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是一部人道主义作品，它继承并发展了西方古代文学与近代文学中的人道主义精神，在解冻文学“文学应当回到伟大的人性问题上来”的基础上，使此作品的人道主义意蕴走向了更高峰。由于此部作品在人道主义方面的辉煌成就，文学界把它与《双城记》和《九三年》并称人道主义的三座丰碑。论文在阐述人道主义发展基础上，结合欧洲作品，对《日瓦戈医生》的表现形态加以剖析，继而把此作品的特征和《双城记》、《九三年》相对比，以来揭示此作品的人道主义意蕴。 关键词：人道主义；表现形态；特征
“人道主义”一词是从拉丁文humanistas（人道精神）引申来的，最早是古罗马思想家提出的，是指一种能够促使个人的才能得到最大限度发展的，具有人道精神的教育制度，这是人道主义最初的含义。［１］虽然古希腊还没有人道主义思想体系，但是在古希腊的文学作品中却闪耀着强烈的人道主义思想光辉。古希腊神话、英雄传说描写的对象主体虽然是神和半人半神的英雄，但他们都有人一样的形体和性格，都有同人一样的七情六欲。就连万神之主宙斯也常常从俄林匹斯山上溜到山下，与人间女子偷情。英雄传说中的赫拉克勒斯完成的杀
猛狮、擒野猪、扫除二十年没有清扫过的奥吉亚斯牛圈等十二件丰功伟绩，充分体现了人的价值。古希腊荷马史诗中的人道主义精神得到了更大程度的张扬。“在近代，人道主义在理论上有两个重要发展阶段。一个是文艺复兴运动时期，另一个是启蒙时期。它们对近代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于用。”［２］十四世纪初，人文主义作家以人权反对神权；以个性解放追求个人幸福反对禁欲主义；以理性反对蒙昧主义和神秘主义。初步构建起人道主义的理论体系。十八世纪西方的启蒙主义运动是文艺复兴运动的继续和发展。启蒙主义者提出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和主权在民等思想，直接成为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治纲领的理论基础。“自由、平等、博爱”，也成了启蒙主义运动最鲜明最有号召力的旗帜。启蒙主义作家致力于构建“理性的工国”，以实现“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继承了人文主义、启蒙主义的人道主义精神。但他们却反而着力批判人性中的弱点。如萨特在《间隔》中写道：“你就是我的地狱”。《秃头歌女》中一对夫妇在一起生活了二十几年，见面时却不认识，表现了人与人心灵难以沟通。 氛围英语
社会主义批判地吸收了人文主义、启蒙主义的人道主义精神。但前苏联、中国都走了一段弯路。前苏联对人道主义基本上采取了否定的态度，尤其在斯大林执政时期，对人道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使前苏联的文学走入了死胡同。“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斯大林逝世前后起，
苏联国内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开始发生剧烈变化。一九四八年苏共中央发布了一系列关于文艺问题的决议和讲话；一九五二年在苏共第十九次党代会上，马林科夫和法捷耶夫都就文学的典型问题作了发言；随后，《真理报》和《文学报》都发表了专论，批评了过去创作中的‘无冲突论’。”［３］而至一九五六年二月苏共二十大以后，苏联国内的形势则急转直下，这在苏联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都有强烈的反映，在文学领域内反映得尤为突出。以小说《解冻》为标志，涌现出一批“解冻文学”，要求“文学应当回到伟大的人性问题上来”。在文学中迅速出现了不久前还不可能面世的一些作品。如：柯涅楚克的剧本《翅膀》、佐林的剧本《客人》、杜金采夫的《不是单靠面包》、特瓦尔托夫斯基的长诗《华西里·焦尔金游地府》、尼古拉耶娃的《前进中的战斗》、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叶甫图申科的诗歌《斯大林的继承者们》等等。鲍·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日瓦格医生》也在此时在意大利出版，随后又获1958年诺贝尔文学奖金。虽然由于当时苏联最高当局及全苏批判和声讨的压力，作者声明“自愿拒绝接受诺贝尔奖金”，但充满人性的作品和对国家、民族和人类的命运有着良知的作家是不会被历史遗忘的，一九八八年一月，《新世界》杂志正式刊登了《日瓦戈医生》这部小说。因此这部与《双城记》和《九三年》并称人道主义三座丰碑的伟大作品才与众读者见面。
