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中的“事件”--星期五的舌头之谜

第42卷第3期            济宁学院学报2021年6月Vol.42 No.3           JournalofJiningUniversity
Jun.2021
  文章编号:10041877(2021)03009706
《福》中的“事件”
———星期五的舌头之谜
马海霞1
,2
(1.南开大学文学院,天津300071;2.济宁学院中文系,山东曲阜272155)
  摘 要:作为对《鲁滨逊漂流记》经典重写的文本,《福》与前者的互文关系是不言而喻的。与前者不同,星期五的沉默成了该文本的叙事中心,而“谁割了星期五的舌头”这一齐泽克意义上的“事件”,消解了欧洲白人凭借现实主义小说所建构的殖民神话。来自实在界的他者身体以拒绝符号化的姿态显示了种族
主义者虚假的幻象,也具化了白人殖民神话象征秩序的不自洽,与此同时,它也对南非白人作家的写作提出了挑战。
关键词:《福》;沉默;事件;身体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200408
作者简介:马海霞(1980),女,山东济宁人,南开大学文学院2017级博士研究生,济宁学院中文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英美文学、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
网络对青少年的影响
  《福》发表于1986年,是库切的第五部小说,它与《鲁滨逊漂流记》的互文关系是不言而喻的,从人物到故事框架均沿用了后者。《鲁滨逊漂流记》是18世纪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的成名作,小说发表于1719年,故事来源于当时的真人真事,即报刊《英国人》刊载的“水手亚历山大·塞尔克的轶事”,该水手在出海时因遭遇风暴被迫漂流到荒岛并在那里居住了4年,
其海上冒险故事在当时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笛福以第一人称的自传口吻改写了这名水手的故事,讲述了英国人鲁滨逊·克鲁索独自一人流落荒岛后的孤岛生活,原事件中4年的荒岛生活改成了28年,在这里白人鲁滨逊不但从食人族手中拯救了黑人星期五,还凭借自己的勤劳与智慧将荒岛打造成了一个
文明有序的世界。
lcu库切对《鲁滨逊漂流记》故事的兴趣可以追溯到他的童年时代,在其自传《男孩》中就曾记载他对瑞士作家约翰·怀斯的《瑞士家庭鲁滨逊》的喜爱。当然鲁滨逊的故事有着巨大的生产力,它催生了无数海难沉船、荒岛求生的历险故事,“艾勒克·伯默尔指出,《鲁滨逊漂流记》式的子
类型的发展,表明鲁滨逊·克鲁索的功用性,也表明了笛福所激发出来的能量:在殖民叙事和探险小说范畴内产生了更多的隐喻式改编与再
现”
[1]403-404
,如《金银岛》《礼拜五:太平洋上的灵薄狱》等等。因而,库切曾说:“鲁滨逊·克鲁索身带鹦鹉和雨伞,成了西方集体意识中的一个人物,但他超越了盛赞自己冒险经历的书本,这本书版本很多,外文译本无数,模仿、改编之作亦不在
少数,简直成了鲁滨逊产业。”[2]25
后殖民时代以
