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述评·
“他者”的经验和价值
学术现象。它起源于60、70年代女性主义运动“第二次浪潮”的政治风暴，因此可视之为女性主义向文化界、学术界的进军①；它又与同时代风靡西方的反主流文化浪潮相契合，带有很强的反主流意识和批判意识，因而常常被归类为批判理论或后现代主义的一种。与女性主义在其它学科的表现相类似，社会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集中于对学科本身的男性中心导向的批判，倡导在女性经验基础上建立新的学科范式。尽管女性主义自身在社会学话语的批判与重建问题上还存在着诸多分歧，主流社会学界对女性主义在社会学中的工作也有各种评价，但学术界已经无法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在社会学中发出的声音置之不理，当代社会学理论和方法流派的教科书都无法将女性主义理论或性别分析方法排除在外②。由于立足于一种全新的社会性别(gender)视点，强调女性作为“他者”的经验和价值③，女性主义社会学开辟了一种日常生活的社会学图景，这种尝试对社会学很具启发意义，西方女性主义也因此在学界获得了自己一块稳固的地盘。
一、女性主义介入社会学的背景
作为一种学术思潮，西方女性主义是在20世纪70年代介入各学科的。此时，西方社会学领域有两个值得一提的现象为女性主义提供了机遇：一是长期以来社会学内部形成的对女性或性别问题的普遍忽视；一是社会学包罗万象的统一理论的式微和反实证主义潮流的兴起。
长期以来，在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中，女性被大大地忽略了。他们一般仅仅出现在像家庭、生育、性等较为狭窄的研究领域之内，正如在实际生活中女人的空间仅仅局限于这些所谓个人、身体和家庭等私密领域一样。因此，关于女性的研究在传统社会学中处于边缘位置。这与他们在社会中的边缘位置极其一致，也体现了社会学的创立者们有关这一学科的最初梦想，即社会学就是以自然科学的技巧和模式去如实描绘社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00年年度课题“社会学中的女性主义流派研究”以及福特基金会资助的赴美交流项目“女性主义对社会学的影响”的成果之一。
文中所需的许多资料直接得自笔者2000年11月至2001年11月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问期间该校社会学系Barrie Thorne教授的慷慨提供，与她就女性主义社会学相关问题的讨论也使笔者受益匪浅，在此谨表谢忱。
作者吴小英，女,1967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① 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一次浪潮”是指19世纪中叶到1920
年代的妇女运动,“第二次浪潮”诞生于1960年代，西蒙·德·波娃的《第二性》(1949年出版)和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1963年出版)为这次浪潮提供了理论基础。关于女性主义研究的兴起及其与女性主义运动的关系，可参见拙著《科学、文化与性别：女性主义的诠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导论”中的论述。
② 如华夏出版社最新出版的“高校经典教材译丛·社会学”
系列读本中，都包含着与性别研究和女性主义相关的章节和内容。参见乔纳森·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上、下),2001年；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上、下), 2000年；马尔科姆·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2000年。
③ 西蒙·德·波娃在《第二性》中谈到，在人类社会的历史
和文化长河中，男人是作为绝对的主体(the Subject)存在的，人就是指男人；而女人是作为男人的对立面和附属体存在，是男人的客体和“他者”(the Other)。由于女人一直被界定为天生的“他者”，现实世界被认为是男性主宰和统治的，两性之间不可能存在平等。要使妇女走向真正的解放，必须摆脱“他者”的地位，成为真正“独立的女人”(参见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上、下)，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后来的女性主义者却看到了女性作为“他者”所独有的经验和价值，认为它可以克服男性经验所具有的偏颇而成为更加富于人性的知识的来源。文中所说的“他者”就是指女性主义强调的女
