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开剂唐诗中的胡姬：
广州视窗网被塑造的“他者”形象
内容提要：胡姬是指唐代中原地区的西域民族的女性。唐诗中的胡姬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代异域女性的风貌，但作为异域文化形象，她们往往是作家基于自身文化立场塑造而成的文化“他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代诗人的创作心理。 作者简介：邹淑琴，新疆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原文出处：《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年第2期。
胡姬指的是我国古代，尤其是唐代，来到中原地区的西域异族女性。唐诗中有近20首诗具体写到这一形象，另外还有数十首写到与胡姬形象相关的形象或歌舞，如胡旋女、胡旋舞、柘枝舞等等。可见胡姬形象所代表的西域文化曾吸引着唐代众多文人名士。这些尚好饮酒赋诗的文人来到胡姬酒肆，亲身感受异域风情，写下了优美的诗篇来赞美或抒发他们对胡姬的印
松下vs6象，如“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李白《前有一樽酒行》)、“羌儿吹玉管，胡姬踏锦花”(温庭筠《敕勒歌塞北》)等。唐诗中的胡姬，总是美丽明艳、活泼开朗、洒脱大方，透着异域的魅力。这是一份中国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珍贵材料，早就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例如，我国著名学者向达和美国学者爱德华·谢弗分别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①、《唐代的外来文明》②中谈及胡姬。有些研究则重视胡姬形象的文化传播方面，如《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胡姬与西域乐舞的传播》③、《唐代诗歌中胡姬形象的文化意义》④等；也有一些侧重于探讨胡姬形象的审美特性及其文学价值，如《略论胡姬形象美感特质与世变之关系》⑤、《唐代文学中的“歌者”》⑥。但如果从胡姬作为被塑造的“他者”形象的角度，来透视唐代诗人的虚构和想象成分及其背后的时代社会文化因素，应该是另有新意的。
比较文学形象学认为，“一切形象都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即使这种意识是十分微弱的。因此，形象即为对这两种类型文化现实间的差距所作的文学的或非文学的，且能说明符指关系的表述”⑦。而“对异国人形象的研究从根本上讲实际上就是对主体—他者对应关系及其各种变化形式的研究。”⑧在这里，“他者”就是指文学中的某种异域文化形象、异国形象。对异域形象的研究为研究创作主体“自我”及其深层的集体无意识提供了依据。“‘我’注视‘他者’，而他者形象同时也传递了‘我’这个注视者、言说者、
书写者的某种形象。”⑨因此，异域形象实际上并不纯粹是一个客观的形象，而是被创作主体在“自我”的文化背景基础上塑造而成的。
美国学者谢弗在论及唐人时说：“历史隐藏在智力所能企及的范围以外的地方，隐藏在我们无法猜度的物质客体之中。一只西里伯斯的白鹦，一条撒马尔罕的小狗，一本摩揭陀的奇书，一剂占城的烈等等——每一种东西都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引发唐朝人的想象力，从而改变唐朝的生活模式，而这些东西归根结底则是通过诗歌或者法令，或是短篇传奇，或是某一次即位仪式而表现出来的。外来物品的生命在这些文字描述的资料中得到了更新和延续，形成了一种理想化了的形象，有时甚至当这些物品的物质形体消失之后也同样如此。”⑩
这种对西域物品的想象延及到人物身上，就在文学作品中形成一种理想化了的人物形象，在人物身上融入了唐代诗人对西域文化的想象。
综观唐诗中书写胡姬形象的诗句，可以看出胡姬形象大都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如美貌、热情、歌舞技艺高超、大胆开放、坦率、无拘无束等。这是一种乐观开朗的形象，其乐舞艺术也往往表现出一种不同于中原乐舞风格的热烈跳跃、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唐诗中形