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所写的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时期，他着意刻画旧知识分子在十月革命前后的理想、希望、期待、欣喜、沮丧和失望，他们的代表人物便是日瓦戈医生。通过他们的言语和行为来肯定人性、人道主义的价值。此前对《日瓦戈医生》的研究著作很多，如《<日瓦戈医生>主体命运的反思》、论《<日瓦戈医生高弹性联轴器>天津市针织运动衣厂的悲剧精神》和《<日瓦戈医生>静电场精神谱系探源》等，但从人性、人文和人道主义角度探讨的很少，仅有《历史与人性的冲突》和《人道主义的三座丰碑》等几篇。本文不涉及中国作品，仅与欧洲的相关作品加以比较，发表一下自己对这部作品所显现的人道主义意蕴的看法和观点。
一、《日瓦戈医生》人道主义的表现形态
《日瓦戈医生》肯定了革命是人道的集中体现，肯定了武装保卫革命政权平定叛乱的正当和必要，反对一切形式暴力的人道主义，谴责了新的政权模式，坚决维护个人的自由民主权益，通过帕斯捷尔纳克的人道主义的表现形态都呈现在读者眼前。帕斯捷尔纳克的人道主义具体涵指有以下几点：
一是描绘了拉拉屈辱的过去。《日瓦戈医生》是一部宣扬人性和人道主义的作品，但此前提是在当时的恶劣环境下造成的无数人的悲剧。正如欧洲文学作品如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等一样，最悲惨的莫过于女主人公的命运了。拉拉不仅是革命失败的牺牲品，也是毁坏她一生的阴险律师和无耻政客科马罗夫斯基的牺牲品。女主人公拉拉还是十六岁的中学生时便已出落得非常标致，她父亲已故，而父亲的朋友后来又成为母亲情人的有名的大律师科马罗夫斯基就利用她的天真幼稚，施展迷魂阵使她失了身，并保持关系达半年之久。纯洁的拉拉惊醒过来惊骇异常，她勇敢地脱离家庭独自谋生，去做家庭教师以求摆脱纠缠。可是科马罗夫斯基还企图趁人之危把拉回到任其蹂躏的地位。刚强的拉拉憎恨这个毁了自己一生的人，向这个奸诈好之徒射出了复仇的子弹。拉拉的悲剧使她不仅恨科马罗夫斯基，也使她对社会产生了恐惧感。“他是她诅咒的人，她恨他。她每天想的就是这些”“她也就越发感到周围生活的可怕。生活中什么让她震惊？是雷鸣，还是闪电？不，是侧目而视和低声诽谤。到处都是诡计和摸棱两可的话。每一根线都像蛛丝一样，一扯，线便断了，但想要挣脱这个网，只能被它缠得更紧”［４］在当时沙皇的专制或者以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进而向社会主义过度的时期，国家动荡不安，人心惶惶，社会上各种角纷纷登上舞台，弱肉强食的现象
终身制屡见不鲜，以拉拉为代表的底层人民很多都走向了悲剧，这不是科马罗夫斯基这样单个人造成的，这是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的造成的，在当时人性、人道主义荡然无存。作家以同情的笔调叙述了拉拉的屈辱和不幸，赞扬了她的拼死反抗和捍卫自己人格的人文主义精神，继承了俄罗斯文学中同情被污辱与被损害者的人道传统。
二是表达了对自己理想中“十月革命”的颂扬。欧洲文学中描写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作品也不乏其有，但多数作家把着眼点重点放在了血腥和暴力，对革命持批判的态度。如狄更斯的《双城记》，描写的弥漫法国全社会的革命狂热所造成的“恐怖”令人毛骨悚然，对法国革命持绝对的否定观点。他们对人道主义的宣扬是建立在批判革命带来的恶果基础之上的。但此作品则不然。几乎是作家代言人的主人公日瓦戈医生有过三次对革命的颂扬。第一次是在第一次大战尚在进行时强烈感受到人民的反战情绪和革命热情为驱散护士拉拉“悒郁寡欢”的神说的：“社会主义宛如一片海洋，所有个人……应该像无数溪流一样汇聚其中”，“我是非常希望能成为这种昂扬振奋精神的一部分”！［５］第二次是在十月革命前的一次家庭聚会上，他断言：“俄罗斯注定会是争取社会主义统治的第一个国家”“没有任何其它的结局”。［６］第三次才是被众人引用最多的赞颂“十月革命”的名言：“多么出的手术啊!拿过来就巧妙地一下子把发臭多年的演疡切掉了!既简单又开门见山，对……几百年来的