人相对于男人所处的边缘化的、陌生人的特殊处境和地位。
刘红英处理结果会秩序和人类行为。他们相信，在社会世界中，如同在自然界一样存在着一种合理的自然秩序，而关于女性和家庭的位置就是构成这一合理秩序的一个部分。在社会学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功能主义那里，社会是个有机整体，而家庭一向被视为社会的一个功能单位。由于女性与男性之间的天然差异，女性的功能只能是在家庭里承担妻子和母亲的角。女性服务于家庭中的男性，而家庭和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联系则由男性来承担。男性和女性的角分工和功能分化，构成了社会有机体趋于稳定和平衡以及社会演进合理化的一个基石。因此，是女性的自然状态造就了劳动力的分工和男性权威的体制，也就是说，父权制在功能主义那里被视为是社会体制的一种自然演化形式①。冲突论者则认为，社会的变革与进步是通过不同体和阶级之间的彼此冲突和斗争实现的，男性和女性就处在冲突的双方。这种冲突来自双方在财富和权力方面的不平等分配，男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位置始终处于优势，而女性则处于受压迫的位置。女性一方面成为婚姻买卖中的一种特殊财产，另一方面也成为劳动力市场上最底层的被剥夺者。其原因就在于女性在生理上比男性弱，她们是作为男性的性对象和私人财产而存在的，于是性别的分化导致两性在经济、政治各方面的不平等和冲突，这种冲突最终将会带来社会的变革。
可以看出，对于两性的分工与功能的解说，无论是功能主义者还是冲突主义者，过去主流社会学理论基本上都是以传统的性别角理论为基础，只不过得出的结论不同而已(以协调为宗旨或以变革为目标)
。这些理论模式都是建立在男女性别差异的“生物决定论”的解说基础之上，是以男性的经验、利益为基础的，符合父权制结构的社会机制以及性别主义(sex -ist )的范式，因此，女性在社会学中的位置就像她们在社会中的位置一样，始终是无足轻重的，或者可以说是无形的、边缘的、歪曲的甚至完全缺席的。这种现象随着当代女性主义运动的深入以及跨学科女性研究的发展而日益受到学院派女性主义的抨击。女性主义试图从一种新的理论视角和方法论维度出发，对社会中的女性位置做出重新分析和解说，并且致力于改变女性和性别研究本身在社会学学科中的边缘地位。
与此同时，作为一种学科建制和知识模式的社会学本身也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一方面,20世纪60年代刚刚从战后的绝望与憧憬中走出来的西方世界又重新受到阶级冲突、种族冲突和民族冲突的困扰，各种各样的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和学生运动汇集成一股声势浩大的反政府、反现存制度的巨流，并使青年人成为反叛文化的主体。他们在知识精英的引导下对战后社会进行了不懈的批评，使以反主流文化为特征的运动在整个西方社会以及思想界和文化界愈演愈烈。在美国，帕森斯时代所推崇的那种社会稳定和进步的意识形态假设受到普遍的怀疑，曾经雄踞霸主地
位多年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面对新的社会结构变迁和意识形态的衰落，也显得无能为力。因此，受到批判和质疑的不仅仅是功能理论本身，还有作为社会学理想目标的帕森斯式的庞大社会运行系统理论存在的可能性。美国社会学家阿尔文·古德纳在《即将到来的西方社会学危机》一书中就表达了这种质疑②，进而倡导建立一种“反思社会学”(reflective sociology )来取代代表社会秩序普遍话语的传统社
会学。
另一方面，从学术和思想领域看,20世纪60年代以后现象学、解释学、批判理论等思潮的广泛传播也使作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模式基础的实证主义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对社会学基本概念和方法的重新审视、批判和尝试成为社会学家工作的一个当务之急。美国社会学家斯梅尔塞在谈到战后美国的社会学状况时指出，研究主题、视角和方法论类型的分化已成为这一学科的标志，它带来两种结果：一是每个亚研究领域内解释框架的日益丰富多彩，二是在关于什么是知识的核心组织基础的问题上越来越缺少一致性。然而一方面是社会学的这种四分五裂和日益专业化所带来的问题，另一方面是社会学家越来越依赖于自然科学模式的陷阱，二者同时并存。对技巧和实证科学的强调充斥着这个学科，结果导致曾经作为社会学思想中心的哲学的、道德的和社会问题的传统逐步走向边缘化。这种对不变的关系和精确的技巧以及程序实用性的追求作为美国社会学的主导范式至今仍然占据着核心的位置。它使社会学家们误以为不是以研究问题来界定所用的方法，而是以研究技巧来界定社会学问题的提出。这种方法论的霸权威胁到社会学作为一种可行的学科事业的前景，导致学科本身的危机和边缘化③。
