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理论研讨会论文
摘要：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一贯重视反对腐败，勤政为民，形成了丰富的反腐倡廉思想。重温和回顾反腐倡廉思想及其实践，结合当前反腐倡廉工作，对有效预防和打击腐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进行探讨。
关键词： 反腐倡廉 启发
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发展和壮大的过程中，反腐倡廉一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今天，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结合当前的廉政工作实际，重温廉政与反腐败思想，对有效预防和打击腐败、进一步加强廉政建设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反腐倡廉思想
㈠廉洁从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人的本质和宗旨，是拒腐防变的前提和基础。毛 泽东在建国前后不同时期的多篇著名文章中指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本身绝无私利可图；要求共产党员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㈡勇于揭露和惩治腐败是廉政建设的关键点。从历朝历代的腐败教训中认识到，必须对党内腐败彻底揭露并予以严惩，才能防止历史重演。建国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三反男同姓恋”、“五反”运动及对刘青山、张子善的严肃处理，充分表明了惩治腐败的严正立场。
㈢建立廉政机制，是预腐防变的重要措施。认为，只有真正的民主制度，只有建立有效的众监督制度，廉洁政治才能得以实现。 ㈣艰苦奋斗精神是预腐防变的思想武器，是检验是否廉政的重要尺度。多次告诫全党及各级干部，一要勤、二要俭，不要懒，不要豪华，具有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品德的人，总是以艰苦节俭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既能够适应和忍耐各种艰苦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也能够在成绩面前、在优越的生活条件下保持谦虚谨慎、奋发向上的革命传统。 二、反腐倡廉的实践
㈠高度重视，常抓不懈。井冈山时期，为初创的中国工农红军制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保证对人民的利益秋毫无犯。1934年1月，在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指出：“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反对贪污和浪费的斗争，过去有了成绩，以后还应用力。”（[1]134）抗日战争时期，针对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新形势，强调要“严肃、坚决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的纯洁性”。（[2]793）1941年5月，以为首的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贪污行为，禁止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3] 264）解放战争时期，宣布“废除蒋介石统治的腐败制度，肃清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治。”（[4] 1278）党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敲响了警钟：“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4] 1438）新中国成立后，强调人民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是廉洁的政府。他主持制定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国家机关，必须厉行廉洁的、朴素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工作作风。”在领导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几十年里，一直坚持不懈厉行廉洁政治，成功领导了建国后我党反腐败斗争，形成了五六十年代良好的党风、政风和民风。
㈡重视教育，以史为鉴。井冈山时期，提出用“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1] 77）后来，又提出要加强教育，从思想上纠正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政治化、科学化。”（[1] 92）抗战时期，强调：“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2] 1094）”。1938年，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中指出：“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是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敬的”。（[5] 522）新中国成立不久，指出：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星辉车模[6] 在党七届六中全会上，指出：“要提倡勤俭持家，勤俭办社，勤俭建国。我们的国家一要勤，二要俭，不要懒，不要豪华（[7] 213）”。不忘以史为镜，鉴戒自己，还经常要求全体党员、特别是领导者应当重视历史，懂得历史。延安整风期间，把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规定为整风运动的学习文件。1949年3月23日，在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时，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我们决不当李自成，希望考个好成绩。”[8] 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他再次要求全党“要勤俭
建国，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同甘共苦。”实践证明，在全党、全国人民中经常进行反腐倡廉的思想教育，对有效地预防和遏制腐败具有重要意义。
㈢强调自律，以身作则。自律是反腐败思想不可缺少的手段和方法。1937年，在《反对自由主义》中指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以巩固党的集体生活，巩固党和众的联系；关心党和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算得一个共产党员（[5] 361）”。
处处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党的宗旨，严格要求自己和身边的人。他拒绝了杨开智、毛煦生、李淑一等亲友进京“谋事”的要求，并告诫他们“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要服从当地政府的安排，要自食其力[9]。”将新婚的长子毛岸英送到了抗美援朝前线。自己一生不忘在生活上和思想上与广大众保持一致，不忘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坚持和人民众同甘共苦。的自律表率，对推动全党自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建国初期党风清正廉洁，健康向上、良好的社会风气的形成，与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的以身作则是分不开的。
㈣发扬民主，强化监督。1945年7月，黄炎培向提出：“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面对黄炎培的忧思，充满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0] 的论断体现了民主政治与廉洁政治相统一的正确思路。没有民主，难以保证执政党干部和政府工作人员的廉洁。
为预防和遏制以权谋私、违法乱纪等腐败现象，必须建立和健全监督机制。在实行党内监督的基础上，广泛发动人民众对领导干部的权力加以约束。十分重视众的来信来访，在省市党政机关设置了承办众来信的专门机构和人员。1950年4月，中共中央作出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要求“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众中，特别在报纸刊物上开展对我们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1953年，强调，“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7] 13）
㈤严厉惩处，从严治党。1929年12月，由起草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决议案中明
确规定：“如政治观念错误，吃食，发洋财及赌博等，屡教不改的，不论干部及非干部，一律清洗出党。”1937年10月，延安抗大发生了黄克功逼婚杀人案件，及时致信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指出：“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11]。”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环境的变化，在党和政府中出现了一些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经不起资产阶级思想作风侵蚀，“许多人陷入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泥坑。”严肃地向全党指出：“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必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12]。”1952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了由亲自起草的《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发动众、敢打“老虎”，将众所痛恨的违法乱纪分子加快惩处和清除出党组织，“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直至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果断发起了以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三反”运动，处决了原天津地委和行政公署主要负责人刘青山、张子善[13]，充分反映了以为首的党中央从高级干部抓起、敢于碰硬、从严治党的决心和魄力。据统计，“三反”运动中，被开除党籍葛洲坝水电站23.8万人，对贪污罪犯判处有期徒刑9942人、判处无期徒刑67人、判处死缓9人、判处死刑的42人。（[14] 150韩城市象山中学>索伦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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