来,《鲁滨逊漂流记》一直被认为是西方帝国与殖民意识的经典再现,它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其主人公鲁滨逊·克鲁索作为一个新世界的创造者,更是成了西方殖民者的优秀代表。因此,对这样一个作品进行重写,是非常有意味的。在《福》中,原来的主人公鲁滨逊·克鲁索被移置到了边缘,星期五的沉默成了文本叙事的中心,而谁割掉了星期五的舌头,这一齐泽克意义上的“事件”,则打破了帝国殖民神话的完美平衡,让来自实在界的种族他者的身体成为帝国秩序无法穿越的梦魇,这个拒不同化的沉默的身体究竟具有怎样的力量?本文试从齐泽克的事件理论切
入探讨。免疫组化定量分析
一、“事件”:谁割了星期五的舌头
《福》是对鲁滨逊荒岛冒险故事的重新讲述,但叙述视角和故事主人公都发生了重要改变。小说共四章,围绕着英国女人苏珊·巴顿海上寻女的冒险故事和星期五的舌头被割之谜来展开的。第一章是单引号内苏珊用第一人称叙述方式讲述了她的荒岛生活经历。她到巴西的巴伊亚寻被拐卖的女儿,因遭遇海难而漂流到了一座荒岛,在这里她遇见了同样流落荒岛的鲁滨逊·克鲁索和星期五,三人共同生活了一年多后,被路过的英国商船搭救。但克鲁索在返回英国途中死去,苏珊便以克鲁索夫人的身份,带着没有舌头的星期五回到英国。第二章则由苏珊的十篇日记和三封给作家福的信构成的。回英国后苏珊想作家福让他把自己的故事写下来出版,而此时的福为躲债藏起来了,苏珊和星期五只好偷偷
住进了福的空房子。苏珊想用福的笔写作,但作为女性她对自己的写作充满困惑,而且她也不知道星期五的舌头是谁割的,他的故事怎么讲。第三章是苏珊和作家福争论如何写她和星期五的故事,她不同意福为迎合读者而编造的冒险故事,希望让读者知道她真实的荒岛故事,还有星期五的故事。小说的最后一章则是一个不确定的叙述者三次讲述他/她深入故事的黑暗深渊,最终在一个无法依赖文字的地方,摸到了星期五的身体。
在《福》的故事讲述中充满了一个巨大的叙事黑洞,那就是———星期五的舌头,即谁割掉了星期五的舌头?
克鲁索放开了星期五的头发,说道:“他没有舌头。这就是他不能说话的原
因。他们割掉了他的舌头。”
我(即苏珊)不可思议地问:“谁割了他的舌头?”
“奴隶贩子。”
“奴隶贩子割掉他的舌头将他卖去当奴隶?非洲的猎奴者吗?他被带走时
一定还是个孩子。他们为什么要割掉一
个孩子的舌头?”
克鲁索定定地看着我。虽然我不是很有把握,但我相信他在微笑。他说道:
“或许那些奴隶贩子是摩尔人,认为舌
头很好吃;或许他们对于星期五没日没
夜哭哭啼啼感到厌烦;或许他们是为了最后一分钟教学设计
不让星期五说出自己的故事:他是谁,家
在哪里,如何被带走的;或许他们将每个
抓来的食人族的舌头都割掉以示惩罚。
我们怎么会知道真相?”[3]18-19
星期五的舌头成了《福》中的一个“事件”,这“是某种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发生的新东西,它的出现为破坏任何既有的稳定架构”[4]6。作为实在界的一次入侵,它逸出了文本,成为笛福与鲁滨逊们无法解答的难题,它以种族他者身体的创伤,消解了18世纪的作家笛福们凭借现实主义小说建构起来的
白人殖民神话。
作为18世纪英国现实主义奠基作家,笛福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以一种绝对真实的写作追求创造了一个日常生活中的资产者鲁滨逊·克鲁索,通过具体时空的安排、人物记录性的语言与平铺直叙的文体,笛福成功地将小说伪装成真实生活的摹本。这个鲁滨逊·克鲁索无疑是马克斯·韦伯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所描绘的具有资本主义理性精神的杰出代表,经济动力是其一切行动的准则。他野心勃勃,勤劳勇敢,擅长记账,当然还有着清教徒的性冷淡,凭借自己的冒险精神和勤劳智慧的双手在荒岛打造了一个白人财富帝国。在欧洲白人追逐财富的海外殖民史上,“星期五”是被欧洲白人从野蛮中拯救出来并主动归顺的,欧洲白人给了他名字,给了他历史和文明,如果不进入帝国历史,他和他所生活的小岛将永远处于蛮荒的黑暗之中。通过《鲁滨逊漂流记》,笛福精心建构了一个欧洲白人殖民的幻象。