华伦斯坦等人在谈到战后社会科学的发展状况时也指出，对定量分析和数学模型的依赖已成为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以探寻普遍规律为宗旨的社会科学的普遍趋势，这导致学科各自独特方法论的削弱以及学科之间多方面的重合，因此要寻学科之间明确的分界线变得越来越难，每门学科自身也
变得越来
中国社会科学 2002年第6期
①②③参见T .R .Vaughan ,The Cris is in Contempo -rary American Sociology :A Critique of the Disci -pline 's Dominant Paradigm ,In T .R .Vaughan ,et al ,eds .,A Critiqu e of Contemp orary A merican Sociology ,1993。
参见A .W .Gouldner ,The Co ming Crisis o f
W es tern So ciolo g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0,Inc 。参见J .C .Ollenburger &H .A .Moore ,A
Sociology o f Wo men :The Inters ection of Patriar -chy ,Capitalism ,and Colonizatio n ,2nd ,Prentice Hall ,1998,pp .10—11。
越不纯粹，从而导致人们对学科内部统一性以及学术前提合法性的怀疑。各种各样跨学科的东西便在这时应运而生，女性研究就是其中的一个。另外，以普遍主义标榜的社会科学日益受到偏狭性的挑战。人们开始认识到，在科学普遍性的旗号下，形形居于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原先被确认为理性的反映和体现，成为决定诸多知识形式命运的普遍范式，实际上却只不过代表着某一体、某一区域的特殊利益。西方社会科学就是“凭借其经济上的优势和精神上的卓异”来向全世界传播自己的观点，
在它作为社会科学典范的面貌下掩盖的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偏狭追求①。因此随着后现代主义而兴起的文化研究以怀疑主义的姿态对所有以追求普遍性为目标的所谓“宏大叙事”展开了挑战，女性主义者以普遍的男性话语为批判目标，也毫不迟疑地加入了这些持异见的挑战者的行列。德阳市实验小学校园网
二、女性主义对社会学传统的批判
女性主义介入社会学的第一步就是对传统社会学进行不遗余力的批判，这种批判是系统的而不是零散的，内容涉及从具体的研究领域、主题到基本的概念、理论和方法的方方面面。在20世纪70年代一本颇具影响力的论文集《另一种声音：社会生活与社会科学的女性主义观点》中就收集了当时的女性主义社会学家对社会学的主要批评和新见解，编者在那篇著名的导言中列举的六个方面成为女性主义社会学的经典批判②：一是社会学中传统的界定模式忽视了社会研究的许多重要领域；二是社会学集中于公共的、官方的、有形的或戏剧性的角扮演者和情景定义上，忽视了女性参与最多的那些非官方的、支持性的、私人的、无形的或不具戏剧性的社会生活领域；三是社会学假定男性和女性处在一个“单一的社会”里，并从中可以概括出对所有参与者同等适用的普遍性，而实际上男性和女性处在两个不同的社会世界中；四是社会学的一些研究领域忽视了作为社会现象和行为的最重要解释变量———性别因素的作用；五是社会学总是以解释现状、为现存的权力分配结构提供合理性为目标，而女性主义则提出社会科学应该以探讨必需的社会变革，鼓励建立一个更加公正的、更富于人性的社会为己任；六是社会学中过于强调量化的研究方法和技巧，这种倾向可能限制了研究者的视野并得出有
问题的结论，因此女性主义倡导在方法论上的多元化尝试。
这六个方面又可以概括分为两个部分，前三点主要集中于社会学中女性及其相关议题的被忽视、冷落和歪曲，包括研究领域和界限的偏狭界定以及研究前提和结论的偏差和曲解。后三点主要集中在社会学研究基本框架及主导理论和方法模式上的男性中心导向，包括对社会学本身的知识模式和方法论基础的理解和争论。也就是说，前一部分着手在社会学现有框架内的批评和修补，后一部分则着力于对社会学传统和框架本身的批判和重建。
