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播
一报刊，是与苏维埃政权与苏联人生活联系紧密的媒
从某种程度上看仅仅是学习了《文学报》中重要的一
块即发布文学界活动的消息、文学作品、文学评论这
一功能。
如果从大的方面理解，《文艺报》所接受的可能
是如西蒙诺夫所说的《文学报》的四大任务：“表现一
切新的前进的事物；为保卫和平而斗争；对一切妨碍
新事物的东西进行斗争；将走向进步的社会主义的
各国成就介绍给苏联人。”（2）在今天看来，《文艺报》
受这“四大任务”的影响很大，并把这一理念与中国
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开创了《文艺报》最初几年的
面目。尽管在后来《文艺报》处在中国文艺政策的多
次变更之中而身不由己，但我们仍然可以看出其深
受影响的痕迹，并对新中国的文学体制起到自己的
作用。
1949年刚创刊的《文艺报》在一定范围之内接受
了这些理念并开辟专栏承接各时期的重要文学事件
的参与：以极主要的力量注视文学政策的方向并以85式高射机
此为基准关心新中国的文学创作的发展状况；鼓励
与批评本国出版的众多文学阵地（文学期刊、报纸副
刊）；大力关心高校文学教育与文艺理论研究以及高
校教材的编写；重视全民性与组织性并加强与众
的文学交流; 等等。这些任务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
《文艺报》在特定时期的身份，反之，这一身份也不可
避免地要求《文艺报》以能够呈现出特征的栏目来相在第一次文代会结束以后，《文艺报》于1949年
9月25日出版，隶属于中国文联（后归作协）。当
时，中国文联与中国作协主要的工作可以分成三
个方面：一个是制定、发布有关文艺的方针政策，包
括对一些关系到文艺“路线”的理论和政策问题的阐
释。第二是总结一个时期文学创作、文艺思想的成
绩和问题，需要发扬和纠正的。这是领导文学运动
的主要方法。第三个是直接领导全国性的文学运
动，特别是50年代以来文学批判运动，或者叫“文艺
思想斗争”。（1《）文艺报》就在这样的重要工作范畴之
内承担着自己的任务。大致上就是：主要承担着反
映全国文艺界的状况，宣传、阐述中共在文艺上的方
针、政策，并批评当前文艺创作，讨论文艺问题等任
务。这也许是作为处于该位置的《文艺报》所必须承担的
syn功能。
在今天看来，对新创刊的《文艺报》来说，1949年
前后的苏联刊物最具有参考价值，而这也是后来成
为主编的丁玲等作家访问苏联重点考察的内容之
一。从意识形态具体到文学体制，再具体到办报理
念和期刊样式，这些框架就构成了《文艺报》最初启
动的标准。基于国情，最初的《文艺报》并没有能够
如苏联《文学报》那样广泛涉及除刊发苏联文学界活
动的消息、文学作品、文学评论文章外的关于艺术、
科学、经济、道德教育、国际生活、法律、体育等方面
的评论及外国文学作品。《文学报》是一个大范围的
谢播·《文艺报》的“社论”（1949-1966）
得益彰。而在这一部分的栏目中，“社论”无疑很值
得分析。无论是《文艺报》为代表的中国刊物，还是以
《文
学报》、《真理报》为代表的苏联刊物，社论都是最高
规格的言论表现。该言论代表着编辑部的立场，并
由此引申出编辑部立场背后的大立场。所以对《文
艺报》来说，其论题与论点的重要性无论是对于传播
者还是接受者都是很大的。“社论的论题是针对当
前的重大事件、重大典型和重大问题发言的，具有鲜
明的政策性、导向性和指导性。”（3）基于这样的特征，
我们就可以通过《文艺报》考察这一系列“重大”的现
象并分析其动向，这是媒介之于十七年文学的一个
重要参照系：作为所要考察的是作为一个栏目的存
在，《文艺报》社论到底如何体现十七年文学体制的
特征。
文学类刊物的社论也从来不是单纯的文学问题。这
就是体制的特征之一：从来没有可以超脱的文学社
论。这可以算做一个总的特征。