18世纪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兴起不仅得益于文学内部规律的发展,也得益于当时大量读者大众体的出现,如中产阶级的商人体和女性体(其中包括仆人阶层)。为了迎合和满足这些体的需要,出现了廉价的娱乐印刷品、流动图书馆,还有就是已经开始职业化的作家如笛福和理查逊等(如理查逊的《帕美拉》便是写给女仆们看的,当时有专门的书商向他们约稿)。出身于清教徒商人家庭的笛福无疑是面向中产阶级的商人体写作的,作为职业作家他会对当时英国中产阶级的阅读需求做详细的调查,也会根据书商的要求写作或修改并获取报酬。《鲁滨逊漂流记》便是这样产生的,它的
发表不仅受到中产阶级商人体的喜爱,更是极大地迎合和鼓舞了当
时资产阶级海外殖民的热情。伊恩·P·瓦特在
其《小说的兴起》中评论到:“最关键的是,克鲁索的荒岛给了其他经济人实现其目的所需要的完全的自由放任。国内市场条件、税收和劳动力提供等问题,使个人不可能控制生产、销售和交换各个领域。结论是显而易见的,听从空旷地区的召唤,到只因没有占用者或竞争者而荒芜的岛屿,在一个星期五那样的不需要工资、为白人繁重劳动提供更多支援的人的帮助下,在那里建立你的帝国。”[5]50由此可见,笛福笔下的荒岛是帝国想象中的理想之境,它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唯一的使命是等待帝国之旅的到达与拯救。因此克鲁索在到达小岛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帝国的秩序,对荒岛来说他是神一样的存在,他是欧洲文明的化身,他对荒岛的占领和改造,对野蛮人的征服与教化,为帝国的殖民扩张提供了合理化的精神基础。因而库切认为:“《鲁滨逊漂流记》大张旗鼓地宣传英国商业势力在新世界的扩展,宣传英国新殖民地的创设,作者对此从不感到羞羞答答。”[2]30然而这个伟大的帝国神话无论用任何方式都无法解释的是星期五的沉默,即是谁割掉了星期五的舌头,是谁剥夺了他们说话的权力,造成创伤,克鲁索还是从前的奴隶贩子?《福》中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苏珊看到星期五时,他就已经失去舌头,被剥夺了言说的权力。而克鲁索的答案语焉不详,让人难以信任,因为就连他自己的故事,他都有好几个版本,所以苏珊充满了怀疑。苏珊试图通过各种方法探究这个问题,但星期五的眼神空洞,星期五的嘴巴则是一无所有的黑暗。星期五的舌头成了小说的入
侵点,它割裂了欧洲殖民神话的完美幻象。舌头的不在场恰恰是在场,它以自身的缺失重构了整个场域,显示了资产阶级象征秩序本质上的不自洽,象征秩序的效力在这里被悬置了,因为无论它如何讲述都无法掩盖对种族他者的殖民掠夺和殖民统治的恶行,实在界在这里露出了鬼脸。象征界往往用语言来分割实在界,“就像拉康宣称的,它把一道切口引入了实在界,以无数方式分割了实在界。的确,你认出实在界的一种方式就是当一个事物对象征化冷漠的时候,什么也不做”[6]32。而这个什么也不做的冷漠的实在界便是星期五的身体,种族他者沉默的身体。它以自己的沉默成为象征界无法分割的剩余,物化了象征界的支离破碎,使帝国的神话永远难以完整。