具体地说，女性主义对社会学中性别主义传统的批判几乎遍及社会学的各个领域。例如在作为社会学核心的社会结构与分层问题上，女性主义社会学家琼·艾克(Joan Acker)就对传统分层理论中以家庭作为分层体系的基本单位、以家庭中男性户主的地位替代女性地位的做法提出了质疑，认为这种测量方法没有看到性别因素对劳动分工和个人地位产生的影响，并且运用双重标准(即男人以职业、女人以婚姻)作为测量阶层地位的范畴标准，是一种“智识上的性别主义”(intellectual sexism)。它不仅抹杀了家庭与劳动力市场上的两性差异，而且也导致人们对社会结构和分层的真实境况的歪曲理解③。在家庭问题上，传统社会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帕森斯结构功能学说认为，核心家庭中男人的工具性角和女人的表意性角分工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工业社会的需求。女性主义对此也提出了质疑，指出不存在任何基于生理需求和所谓天然角分工的特定的家庭形式。家庭结构及其意识形态是社会建构而成的，同时，被建构的还有外在的社会和权力关系④。在女性主义看来，所谓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划分以及
与男性角和女性角之间的对应，是基于生物决定论的一种文化诡计。它预设了男性和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现有角分工和地位的合理性，也为社会学将女性及相关议题排除在外提供了理由。由此看来，女性主义对社会学传统的批判如果再向前迈进一步，就会导向对社会学的主导概念、框架、理论和方法的男性中心导向的挑战。
70年代初期，女性主义学者对社会学中由于结构功能学派的倡导而广为应用的性别角理论提出了批评。女性主义社会学家列举了这一理论至少三个相互关联的弱点⑤:(1)性别角理论作为社会理论是值
学术述评
①
②
③
④
⑤参见M.W.Os mond&B.Thorne,Feminist
Theories: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Gender in
Families and Society,In P.G.Boss,et al.
eds.,Fa mily Theo ries and M ethods:A Contextu al
A ppro ach,New York:Plenum Press,1993。
参见B.Thorne,with Yalom,Marilyn,eds.,
2nd,Rethinking the Fa mily:Some Feminist Qu es-
tions(New York:Longman,1992)中的文章。
参见J.A cker,Women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A Case of Intellectual Sexism,American Jou rnal o f
So ciolo gy,78,1973,pp.936—945。
参见M.Millman&R.M.Kanter,Another
V oice:Feminist Per spectives on Social Life and So-
cial Science,Introduction,New York:Anchor
Books,1975。
参见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第二章
(三联书店,1997年)。
得质疑的，因为它将一个生物术语与一个社会术语连接在一起，暗示社会是循着自然倾向发展的，而生物性别的差异又总是可以通过更加高级的社会角的形式显现出来。因此性别角理论总是热衷于研究性别差异，从而落入男性角和女性角的僵化的二元框架。(2)性别角理论没有实现将个体与社会有效地连接起来的承诺。社会决定论强调个体是由他们的社会角决定的，因此人类无法摆脱性别角的规定。一旦人的行为违反了角规定，性别角理论总是责难这些人而不是性别体系本身。(3)性别角理论最根本的弱点是无法说明性别关系中存在的权力、不平等和冲突。角理论假定在界定地位阶层和角期待时，起作用的是公正的、非个人的“标准化因素”，它忽视了下面这种可能性，即那些制定角规则的人是从他们自身利益出发的。因此女性主义主张彻底摒弃“角”这一不合适的概念，并以社会性别这一概念取而代之。随着女性主义批评的不断积累，社会性别关系(gender relations )的概念被用来取代传统的性别角概念，以至于1979年美国社会学学会的性别角部成员投票一致通过，将他们部的名称改为性别与社会性别(sex and gender )部。