从传播学上来看，社论（Editorials），尤其是篇幅
大的社论几乎可以看做报刊的灵魂，这样说的理由
是社论在很大程度上引导了读者对问题、信息、舆论
等当下重要情况的理解与判断。这是传播学的基本
原理。具体到我国十七年的文学体制之内，《文艺
报》社论则毫无疑问代表最强大的政治属性即直接
代表党和国家的言论。
社论的数量与规模也是判断某刊物在体制内所
扮演的角的重要性。
以下是《文艺报》1949－1966的社论数量统计：
）
二
1953年3月19日的苏联《文学报》发表社论《作
家
的神圣职责》，在这篇社论中提到：“苏联文学面临的
最迫切、最重要、最崇高的任务，就是为我们当代人，
为子孙后代塑造出各个时代、各个民族的最伟大的
天才——不朽的斯大林的宏伟而丰满的形象。”这本
是一个关于塑造什么样的人物和如何塑造典型人物
的文学问题，基本上属于创作原则与创作方法中的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范畴之内的讨论。平心而论，
这样的论点在当时来说并没有超出社会主义原则，
甚至说没有超出当时比较有争议的关于教条主义等
的论争，从表述的内容来看也没有多少关于题材问
题和典型人物问题建设性的建议。但就是这样的一
篇社论，使得赫鲁晓夫看到后大为光火，对《文学报》
严加斥责，甚至责令对这篇社论的执笔者西蒙诺夫
现代园艺给予撤职处分。究其原因，这篇令领导人震怒的社
论主要是因为仍用过去的旧调门对“伟大领袖”大加
歌颂，而此时的苏联政坛的一部分人已经开始着手
准备清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尽管此时的政治环境
与文学环境比较宽松，这篇社论却触动了高层的神
经，出现了文学讨论范围之外的问题。这是一个典
型的事例，借此说明苏联《文学报》为代表的刊物在
发展过程中与政治千丝万缕的联系，事实上，这样的
事例在中国的《文艺报》身上也屡见不鲜甚至更为明
显。纵观十七年的《文艺报》，在这一点上所受到的
影响可以说是无法回避的：文学向来无法脱离政治，
不难看出，数量偏少是《文艺报》社论的一大
特征。在统计整个十七年的社论数量时，发现除却
1952年是10篇之外，其余每一年度的数量都是个位
数。这不是一家全国性的媒体所应有的社论数量。
究其原因，大概有这么几点，从中也可以看出一些深
层次的原因。首先，《文艺报》社论并没有能够做到
如上所言的广泛选材，尽管有一系列的原因，但这一
事实决定了《文艺报》社论只出现在极其重大的“大
事件”出现的时候才会以各种形态出现。例如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纪念十月革命等。相反，个人王的男人 李俊基
的、日常的但带有重大现象性的事件则基本上没有
被关注过。第二，重要的全国性的政策、领导人指示
等出台时，相应的社论会发挥舆论的功效。这一类
社论往往是表达媒介的本身的倾向，号召社会的响
应、肃清零散思想等需要。而事实上，这一功能往往
属于《人民日报》等，而《文艺报》仅仅是能够代表文
艺界，如代表广大文艺工作者配合反贪污、反浪费、
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等。这样一来圈子往往缩小，而
数量也必然相应减少。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原因。
长久以来，《文艺报》受苏联《文学报》等的影响，开辟
了言论性的专栏，如苏联《文学报》中的一些专栏，在
功能上往往不逊于“社论”这样的专门言论版，这些
年份数量（篇）年份数量（篇）年份数量（篇
1949 21955 21961 1
1950 11956 41962 2
1951 41957 91963 2
1952 101958 21964 3
1953 51959 21965 1