容胡姬的词语大多是：“貌如花”、“笑春风”、“舞罗衣”、“妍艳”、“颜如赪玉盘”、“玉堂美人”等。这些词语所描绘的胡姬之美呈现出艳丽脱俗、豪放洒脱的气质。显然，这种气质不同于汉文化观念中的美女形象。唐代诗人对于胡姬的态度和看法明显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内的女性，他们往往把这些擅长乐舞的胡姬们当作西域乐舞艺术家一般来看待，而非汉文化中为文人酒客们提供陪侍服务的、卑贱的歌舞艺妓。他们以专业的目光品评胡姬精彩的歌舞，不是情地赏玩她们的身体。换言之，唐代诗人是把胡姬作为一种“他者”形象来看待，认为胡姬所代表的是与自我的传统汉文化不同而地位同等或更高的文化形态。正因如此，他们对待胡姬的态度往往是欣赏、钦羡，比较尊重，而并非居高临下的亵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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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胡姬的身份是相当低贱的。考胡姬来到中原的情形，大致有三种，一是进献给唐王朝的贡品(大多为乐伎)，二是由于战乱等原因被迫移民到内陆的胡人女性，三是被丝绸之路上的商贩贩卖到唐代大都市的胡人女奴。(11)唐诗所写的一般都是最后一种，即以女奴身份被贩卖而来，在胡人酒肆歌舞献艺并陪侍酒客的年轻女性。因而唐诗中那美貌、开朗、歌舞飞扬的胡姬形象与其说是对真实胡姬的再现，不如说是被唐代诗人以观看者和言说者的立场塑造而成的。这个被塑造的“他者”形象之所以如此明艳动人，与塑造者的文化审美视角以及由此视角看到的“他者”的文化背景有关。
唐代是一个胡风盛行的时代，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市井百姓，都尚胡风。这在唐诗中有生动的描绘，如“洛阳家家学胡乐”、“臣妾人人学圆转”、“胡音胡乐与胡骑，五十年来竞纷泊”。这种对文化他者的欣赏是以尊重为基础的文化审美、艺术审美。也就是说，初盛唐时期的诗人们往往并不把胡姬作为娼妓来看待，而是站在文化审美的立场上来看待胡姬。这一点比较明显地体现在李白、岑参、白居易等人的诗歌中。如李白《前有一樽酒行》其二：“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将安归。”(12)这个胡姬形象作为一个他者，在诗人的情感和想象中，凝聚了异域文化所特有的美貌和独立，风姿飒爽，充满神秘感，令人遐想和愉悦。岑参在《送宇文南金放后归太原寓居，因呈太原郝主簿》中写道：“送君系马青门口，胡姬垆头劝君酒。为问太原贤主人，春来更有新诗否。”(13)这里的胡姬并不是只会侍酒陪客，而是能以平等的姿态与诗人品诗论画。显然，诗人是以一个知己或友人的态度来对待这个来自异域文化的他者了。温庭筠在《敕勒歌塞北》中也以这种平等的文化审美视角来书写胡姬：“羌儿吹玉管，胡姬踏锦花。却笑江南客，梅落不归家。”(14)他以侧面烘托的笔法描写了羌儿胡姬的歌舞技艺十分精湛，令人流连忘返。此类诗作还有章孝标《少年行》中“落日胡姬楼上饮，风吹箫管满楼闻。”(15)等诗句。唐代诗人看待胡姬的这种视角在描写西域乐舞的诗句中体现得更加明显，如李端《胡腾儿》、白居
易和元稹的《胡旋女》、张祜的《柘枝》诗等。由此可见，胡姬虽然是以歌舞助酒娱人的艺妓，但在唐诗中却往往以被欣赏甚至被崇尚的形象出现。
“异国形象并不是自在的、客观化的产物，而是自我对他者的想象性制作，即按自我的需求对他者所作的创造性虚构，是形象塑造者自我欲望的投射。”(16)法国学者让-马克·莫哈对形象的定义是：“它是异国形象，是出自一个民族(社会、文化)的形象，最后，是由一个作家的特殊感受所创作出来的形象。”(17)这里指出了一点，即形象是由作家个体的独特感受和想象所创作的。因此，首先可以探知，唐诗中的胡姬形象在一定程度上透视出唐代诗人个体的创作心理。我们且以初唐和盛唐比较有代表性的两位诗人为例。黄埔船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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