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夷秩序中的“他者”再现：
李凌霞
（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湖南·吉首４１６０００）
摘要：清代台湾番俗图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呈现了台湾少数民族的形象、风俗、生计，其视觉表现形式与传统帝国华夷观、清代台湾边疆的社会历史状况相互呼应。作为对台湾边疆“他者”想象与再现的艺术形式，番俗图不只隐含着中央朝廷控制和管理台湾边疆的政策信息，也隐约揭示了汉番融合发展的历史痕迹。
关键词：华夷秩序；番俗图；清代台湾；“他者”中图分类号：K879.4.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15）07-0167-04
Image of The Other in Hua-Yi Order:Research of Illustrations of
Aborigines in Qing Taiwan
ＬＩＬｉｎｇ－ｘｉ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ｙ＆ｃｕｌｔｕｒｅ，Ｊｉｓ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Ｊｉｓｈｏｕ，Ｈｕｎａｎ４１６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Abstract:Ｔｈｅｉｍａｇｅ，ｃｕｓｔｏｍｓ，ａｎｄｌｉｖｉｎｇｏｆａｂｏｒｉｇｉｎｅｓｈａｄｂｅｅｎ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ｂｙ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ａｂｏｒｉｇｉｎｅｓｉｎＱｉｎｇＴａｉｗａｎ，ｗｈｉｃｈｅｃｈｏｉｎｇｔｈｅＨｕａ－Ｙｉｏｒｄｅｒ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ＱｉｎｇＴａｉｗａｎ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Ａｓａｎａｒｔｆｏｒｍｏｆ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ａｐｐｅａｒｔｏ“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ｉｎＴａｉｗａｎ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ａｂｏｒｉｇｉｎｅｓｎｏｔｏｎｌｙｉｍｐｌｉｅｄｐｏｌｉｃｙ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ｅｎｔｒ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ｂｕｔａｌｓｏ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ｔｒａｃｅｓ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ｙ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Ｈａｎａｎｄａｂｏｒｉｇｉｎｅｓ．
Key words:Ｈｕａ－Ｙｉｏｒｄｅｒ，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ａｂｏｒｉｇｉｎｅｓ，ＱｉｎｇＴａｉｗａｎ，“ｔｈｅＯｔｈｅ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５－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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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吉首大学校级引进人员科研资助经费研究项目“民间信仰和资江流域地域社会的演变”（ｊｓｄｘｒｃｙｊｋｙｘｍ２０１１０１）；湖南省民族学优势特重点学科项目“番产、契约与律例：清代台湾开发中的法律制度与诉讼实践”（
１２ＨＮＹＴＺ１０）。[作者]李凌霞（1983-），女（壮族），广西宁明县人，博士，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历史人类学、民族史。
清代台湾番俗图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再现了台