二、来自实在界的他者身体
1.星期五是谁
星期五是谁?克鲁索说星期五是食人族,刚刚登上岛的苏珊·巴顿第一眼看见星期五时也本能地认为他是食人族。
(星期五)看着我的样子就好像他是在看一头被海浪打到岸上的海豹或是
海豚,随时会断气,然后就可以被切割成
块做食物了。他随身带着一支矛。我心
想,来错了地方:我来到了一座食人岛,
于是我将头垂了下去[3]2。
5w1h齐泽克在讲到种族主义时总喜欢讲犹太人,他认为犹太人是种族主义受害者的典型,犹太人之所以成为倒霉的受害者是因为反犹主义者不知道他们想怎样,犹太人可疑的原因在于他们欲望的不可知,出于对这种未知的焦虑和恐惧,排犹主义者建构了“犹太人阴谋”这一种族主义幻象。对星期五,欧洲的白人殖民者也是如此,他们建构的幻象就是“食人生番”或“野蛮人”,以此来填补星期五们给他们造成的空虚和焦虑,而与此同时,丰富的联想支撑着这个故事使之散发出骇人的力量,因此他们变成了受害偏执狂。流落荒岛的苏珊尽管被星期五所拯救,但她依然掩盖不了自己对星期五的恐惧和厌恶,她不止一次地幻想了星期五的食人仪式。而且克鲁索也不止一次地警告苏珊不要在岛上乱走,岛上有食人族和野蛮的猿猴,但苏珊从未遇见过,岛上风平浪静,一无所有。
星期五沉默的身体来自不可言说的实在界,拥有巨大的异己力量,这是殖民者们所无法掌控和理解的,它充满了非理性危险的诱人之谜,苏珊更是沉溺其中。
2.苏珊对星期五身体的欲望之谜
苏珊的介入打破了荒岛上白人男性独语的局面。和星期五一样,作为女性,她是鲁滨逊荒岛神话的另
一个污点,她也不是这个符号共同体中的一员,但她却渴望获得意义,有着不被大他者所知的焦虑。作为一个白人女性,苏珊对星期五身体的迷恋与凝视一方面仍来源于其对种族他者(或大对体)欲望的匮乏产生的焦虑,而另一方面星期五的身体也是其欲望的窗口,照见了她自身的欲望深渊。因而相对于鲁滨逊·克鲁索,苏珊总是在积极地寻求打开星期五之口的钥匙,她对星
期五的身体充满了好奇、恐惧和怜悯。苏珊发现星期五总喜欢用芦笛重复吹奏一首只有六个音符单调乏味的曲子,星期五喜欢跳令人目瞪口呆的奇怪舞蹈以及星期五喜欢独自在海边实行撒花仪式。
星期五并非在捕鱼。他从暗处划了几百码,一划划到长满海藻的地方,手伸
进挂在脖子上的袋子里,取出一把白
的小薄片,撒在水面上。……
我很好奇地想知道他在水面上撒的是什么,于是等到晚上他去装水时,我到
它的床垫下搜寻,结果到了一个绳子
绑着的小袋子,发现里面装的是岛上的
刺藤开花时结的花蕾和白花瓣。我猜
想,他这么做是在向海神祈求鱼源源
不绝,或是其他迷信的宗教仪式。[3]26
石油信息
星期五是奇怪可疑的,他者总是有着奇怪的享乐方式,他们幻想的特殊性与我们的幻想总是发生冲突,让我们感到来自不可知的威胁。齐泽克认为,“有两种基本的种族主义幻想。第一种种族主义幻想以这样的恐惧为中心,即种族‘他者’欲望着我们的享乐。‘他们’想要从我们身上偷走我们的享乐并抢走我们幻想的特殊性。第二种种族主义幻想源自一种不安,即种族‘他者’可以获得某种奇异的享乐。‘他们’不像‘我们’一样做事。他们‘享受’自己的方式是怪异而陌生的,那么,这两种幻想的基础都是,‘他者’以一种不同于我们的方式享乐”[6]105。即“简言之,‘他者’真正令我们坐立不安的,真正使我们心烦意乱的,是他组织自己快感的奇特方式,这包括他食物的味道,他的‘聒噪’的歌曲和舞蹈,他奇异的举止,他对待工作的态度”[7]284。因而,好奇与不安使苏珊对星期五身体充满了强烈的解谜冲动,她试图通过识字、画画、音乐甚至是舞蹈来与星期五沟通,她努力克服对星期五的恐惧与厌恶来探究他者的文化,甚至想拯救和释放星期五。然而这所有的努力依然采取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意识形态神秘化的做法,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方式对另类他者表达慷慨的尊敬,试图从内部去感受它体验它进而救赎它,其目的依然是想令这个来自实在界的创伤获得意义,纳入自己的象征秩序。因而福对苏珊说:
苏珊,你必须扪心自问:割掉星期五的舌头是奴隶贩子的行径,目的是让他
顺从,而我们在喋喋不休地争论一些词
的含义,却吹毛求疵地让星期五学习这
些词汇,难道这就不是奴隶贩子的行径
吗?[3]138
另一方面,星期五也是苏珊的幻象窗口。作为白人女性,苏珊虽坐享了欧洲殖民带来的利益,但她与星期五又有着同构性,即他们都是被压抑的客体,是被捕捉被变性的沉默他者,在鲁滨逊们的殖民神话中没有她们的故事,在帝国的历史书写中也同样没有她们的位置。作为一个女性他者,她渴望通过寻星期五的沉默之谜,揭示星期五背后被压抑的历史记忆来到自己生命的意义,从而进入历史书写之中。女性如何进入历史书写?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讲述了一个“hisstory”,那么“herstory”呢?她的故事由谁来讲述,如何来讲述?星期五正是苏珊进入其幻象框架的窗口,他展示了苏珊的欲望即其被割舌的焦虑,为此苏珊到了作家福,她恳求福:
我与克鲁索一样也是血肉之躯。我吃喝,我醒来与睡着,我也有欲望。这个
岛屿属于克鲁索,但我也住在那里,我不
是候鸟,也不是塘鹅或信天翁,仅仅绕着
这个岛屿飞翔一番,蜻蜓点水地带一下
就飞向了广阔无垠的大海。请将我所失
去的实体还给我,福先生,这就是我的恳
求。[3]45
然而,福的创作却一次又一次地篡改、编造了她的故事,因此苏珊害怕自己像星期五一样被割掉舌头,深入历史黑暗的深渊,失去实体。苏珊在星期五身上认出了她自己的位置,拯救星期五就是拯救她自己,如果星期五的故事无法讲述则意味着她的故事同样无法讲述,因为星期五的失语,让苏珊所有尽心竭力地表述都成了值得怀疑的独白。那么星期五的故事究竟谁能来讲述呢?只有星期五的身体。
三、身体的反抗
星期五没有名字,他的名字是以白人主子克鲁索拯救他的日子来命名的。如果没有遇到漂流荒岛的鲁滨逊,他将永远处于没有历史的黑暗之中。面对欧洲殖民者打造的这个巨大的象征神话,星期五们反抗的工具只有沉默的身体。来自实在界的拒不同化的身体,它以沉默的在场具化
了象征秩序的不一致,“它抵抗符号化、辩证化,固守自己的位置,总是回到那里”[8]230。与《鲁滨逊漂流记》中的星期五不同,《福》中的星期五始终拒绝学习和使用帝国的语言文字,顽固地保持着自己的拒不同化的位置。当克鲁索教他“啦啦啦”的音,他只会发出“啊啊啊”的音;当克鲁索教他“木头”,他只知道“柴火”,他始终学不会英语。及至苏珊教他认字、画画的时候,星期五的眼神空洞,丝毫没有领会的意思。显然,《福》中的星期五读不了《圣经》,说不了英语,完成不了白人主子对他的文明教化,这是一种深深的死寂,如同他失去舌头的黑漆漆的口腔,一切叙述和阐释的声音都被消解在这沉默的黑洞里了。星期五拒绝来自象征秩序的一切符号化认同行为,从而拒绝大他者将其打造成帝国历史的一部分。身体是拒不同化、拒不驯服的原质,也是其反抗的力量。库切在谈到星期五的身体时这样说:
星期五是哑巴,但星期五不会消失,因为星期五是身体。……带着痛苦的身
体变成一个审判的、无休止地质疑的筹
码。它不优雅,但至少是身体。坦率地
