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何汉晴所在的这个家庭环境仍然是古代传统家庭中的家长制和父权制的一个翻版和缩影。在古代的家庭中，等级制度森严。家长是绝对的权威，他们一般很少说话，但是只要他们一开口，那绝对是掷地有声，不容侵犯的，“父为子纲”，做儿女的必须惟命是从，
不得有任何的违背父辈的旨意。在方方的小说《出门寻死》中，由等级森严的家长制引起的悲剧又一次在现代家庭中上演。虽然没有像古代那样剑拔弩张，但是婆媳之间的这种关系却也有浓烈的火药味。何汉晴在家庭中只是逆来顺受的“保姆”，由于没有知识和文化就被作为知识分子的退休教师看不起，一切家务都扛在自己肩上，受苦受累不说，还要忍受百般的委屈和精神折磨。同时，何汉晴在丈夫面前也是低声下气的，经常无辜遭到丈夫的打骂，特别是在婆婆的刻意唆使和挑拨之下，丝毫感受不到丈夫对自己的温存和关心。所以说，何汉晴所生活的现代家庭仍然是传统家长制和父权制的一个缩影。
三、“自我”在“他者”世界困扰下的“生存困境”
关于“他者”，萨特在他的《存在与虚无》中有详细的论述。在他看来，人是以一个独立个体的身份被抛掷到这个荒谬的世界上的，人是孤独的，人是无所依凭的，但更不幸的是，人要生活在一个他者构成的世界里：“他人即地狱” [3] ， “我与他人的关系则被归结为自为之间争夺自由、争夺主体性的冲突关系”，在萨特那里，“自我”是一个主体概念，与此相对的“他者”则是一个客体。“在某中程度上，萨特认为他者代表凝固的公众观念，它投射出强大的‘注视’、使被注视者非本真的姿态固化，它不容许人作为本真的、独立的、个别的意识
而存在” [4]在现代社会中，人的言行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他人以及社会的思想、观点的影响和制约，以至“世界上确有相当多的人生活在地狱里，因为他们太依赖于别人的判断。正因为许多人因循守旧拘于习俗，别人对他们的评论，他们感到不能忍受，但他们又不想设法去改变这种情况。这种生，虽生犹死。他们不能把自己从偏见和习俗的束缚中彻底挣脱，他们往往因而成为别人议论的受害者……” [5]
作家方方也深受存在主义的影响，在中篇小说《出门寻死》中所塑造的主人公何汉晴可以说正是这种人物的典型代表。作品主人公何汉晴应该说是一位积极、乐观、向上、充满韧性和张力的女性。丈夫的下岗、生活的拮据、家务的繁重都没有将她压垮，反而更给她反抗困境的勇气。下岗在家的何汉晴除去要做洗衣、做饭、烧水、灌暖瓶、换煤气、买米买菜等满地芝麻般的家务事外，还要糊纸盒、做钟点工以贴补家用，为了给儿子买电脑，她甚至可以去，然而她自己却是一无所求。日子在平淡琐碎中度过，何汉晴虽有怨言，但生活已经教给她“想不开的事情太多，要养成想不开也要想开的习惯” [6]。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传统父权制社会影响下以忍让、顺从、奉献、逆来顺受为美德的何汉晴完全没有自己的生活，没了自己的独立个性甚至人格尊严，她活着完全是为了家庭而活，是一个生活于“他者”注视下的女性形象。何汉晴完全在“他者”世界里迷失和消失了“自我”，这不能不说
是现代妇女的生活悲剧。她在生活中无视自己的生命需求，默默无私地尽着一个女人为人妻、为人母、为人媳、为人友、为人邻的责任。无意识的压制自己的本能需求和生活追求，麻痹自己的灵魂，使自己与本真的自我逐渐脱离，并逐渐将假面具所显示的自我误认为是自己的生存本相，从而从本质上失去自我生命的自由性，扼杀了自己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在何汉晴的骨子里，她还有一种宿命的观念，将生活中的一切不如意都归结为是命中注定的，“何汉晴想算了算了，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命。命里该你的事，你跑也跑不脱” [7]。这种宿命论的观念影响和制约着何汉晴，使她逆来顺受，不能够主动地选择自己的生活，以至于失去自我，沦为生活的“奴隶”。
但就是这样一位对生活一无所求的女性，也无可避免地因为无力摆脱他者世界的生存困境，而决意要出门寻死。何汉晴出门寻死的原因并不是忍受不了家庭生活的重压，家庭生活的重担都落在她一个人的肩膀上，她虽然觉得有点烦，挺累人的，但是这对她来讲并不是什么难题，也不可能成为寻死的原因。我认为何汉晴出门寻死的主要原因是她想在家庭中有自己的位置，可以和公公婆婆以及丈夫小姑子平起平坐，希望得到尊重和鼓励，然而事与愿违，往往是出力不讨好，甚至受到讽刺以及家庭暴力。正如何汉晴自己所说的“在这个屋里，个个人都重要，就只有我何汉晴是根草，没得人关心，也没得人搭理。是死是活，
是疼是病，也没得人问过一声。我是媳妇，屋里的事该我做，我都认了。可未必我就不是人了？我也有特殊情况啊？这又不是旧社会，你们这样不拿我当回事？” [8]由此可以看出，何汉晴所需要的就是这个家庭对自己的认可，拿自己当一回事儿。从更深层的原因来看，是何汉晴认为自己生活的价值和意义是有他人的评价标准所决定的，何汉晴无法摆脱他人对自己的“观照”和评价。何汉晴觉得生活“没意思”，生活失去了价值，是虚无的。这种无意义感让何汉晴失去了生活目标。因此我们说，何汉晴的寻死是缘于对生命存在的深层次的思考，是对“他者”生存困境的一种反抗，是对自身存在价值的一种探寻。虽然何汉晴是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妇女，虽然她没有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这也更进一步体现出“无论人生活在这个世界的哪个地方，那个阶层，人生终是荒谬的，痛苦的，不和谐的。这个世界本质上的荒谬决定了人生必然痛苦” [9]。
萨特说，人是生而自由的，但人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个“枷锁”，对何汉晴来讲，有外在的即“他者”世界，更有内心的，有社会的也有自己的。在繁琐的家庭生活中，何汉晴迷失了自我，游走在“他者”世界的边缘，没有自己独立的生活标准，没有自己的生活方向，最终走向寻死之路。然而连死也死不得，最终顺着丈夫搭下的台阶又回到了满地芝麻的生活现场，回到了“累”和“烦”如影随形的繁琐生活，这无疑成为了鲁迅式的“娜拉走后怎样”的一
个典型例证。
参考文献：
[1]王绯、华威.方方：超越与品味――重读方方兼谈超性别意识和女性隐含作者［j］.当代作家评论，1996年第5期.
[2]丁永强 .新写实作家：评论家谈新写实［j］.小说评论，1991年第14期.
[3]杨大春.超越现象学［j］.哲学研究，2001年第7期.
[4]多诺万 .女权主义与知识分子传统［m］.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第167页.
[5]黄见德.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研究［m］.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9页.
[6] [7] [8] 方方.出门寻死［j］.小说选刊，2005年第2期.
[9] 王宁宁.方方小说中的存在主义倾向［j］.北京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宋晓培：（1981-），男，河南漯河人，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中国现当代叙事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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