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今，具有国族创伤性质的历史记忆正逐步被电影化表达，且始终存在着“双重他者”，亦即以作为“外 在他者”———中华民族创伤施加者的外国人形象和以作为“内在他者”的中华民族创伤承受者的国人形象。然而“双重他者”作为中华民族对本族历史与族生存际遇的复杂心态与文化记忆的见证者，却逐渐成为“缺席的在场者”和“在场的缺席者”。无论是一昧妖魔化还是刻意无视之的态度，都表明走不出这段历史的，不是他者，而是中华民族自己。中华民族受侵辱后的斯德哥尔摩情节至今仍在，国族创伤记忆成了悬在中华民族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但只有不再将被欺侮的历史排斥屏蔽在主流之外，直面创伤记忆，华语电影才能更好地呈现时间之流与存在之思。
关键词：双重他者;《二十二》;《鬼子来了》;《一九四二》
elispot∗作者简介：张若琪，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收稿日期:2018-10-18。
“缺席的在场者”与“在场的缺席者”
中共二大
张若琪
在华语电影的民族创伤记忆表述中，始终存
走近女局长>黑街圣徒2
在着“双重他者”，亦即以作为“外在他者”———中华民族创伤施加者的外国人形象和以作为“内在他者”的中华民族创伤承受者的国人形象。山河沦陷、国民受辱、饥荒灾祸等中华民族曾经历的创伤记忆通过“双重他者”得以侧面呈现。无论是“外在的他者”还是“内在的他者”，都是关于“我”和“他”之间的关系。而这个“我”与“他”皆涉及到了民族的创伤体验。本文以《鬼子来了》《一九四二》《二十二》三部华语电影对于“双重他者”的塑造为研究对象，透过“他者之眼”解析华语电影对于民族创伤记忆书写的方式由选择性遗忘到直面反思的历程。
一、在场的缺席者———民族创伤记忆中的外在他者
华语电影创伤叙事下对于“外在他者”形象的塑造，因为涉及中华民族的创伤记忆而被抽空了主体，刻意走向类型化、脸谱化、丑化乃至妖魔化倾向，成了“在场的缺席者”。日本和西方作为中华民族历史创伤记忆的施加者和见证者，在华语电影中始终是在场的。但是在华语电影创伤叙事下的民族主体面前，他们都不是被表述的主要对象，为了顺应中国观众观影的创伤体验，华语电影总是把日本、西方分别包装成单一平面的施恶者、救赎东方的拯救者，在这样的“精心打扮”下的在场恰恰印证了真实他者主体的缺席。《鬼子来了》和《一九四二》
两部电影则打破了这样的“外在他者”像，为我们还原了一个更加真实、多元的外在他者。
(一)日本形象的重构：以“真恶假善”替代单一平面化
2009年中考满分作文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受害者，中华民族的潜意识中依然暗藏着一道伤口。为了尽快消除由创伤引起的不适记忆，并以满足集体记忆的需要取代它，抗日战争电影始终存在着一个充满乐观精神的民族幻梦———“全民皆兵”的民族主体，在一次次奴役和抵抗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具有强烈自我认同和抗战胜利的“全民皆兵”明确标志着新民族自信心的建立。因此，在继续塑造自己的当代中国民族的历史中，抗日战争电影正被不断改写并逐渐形成一种“日本侵略者屠城抢劫无恶不作，而机智勇敢的广大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绝地反击，最终赢得了胜利”的抗日故事套路。
然而《鬼子来了》的导演姜文却颠覆了经典历史叙事下的“反日故事”。向我们展示一个完全违背过去“集体记忆”的“个人记忆”，重构了“外在他者”的形象。[1]故事发生在抗战结束前，一个没有共产党领导的偏远村庄挂甲台，以马大三为首的村民面对着携带实弹的日本鬼子。村民们没有同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而是屈从于“求生存”这一最底层的人性本能，他们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的生命，并最终在日本鬼子的刀下死去。
度坐标宁德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总第12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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