，工资低于劳动的边际净产值。前一种不公平耍通过促进劳动在地区与职业间的流动来解决，后一种要由政
府进行干预来解决。此外，即使工资是公平的，但如果低于最低生活工资，也应制定最低工资法来提高工资。
总之，庇古从增加国民收入与经济福利。
（四）
第4卷详细讨论了国民收入分配与经济福利的关系，并提出了收入均等化的政策建议。庇古关于收入分配对经济福利的影响的论述是从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出发的：“以下情况中的任何一种情况，即或者使国民收入增加，而不减少穷人在其中占有的绝对份额，或者使穷人占有绝对份额增加，而不减少国民收入，都一定会增加经济福利”。这里所研究的主要是后一种情况。 在分析这一问题时，庇古假设货币的边际效用也是递减的，即一个人的货币收入众多，其边际效用愈小；而货币收入愈少，其边际效用愈大。因此，穷人的货币收入的边际效用大于富人，把货币收入由富人转移给穷人就可以增加社会的总效用，即增加经济福利。
庇古认为，在“经济萧条、工会力量强大和舆论坚持要求等情形存在时”，把富人的收入转
移给穷人以增加经济福利就是十分必要的。而为了实现这一点就要求国家采取收入均等化的政策。
庇古指出，实现收入的转移可以有自愿转移与强制转移。自愿转移就是富人自动出钱举办教育、娱乐、保健、科学、文化等事业。但他也感到仅靠自愿转移是不够的。这样就需要国家实行强制转移。强制转移就是征收累进的所得税与遗产税，并把这种收入向穷人转移。转移的办法分为直接的与间接的。直接转移就是举办社会保险与社会服务，诸如养老金、失业补助、免费教育、医疗保险等。间接转移就是对穷人最需要的产品的生产进行补助，例如，对农业生产、交通、住房建筑进行补贴，以便这些行业的产品以低价卖给穷人，使穷人间接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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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山 代 有 人 才 出
--剑桥经济学之百年漫谈（上）
孙 霈
剑桥大学经济系始创于1903年，迄今已近百年了。但与其它许多古老的科系（如神学、法学等）相比，它实在也仅算个"新兴学科"而已。不过这并不奇怪，因为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政治哲学与道德哲学中完全分离出来，也不过于19世纪末叶才得以真正实现。这一点仍可从现在经济系的正式名称（Faculty of Economics & Politics）中到蛛丝马迹, 因为"Politics"在此已只是一个虚名，但这仍反映出经济学在历史上是以"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的面目出现，且与政治学、哲学、历史、伦理学等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因此，在此登台的第一位人物在世时经济系尚不存在，但他的大名想必国人都早有耳闻，即被凯恩斯称为"第一个剑桥经济学家"的托马斯o马尔萨斯（Thomas R. Malthus）。他是耶稣学院的院士，据说在该学院的饭厅内仍有他的画像，不过笔者尚未有机会亲眼一睹，有兴趣的读者可自行查实。尽管马尔萨斯的父亲像19世纪其他许多思想家（如马克思）一样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完善持较为乐观的态度，马尔萨斯本人却为人类社会的未来描绘了一幅严峻的图景：在和平的年代里，人类难以有效抑制的性欲使得人口数量急剧增长，而
土地和其它自然资源的数量不仅是有限的，而且其边际报酬是递减的。因此这一矛盾会日益尖锐，进而导致饥荒、战争等灾难的发生，从而把人口数量人为地压到较低的水平上来缓解这一矛盾。尔后，该矛盾随着人口数量的回升而再趋尖锐，如此治乱循环，颇与我国古代历史有所暗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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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萨斯在19世纪初做出的这一论断在当今仍有意义吗？当然。这不仅是因为我们曾犯下因错批"马尔萨斯主义者"马寅初而酿成的新中国以来人炸的大错，而且当今全球所面临的人类发展与资源、环境瓶颈的矛盾的存在也不得不使我们意识到马尔萨斯的先见之明。不过在我看来，马尔萨斯先生恐怕还是有些多虑了。其一，人类的性欲是否能得到有效抑制暂且不论，性欲的强弱与人口数量的多少显然没有简单的线性关系。人类的生育行为在很大程度上 还是要受到其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的制约，并要进行成本-收益的分析的。这一点马克思就已认识到了，新古典经济学家如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的贝克尔（Gary Becker）在其著作《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中也已把生育决策本身模型化了。比方说"性解放"浪潮并未导致西方发达国家人口的激增，反而是人口数量的停滞或下降。其二，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递减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该命题的成立不仅依赖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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