讲,在南非很难否认痛苦的权威,以及因
此遭受痛苦的身体的权威。……这并不
意味着某个人要授予痛苦的身体以权
威,而是痛苦的身体带有这种权威,这是
它的力量。换句话说,它的力量是不可
否认的。[9]248
星期五这个古怪的身体充满了解构的力量,作为鲁滨逊借以获得大他者符号认同的客体,它的沉默在场在消解帝国殖民神话的同时,也从根本上消解了鲁滨逊作为主体的象征地位。《鲁滨逊漂流记》中所建构的那个生机勃勃、精力充沛的白人精英,其传奇魅力在这里被打破了,只剩下乏味无趣的剩余。在《福》中,鲁滨逊·克鲁索的“Crusoe”名字中的“e”去掉了,同时也去掉了他的光辉(effulgence)。这个克鲁索沉默寡言、萎靡不振,他不去寻工具;他对支弹药没有兴趣;他不打造桌椅板凳也不造船;他没有灯,也不去制造蜡烛去照亮荒岛的黑夜;他不写日记也不记录历史,失去了诉说的欲望;他的荒岛梯田不但贫瘠而且永远都没有种子去种植。在库切的小说里,这个《鲁滨逊漂流记》中的重要殖民者,“被转移到了边缘:他不仅被叙述者和苏珊·巴顿的冒险经历所排挤掉,他也死在了叙事的早期阶段,没有完成思想上非常重要的回家之旅”[10]92。高涨的殖民热情日益消解在他颓废衰败的碌碌无为之中,多米尼克·海德(DiminicHead)认为:“如果笛福的鲁滨逊是典型的殖民主义者,醉心于驯服一个新世界的计划,(库切的)克鲁索则是
帝国精疲力竭的象征。”[11]63
结语
《福》发表于1986年,其创作背景恰恰是南非种族隔离最为严酷的时期。1978—1989年,正是彼得·博塔出任南非总理时期。1985年7月博塔宣布对36个黑人城镇实行紧急状态,继而在国民党会议上宣布:第一,不可能实行一人一票制;第二,不可能在议会里设第四院(黑人院);第三,不准备领导南非白人和其他少数集团走上一条让位和自杀的道路。[12]31986年6月,博塔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军队开进黑人城镇。这一年南非平均每天被关押的黑人及有人种人数为114220人,监狱里人满为患。直到1994年曼德拉任第一届黑人总统,南非才告别其罪恶的种族隔离统治。库切在《凶年记事》中曾说:“我自己这一代南非白人,以及我们的下一代,也许还得再加上一代人,都将背负着他们那些罪的耻辱名声。”[13]34作为一个用英语写作的白人殖民后裔作家,这耻感与创伤也割裂了库切文化身份的一致性和稳定性,“身份,作为一个文学和种族的问题,对于许多南非白人作家,特别是那些像库切一样居住在南非的作家,已经被证明是不确定的。库切不是一个阿非利堪人,而是一个处在非常特殊边缘的南非白人,因为他的背景在一定程度上使他既疏离了阿非利堪人也疏离了英裔集团。而库切关于他自己种族身份的评论也表明他强烈地意识到自身位置的不稳定”[11]2。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白人作家如何写作?他们能否成为星期五们的代言人?然而“星期五是个巨大的创伤,他的在场代表了一种绝对需求。对于库切这样的作家
而言,他的社会地位和背景并没有给他提供一个立场去表达、谴责这种需求,或者让他承担改良它的责任。通过星期五这样一个有身体残缺的角,库切流露出(白人)作家无能为力的感觉”[14]168。
沉默不仅是星期五的反抗策略也是库切的写作策略,对于代言人的角,库切显然有着审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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