女性主义还对作为社会学传统框架基础的公共与私人的两分法提出了挑战。社会学中男性及男性活动的相关领域如国家、市场等一向被视为是公共领域而赋予重要性，而女性及女性相关领域如家庭、情感等被视为私人领域而遭轻视。公私领域的分野与男女角的分离相对应，形成了传统社会学家关于社会、劳动分工以及家庭的意识形态，也规定了社会学研究中孰轻孰重的排序。女性主义对工作和家庭等概念重新进行了定义，指出传统的工作概念是依据男人的职业和组织特点来界定的，家庭的概念是以那种中产阶级的核心家庭模式为标准，它们都建基于公私二元论的意识形态。其实家庭内外的工作组织都受到父权制的性别体系以及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双重影响；男性不是家庭中惟一的挣钱养家者，女性也不是在经济上难以独立的依附者；女性的从属地位不是仅仅体现在家庭中或仅仅体现在经济体系中，二者并非是分离的，而是相互作用的结果①。因此社会性别理论本身超越了公共与私人、男性与女性的传统两分法，也为将传统社会学中被忽略或边缘化的领域或议题纳入社会学主流提供了合理性依据。
社会学传统模式的核心就是对价值中立的客观性的追求，这一目标直接来自实证主义。女性主义是实证主义的坚定反对者。他们认为，社会学虽然标榜客观地描述社会世界，但在研究过程中保持价值中立是不可能的。研究者在三个领域都会受到价值的侵扰：一是选择被研究的问题时，二是决定用什么方式进行研究时，三是对所收集的资料和发现的证据进行解释时。事实不会自己说话，因此研究过程中价值的作用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至关重要的②。社会学家
以科学为名，宣称研究过程不涉入任何主观的价值倾向，实际上是在借此帮助维系一种使女性居于从属地位的男性意识形态，所谓的客观性是代表男性特殊利益、观点和经验的男性的客观性。关于这一点，女性主义社会学家多萝西·史密斯(Dorothy Smith )的批判最为激进。她认为，在对社会生活的男性特理解与社会学所推崇的概念框架以及统治他人所需要的知识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幸的契合。社会学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统治所需的概念霸权的一部分，它代表的是男性的所谓社会普遍性，是被男性占为己有的领地。它不仅缺乏“科学”性，而且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我们社会的统治是通过概念和符号完成的，社会学的概念和模式对此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它可以视为这个社会统治实践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使女性的被压迫和从属地位得以延续的帮凶③。
出于对客观性的追求，社会学中通行的方法是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分离开来，将被研究的人当做可操作的物来对待，女性主义称这种研究模式为“形同的研究”。其最典型的是量化方法，通过问卷调查、统计分析等技巧，强调观察者的中立、强调材料和证据的可靠，从而强调结果分析和判断的客观性。女性主义认为这种研究框架人为地拉大了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的距离，作为研究对象的人是被动的，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分析的概念和范畴以及解释的框架和理论都是研究者预先强加于被研究者之上，因此它实际上反映了标准的男性中心立场和导向，是充满意识形态偏颇的。大部分女性主义者倡导社会学研究中的质化方法，认为这种研究模式中被研究者不致沦为零碎的可操作物，研究对象的立场、观点和声音不容易被忽视，易于在被研究者与研究者之间建立起更加平
超低碳钢
中国社会科学 2002年第6期
①②③参见D .E .Smith ,Women 's Perspective as a
pes2008补丁
Radical Critique of Sociology ,in Feminis m and M ethodolo gy ,ed .,Sandra Harding ,Indiana Uni -versity Press ,1987。
J .C .Ollenburger ,o p .cit .,p .62.