湾少数民族的形象、风俗、生计。基本样式有两种：一种是图文分离，一帧之内“题记”书写在图画之外的空间；另一种是图文合一，“题记”书写在图画上端，简明扼要地描述所绘民族的地理位置、社会状况、风俗习惯等信息。番俗图的产生，与清政府治理台湾的政治军事活动有关。从地理空间上看，台湾是一个在战略上有特殊地位的边疆地区，清政府对台湾少数民族的治理以华夷观为指导，在政治上和空间上建立起中央与边疆的隶属关系，绘制番俗图就是表现之一。
一、清代台湾番俗图的种类及版本
目前国内各大博物馆和图书馆所藏的台湾番俗图依照绘制时间先后，大概包括以下几种［１］：
周钟瑄《诸罗县志》中的黑白木刻《番俗图》十幅，成书时间在康熙五十六年（１７１７年）。
黑斑息肉病黄璥琡《台湾番社图》长卷，图长一丈七尺七寸，宽二尺二寸，绢本彩绘，绘制时间在康熙六十一年（１７２２年），现藏台北“国立”台湾博物馆。
原住民鹿皮画两幅，彩绘，现藏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该图可能绘制于雍正年间（１７２３－１７３５年）。
六十七《番社采风图》母本及数种摹本。乾隆八年（１７４３年）左右巡台御史六十七著《番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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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风图考》，该图已佚，仅保留文字说明部分。后人以六十七原图为母本临摹、抄绘了五种版本。
（一）《台番图说》现藏于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文物陈列馆，简称“中研本”，彩绘纸本，共含风俗图１７幅和地图１幅，据考证，抄绘时间可能在乾隆九年（１７４４年）。
（二）《六十七两采风图卷》现藏于台北“国立”台湾图书馆，简称“台图本”，折叠册装，彩绘纸本，包括风俗图和风物图共２４幅，摹绘时间大概在乾隆二十年（１７５５年）。
（三）《台湾风俗图》，又称《台湾内山番地风俗图》，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简称“故宫本”，彩绘绢本，包含风俗图２４幅，题记文字部分多转引王必昌《重修台湾县志》，绘制时间晚于乾隆十七年（１７５２年）。
（四）《东宁陈氏番俗图》，现藏于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简称“东宁本”，彩绘纸本，包括风俗图１８幅、风物图１４幅和题跋３幅，据考证，绘者为台湾文人陈必琛，绘制时间在乾隆三十五至四十五年（１７７０－１７８０年）间。
（五）《台湾风俗图》，现藏于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简称“史博本”，设纸本，共计１２幅，年代约在１９世纪４０年代。
谢遂《皇清职贡图》，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绘制于乾隆十六年（１７５１年）至乾隆四十三年（１７７８年）之间，收录“熟番”８种，“生番”５种，共计１３种，每种男女各一，共含图２６幅。
针灸师
徐澍《台湾番社风俗图》长轴四幅，现藏于高雄市自然史教育馆，其中一轴题款“庚辰嘉平下浣七日徐澍写”，绘制于乾隆二十五年（１７６０年）。
张斯桂《晚清台湾番俗图》，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共含图３６幅，由沈葆桢督令福建船政委员张斯桂组织绘制，绘制于光绪二年（１８７６年）。
学界已有研究常常将图像当作常规史料，忽略了其艺术性。图像的意义不仅在于纪实，还在于背后所隐藏的观念以及形成此种观念的社会背景。番俗图是地方官员及文人以视觉媒介为载体对台湾边疆“他者”的想象与再现。本文试图结合中央朝廷与台湾边疆关系性质变化的历史，从图像角度探讨华夷秩序下清帝国对台湾少数民族的形象认知与视觉表达。 二、华夷之辨：“生”与“熟”的划分
清代文献多以居住范围、教化程度和是否入籍输饷为标准对台湾少数民族进行“生番”与“熟番”的区分。周钟瑄所修《诸罗县志》云：“内附
输饷者曰熟番，未服教化者曰生番或野番”。［２］刘良璧《重修福建台湾府志》云：“台湾僻处海外，向为土番聚居，自归版图后，遂有生、熟之别。生番远住内山，近亦渐服教化；熟番则纳粮应差，等于齐民”。［３］汉番间的交往被简化为彼此对立，在特定情境下又可以相互转化的“生／熟”类别。“生／熟”类别的划分使得台湾少数民族呈现出丰富的层次，而不再是远离文明中心的刻板同质体。同时“生／熟”的族类划分与赋税、科举和军事等权利义务息息相关，为清帝国从外来观察者的角度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认知框架，也为文化持有者提供辨识身份的依据。
（一）熟番赛戏图