非正义作了判决。”［７］日瓦戈医生感觉舅舅他的表现变得让人认不出来了（从战场回到莫斯科后）。但两人却因为对革命的意见的不谋而合使彼此双方感到人生得一知己足已的感叹，“因为双方的想法是那样的不谋而合，两个人不时发出大声的感叹，两手抱头在房间里快步走来走去，或者跑到窗前，一言不发地用手指轻轻 igg敲着玻璃，为这样相互理解而感到惊讶。”这所有一切基于日瓦戈对祖国人民的真诚热爱、对真理正义的热烈追求、对历史和现实的透彻了解，发自内心，自然而然。这就是他自愿留下忠心为新政权服务的原因。看看当时的残酷现实吧，无数革命者的被捕入狱，战争中死去的士兵和农民，多少家人流利失所，当然沙皇统治下的社会环境严重扼杀了如他这般有着青春活力和自由思想的人。这一切使他对革命无限憧憬和向往。他回敬那些挑拨者：“对我们的困境我感到自豪。对那些让我们变得光荣向我们奉献贫穷的人，我是尊重的。” ［８］这说明，帕斯捷尔纳克的人道主义精神所包容不仅有对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甚至有对结束贫富悬殊的私有制的衷心拥护。
三是谴责了内战双方的恐怖暴力。西方具有人道主义性质的作品基本上都反对恐怖暴力（除雨果认为暴力是法国革命走向成功必须的手段外），此作品中造成的无数人物的悲剧也使作者跟多数人一样极力反对恐怖暴力。从莫斯科向乌拉尔迁徙途中的见闻，尤其是被
迫扣留在游击队里的亲身体验使日瓦戈的思想产生激变。他谴责了极“左”派过火的政策，例如“粮食征购队”对农民利益的损害，对抗拒者的镇压等。他更谴责“白军和红军比赛残酷。”内战使得城市乡村变成废墟，民众流离失所。白军煮活人，剥人皮，砍掉俘虏的手、腿，驱赶他爬回游击队带去恐吓。一个游击队员因为手上“沾满”“老爷、军官”的鲜血而神经错乱，白日见鬼，为害怕白军报复在“一阵无法克制的悲伤中”手刃钟爱的妻儿家少四口。红军也与白军同样“扎死受难的敌人”、毙投靠白军的士兵，没完没了地杀人。这种情绪反映出日瓦戈并不理解在外国武装干涉者和国内残余反动武装相互勾结妄图扼杀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时，采用暴力还击的必要。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对待外国武装干涉者和国内残余反动武装采取一定暴力反击是应当的，一味的妥协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这是作者与以前相比是一退步，起码相对于雨果是一退步。（雨果的《九三年》）
四是批判的人心的不古。在欧洲文学中也不乏这样的例子出现，如《巴黎圣母院》中的副主教、《德伯家的苔丝》中的亚雷等，他们摧残了了女主人公的贞洁和生活，他们就是活着的魔鬼。《日瓦戈医生》中刻画了除了万死不能赎其罪的大律师科马罗夫斯基外，对别的人物也颇用笔墨。在日瓦戈医生从莫斯科向瓦雷金诺迁移的火车上有个叫瓦夏的劳役工。他的经历更让人心痛。“瓦夏的叔叔没有提出一定回来的确实保证，沃罗纽克就不能放
他出去。叔叔和婶娘于是就提出把侄子留下来作担保。沃罗纽克这才同意了。瓦夏于是被关了进去，叔叔被放了出来，可是叔叔和婶娘从此就没再回来。”［９］就这样一个可怜的孩子被自己的亲叔叔和婶娘欺骗了。可见在当时真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但这也有点无可厚非，当时新政府刚刚建立，外国入侵者和国内反叛军勾结，内忧外患，新政府为了维护国家政权政府使用了非常政策，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为了活命和生存可以使用一切手段，就连日瓦戈医生也有过偷木取暖的经历，何况那些市井小人呢。可见人道主义的存在与否，与环境有着莫大的关系，但毕竟是这些人使人性消失不见踪迹。帕斯捷尔纳克对这些丧失人道主义的人批判的同时也没有把他们隔离出来，可见他也注意到了当时环境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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