参见M .W .Osmond &B .Thorne ,Feminist
Theorie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Gender in
铵根离子Families and Society ,In P .G .Boss ,et al .eds .,Fa mily Theo ries and M ethods :A Contextu al A ppro ach ,New York :Plenum Press ,1993。
等的关系①。在女性主义看来，社会学研究中的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研究者本身是研究对象的一部分，他们不可能保持中立———无论是他们对世界的认识还是所使用的框架语言都不是纯净而透明的。每一种研究方式都是一种建构，都存在偏见。价值的涉入不仅仅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研究者必须时时反省和意识到他们的价值观念和喜好如何影响了研究的进程和结果，因此社会学必须具备一种反省能力。
三、女性主义社会学的新尝试
女性主义对于社会学来说并不仅仅是一个批判的角，它还致力于对社会学研究议题的重新规划、解释和修正，同时试图通过基本概念、理论和方法的变革来建构与传统社会学相异的女性主义社会学。
(一)女性主义对社会学中的一些传统议题做出了重新解释，并开发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
女性主义第一次将两性不平等与劳动力的性别分工联系起来。马克思女性主义认为②，传统的家庭以及家庭意识形态下的性别分工，可以解释女性进入劳动市场后何以会处于较为劣势的地位，以及资本家何以会以不同于男性的方式来利用女性劳动力。女性似乎是工业社会中的“劳动后备军”，在经济扩张时被推入劳动市场，不景气时又被最先踢开。她们所从事的多半是无技术的廉价劳动，正如女性在家庭中的劳动一样，没有经济报酬或者报酬极其低微。这是因为劳动的性别分工已经成为一种制度性的东西，造成了男女在职业上的分隔，这种分隔既产生于传统的性别意识形态，又恰好满足了资本主义体系对劳动力的不同需求。激进女性主义则认为，传统的父权制体制———即男性统治和支配女性的体制是造成女性在劳动市场上处于劣势的主要原因。男性乐于从女性的家务劳动中获利，同时将女性排斥在男性所控制的雇佣劳动之外，或者以家庭中同样的方式去剥削工作中的女人，这种体制并不是资本主义所独有的，它长期存在，不过在资本主义社会表现得更加突出罢了。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认为，资本主义与父权制是相互促进的两个体制，通过性别分工的机制，它们共同维护了男性在就业市
场和家庭生活中对女人的优势和支配地位。女性的低工资使她们必须在经济上依赖于男性，这样一来就造成一种恶性循环，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从属地位加剧了她们在家庭中的从属性，而在家庭中的从属性反过来又加剧了她们在劳动力市场的从属地位。因此劳动力的性别分工是女性受到性别体制和阶级体制双重压迫的体现。
女性主义驳斥了传统社会学中将“工作”仅仅局限于劳动力市场上以男性为主所从事的有酬劳动的狭隘定义，认为女性在家庭内所从事的繁重的家务劳动不应该排除在“工作”范围之外，由此开辟了对家务劳动的专门研究③。
女性主义还质疑那种将生育孩子、行使母职简单地视为女性的“天性”或“本能”的说法，认为母性(motherhood)并不是出于女性的所谓生物本能，而是社会建构的角要求。并不是所有的女性都要成为母亲，也不是所有的孩子都必须由母亲来照顾。女性主义主张，在生养孩子的问题上，女性应该有更多的自主选择的权利，在养育孩子的组织方式上需要有历史的和跨文化的变革。艾德丽安·里奇(Adrienne Rich)从自己作为母亲的亲身体验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母性作为制度和意识形态以及作为经验的区分，认为父权制社会中的母性制度是建立在女性从属地位的基础上的，男性专业人员(医生等)与宗教、社会团体联合控制了女性的身体，堵塞了她们进行节育或流产的渠道，树立起一种既理想化又低微的母亲形象，这种形象与实际上作为母亲的复杂的、活生生的经验是不
学术述评①
②
③早期较有影响的研究见A.Oakley,The Soci-
olo gy o f Hous ewo rk,London:Martin Robertson,
1974。
西方女性主义有许多流派，文中提到的马克
思主义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社会主义
规划功能分区女性主义一般被认为是20世纪70年代出现
的三大经典流派，相对于古典的自由主义女
性主义来说更加激进。20世纪80、90年代
以后，又出现许多新的变种及更加激进的流
派，如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有人种女性
主义、同性恋女性主义等等。参见R.P.
Tong,Feminist Thought,2nd,Westview Press,
1998。
参见P.Abbott&C.Wallace《女性主义观点
的社会学》,(台北)巨流文化出版社,1996
年。实际上，女性主义在社会学研究方法的
量化和质化问题上存在诸多争论，他们通常
对前者采取较严厉的排斥态度，对后者则较
为推崇。但是越来越多的女性主义者也采纳
了更加包容和开放的态度，即倡导方法上的
多元化追求。参见S.Reinharz,Feminis t
M ethods in Social Res earch,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J.Sprague&M.K.Zimmer-
man,Quality and Quantity:Reconstructing Femi-
nist Methodology,The A merican Socio logis t,Spring
1989;C.Miller with C.Treitel,Feminist Re-
s ea rch M etho ds:An A nnotated Bibliograp hy,
Greenwood Press,1991;A.Oakley,Experim-
ents in Kno wing:G ender and M etho d in the Social
Sciences,New York:The New Press,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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