“赛戏”作为常见主题，被用来描绘已经服从管束、不再对官府产生威胁的“熟番”。这一主题始见于康熙《诸罗县志》的木刻画，后来其他版本都加以延续，仅在场景单元和构图元素上有所变化。雍正年间的鹿皮画“歌舞”延续了康熙年间木刻画两组人物的构图，即舞蹈者和伴奏者。乾隆年间“故宫本”和“东宁本”的“赛戏”图基本一致，画面由舞蹈者、伴奏者和旁观者三组人物构成，一组盛装舞蹈，一组敲锣鸣金，另一组则端坐“公廨”观戏，在人物构成上比之前要丰富一些。
歌舞活动其实在台湾少数民族中广为盛行，而且在不同的时节与仪式中有繁复的形式和象征，不过在图像中被简化为单一样式，并与“熟番”捆绑在一起，被比作汉人“演戏”，称为“赛戏”。朱仕玠《小琉球漫志》云：“熟番遇家有吉庆事，番妇装束头戴纸花圈，十数人携手跳跃。或番童相杂，鸣金鼓，口唱番曲，谓犹汉人演戏”。［４］这说明清代官员及文人通过比附，淡化熟番与汉人的文化界限，将其纳入清帝国的文化体系当中。番俗图对“赛戏”主题的描绘也在无形中促成了观者对台湾熟番“恭顺良善”的刻板印象。 （二）归化生番育儿图
作为归化生番的代表，傀儡山生番是位于凤山县（今屏东）的少数民族体。谢遂的《皇清职贡图》描绘了傀儡山生番披发裸身、鹿皮蔽体的他者形象，透露出绘制者对生番“非我族类”的认知观念。有
意思的是，清代文献中谈到番人归顺问题时常常提及“薙发”，如邓传安的《蠡测汇钞》云：“所谓归化，特输饷耳；而不薙发，不衣冠，依然狉狉榛榛，间或掩杀熟番而有司不能治”。［５］“披发”抑或“薙发”已经不仅仅是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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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装饰的一部分，而往往与政治认同“归顺”或“叛变”联系在一起。
傀儡山生番在雍正二年（１７２４年）已经归化纳饷，但是在《皇清职贡图》中仍然“披发裸身”，这隐约传达出其在十八世纪中叶以来叛服无常的状态。傀儡山在凤山县东南，近山丘陵地形崎岖复杂，本为清代台湾社会动乱的多发地，康熙六十年（１７２１年）清代台湾首次大规模社会动乱，其领导人朱一贵的活动根据地就在这一带附近。雍正元年至六年期间（１７２３－１７２８年）由于汉人越界私垦导致傀儡山生番出扰杀人事件层出不穷，傀儡山生番成为扰乱边疆治安的隐患。［６］这加重了统治者对生番嗜杀、“如禽兽之类”的成见。［７］不过乾隆三十五年（１７７０年）以及五十三年（１７８８年），傀儡山等地生番又先后协助清政府平定黄教叛乱和林爽文叛乱。［５］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统治者对“未经教化”生番的认知，才有了“平定台湾告成热河文庙碑文”中“生番化外，然亦人类”的观念。
统治者对归化生番认知态度的变化，也体现在乾隆年间诸本番俗图“育儿”主题的构图调整上。抄绘较早的“中研本”和“台图本”布床图，主要突出“布床”的奇风异俗，近景绘在溪畔山路上交谈的一男一女，男着长衫，肩挑标，女着鹿皮外衣，内着长裙，背着布袋；于对岸半山腰处，有布床吊在大树上面，内有小孩躺卧，树后有茅草屋檐突出，显然布床中的小孩为此户人家所有。绘制较晚近的“故宫本”树宿图与前者稍有差异，生番以布床育儿的奇风异俗不再是刻画重点，并在中景增加了一男一女劳作的场景。而在“东宁本”中，襁儿图已与织锦图合并为一幅，布床不再系于高山大树上，而是系于屋架间，幼儿酣醒，母亲在旁照顾，另外有数人在旁边忙于织布，人物的穿着已与汉人无异。
绘图者对归化生番育儿风俗的描摹，是为了便于认知和统治，随着汉番接触日深，“他者”形象的奇异彩越淡，因此育儿图中布床的周遭环境逐渐从崇山峻岭之上变成了房前屋后，而且这与围绕归化生番族源的文字叙述也形成了对应。六十七在《番社采风图考》引元次山的“思太古诗”：“婴孩寄树巅，就睡捕鷠鲈；所欢同鸟兽，身意复何拘？”，并提及“与此大相类，不可谓社番非无怀、葛天之民也”。［８］意即生番“布床”的习俗与元次山描述太古的诗句相符，认为生番为帝国子民。邓传安的《蠡测汇钞》云：“生番中未尝无衣冠文物。今其女土官宝珠盛饰，如中华贵家，治事有法，或奉官長文书，遵行惟谨。闻其先本逃难汉人，踞地為长，能以汉法变番俗。”［５］吴子光《台湾纪事》云：“台山皆番薮，莫知所来。或以宋零丁洋之败逃至此。”［９］归化生番育儿图猎奇彩淡化，和文献中关于生番“葛天之民”、“本逃难汉人”族源论述相互呼应，化外生番经历了流亡逃难由“汉”变“番”、又由“番”归
化的过程，由此边疆化外与中华文明之间构建起一种想象性的联系，而化外生番被象征性地纳入到帝国层级结构当中，其与邻近区域汉人的族界限得以重塑。
三、华夷之变：教化与剿抚
清帝国继承了传统中国的华夷观，以文明程度来区分“华夏”和“夷狄”，在一定条件下“华夏”与“夷狄”可以相互转换，“夷狄”在接受了儒家文化礼仪的熏染之后可转变为“华夏”。
（一）化（熟）番为汉
清政府针对番民“不讲诗书”的情况，于康熙三十四年（１６９５年）开始设立社学。［１０］社学择汉人社师训教，推广以儒学为主的礼义经典，宣讲圣谕，并为番童配有学额，藉此台湾番民渐习礼仪，也获得了一条通过科举考试进入社会上层的通道。
诸本番俗图主要通过两类图像主题来呈现朝廷“化番为汉”的教化政策：其一是让路，“东宁本”和“故宫本”的让路图均绘四名年长男子前行，一名年轻男子背面而立，让其先行，传达出因“涵濡德化”而知礼的信息；其二是向学入庠，如“中研本”和“史博本”的社师图构图大抵相同，茅屋里的方桌后坐一位长者，桌前立一位童子作诵读状，旁有二童子正在读书，屋外另有二童子一边交谈，一边前来，“故宫本”的书塾图和“东宁本”的教读图则扩大了取景的范围，在书塾院子的围篱之外增加了番民日常生活的场景。这两类图像主题均再现了台湾番民进入帝国教化体系的过程。
（二）开山抚（生）番
１８７４年牡丹社事件后，在外国侵占番地的国防压力下，清政府一改以往隔离汉人和生番的政策，实行“开山抚番”，旨在将界外生番全部教化，“欲其渐仁摩义，默化潜移，由生番而成熟番，由熟番而成士庶”。［１１］光绪二年（１８７６年）沈葆桢督令绘制了晚清番俗图，描绘对象为“生番”。该图册描绘了生番的状貌与习俗，并再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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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归顺官府的情形。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关于生番猎首的图像多达七幅，画面紧张且富于攻击性，隐约传达出１９世纪后期当地剑拔弩张的族关系，也显示出地方官对此类主题的高度关注。“生番伏崖侦杀图”中，视觉焦点在藏身于山涧枯木之中的两名生番，其中一名持射击，另一人从树上爬下来，前往草地斩首，图左下方平坦草地上有两名汉人，一人仆地，一人则抱头逃窜。除此之外还有“生番杀人耀武图”、“生番沥头庆饮图”、“生番悬头卜猎图”、“生番归猎祭头图”等均描绘了生番猎首前后的祭祀活动。这显示生番
猎首与狩猎活动相配合，有相应的程序和仪式，传达出官府对该习俗的认知程度。
该图册主要通过两类主题来实现对开山抚番的视觉表达：其一是“抚”，“卑南生番归化图说”中所绘生番主动前往清军营地归化，并与文字部分“其性颇愿朴”相呼应。其二是“剿”，七幅生番猎首的图像传达出宜兰花莲一带北路“番害”不断的危险信息，地方官只能以武力征剿使其归顺。该图册再现了地方官在南北两路的不同举措。南路生番主要由理番同治袁闻柝负责招抚，当时沈葆桢为避免日本再以“生番乃无主”借口侵扰卑南，于是派袁闻柝前往招抚，在生番头目陈安生的协助下，很快招徕生番二十五社归顺。［１２］北路生番主要由陆路提督罗大春负责，这一带１９世纪晚期以来由于汉人进山拓垦常与生番发生矛盾冲突，生番猎首时有发生，罗大春只得采取“剿”的方式，光绪元年（１８７５年）便屡次与生番部落发生大规模冲突。［１３］另外，图像还向观者传达出一种信息，生番凶狠如此，官府要使其“归顺”，势必要武力“剿办”，为清政府开山抚番时进行武力征剿提供了合法依据。
从晚清番俗图绘制的背景来看，日本在牡丹社事件中于生番杀人问题上大做文章，藉此挑衅清政府对“番地”的主权，在与外倭交涉过程中，清政府彻底抛弃视生番为“化外”的观念，代之以“一视同仁”、视其为“臣民”之论。［１４］总体而言，张斯桂所绘晚清番俗图颇具行政管理工具的彩，向中央朝廷提供了帝国边疆少数民族的信息，也隐约透露出官府虽然视生番为“蛮夷”，但仍认为其是与汉人共处“海内”臣民的观念。
四、结论
无论是“生番”还是“熟番”，都是清帝国华夷体系中的“他者”。作为清帝国对台湾边疆“他者”的想象与再现，番俗图不只隐含着清政府治理台湾边疆的政策信息，也隐约揭示了汉番互动的历史痕迹。
从本质上看，台湾番俗图无论是文字还是图像，都传达着台湾少数民族的基本信息，包括外貌、性情、习俗、生计、饮食等，时常还有程度的评论，极力为观者营造一种边疆井然有序的安全感，即向朝廷示意，边疆尽管曾经躁动不安，但是在地方官府的明智管理下日趋平静和驯顺。总之，番俗图突显并界定了台湾边疆的“他者”，垄断了观图者对于台湾边疆的认识，反映了台湾少数民族被象征性地纳入到帝国层级结构的过程，并对历史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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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风茶
（责任校对：程然）
2015年第7期贵州民族研究[月刊]2015年7月版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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