1954 31960 21966 1
2 0 0 7/ 6 ·文 艺 争 鸣·当代纪事
言论直接具备社论的特征，能够代表编辑部甚至官
方——言论的导向的统一性与规定性导致了绝大多 数讨论、辩论都直接成为社论。受这样的影响，《文 艺报》中的众多的专栏如专论、特辑、编者按、编辑部 的话
等直接就可以取代社论，另外当时体制内一些 特征性的形式如重大号召、重要决议、领导讲话、会 议总结、甚至其他官方媒体的社论都可以视为社论。 如此，若是把这些内容都考虑进去，十七年《文艺报》的 “社论”在
数量上并不少，在影响力上也足够引起重视。 这也是我们所认为的不能单独割裂研究《文艺 报》社论的原因。从文学史上的价值来看，单纯的社 论所产生的影响力是远没有一些经典的评论与决议 来得大，甚至我们从这些社论中更多看见的是常规 的、应景式的形式和内容，而带有真正的文学史上重 要观点的或者是标志性的表述并不多。这也是苏联 媒介带给我们的影响之一：我们所熟知的有关苏联 文艺政策、思潮重大变动的经典性评论也基本上没 有出现在《文学报》的社论中。
《为了社会主义文艺建设的百年大计》（第 26 期） 《从刘绍棠的堕落中吸取教训》（第 28 期） 《改造思想，繁荣创作的关键》（第 29 期） 《四十年光荣的道路》（第 30 期） 《东风压倒西风》（第 40 期）
1957年是十七年《文艺报》中社论数量相当多的 年份，也是社论中体现了一年中文艺政策变化比较 明显的一年。第一期和第七期的社论还延续着1956 年社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第10期）、《把一切积 极因素发挥出来》（第18期）的导向，而1957年第13期 的社论则开始“风云突变”，在时间上完全呼应了
1957年6月8日在党内指示的反击“反动分子 猖狂进攻。党团员中的动摇分子或者叛变出去，或
者动摇思变”。4）这也许就是《文艺报》的“负面与揭 露式”评论的唯一可以选择的姿态。苏联19大之后 的文艺政策变化也具备一定的特征性，1952年11月
30日苏联《真理报》社论《文学批评的战斗任务》（5）
和
三
这是从社论的选材与数量规模上来研究社论的一 个角度。然而需要探讨的远不止这些——有关社论的 题材的一些重要指标仍然解释着文学体制的特征。
默洛尼卫生洁具
以1955年为例，该年度的《文艺报》开展了铺天 盖地式的对胡风的批判，并随着胡风事件的升级，开 辟了整刊的批判形式。但该年度的社论只有两篇： 1955年第9、10合期：《认真学习中国共产党全国
代表 会议的决议 为增强文学艺术事业的党性而斗争》， 1955年第24期：《掀起文学艺术创作的高潮》。数量 至少令人吃惊，同时也只是在其中无法回避地提及
并评论了当年度的“大事件”，而真正形成胡风事件 批判浪潮的远不是这两篇社论。“麻雀解剖”式的批 判使得社论对胡风事件的评价没有丝毫的政策之外 的内容和超乎统一的评论基调之外的观点。这无疑 显示了《文艺报》社论存在的生存状态。
损益表分析然而在我们文学巨大的成就背后，如果看不到它 发展中的最大缺点，那就不对了。马林科夫在联共第 十九次代表大会上，在中央委员会工作总结报告中说 过：许多作家的思想和艺术水平仍然不够高。
——《文学批评的战斗任务》
马林科夫同志指出，由于对思想工作的领导不够 以及对于这种工作的内容缺乏监督，书籍、报纸和杂志 中以及科学机关和其他思想工作机关的工作中，常常 发现严重的错误和偏差。
——《作家的思想武器》
这是对新政权内部出现的“落后的、负面的”现
象的揭露性评论。而对于“敌对”现象则是这样评论的：
绝对不应当忘记我们的敌人正在设法传播、制造和煽动 各种不健康的情绪企图从思想上来来腐蚀我们社会中不仅 坚定的分子。
——《作家的思想武器》
1957年《文艺报》社论统计：
《争取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高度繁荣》（第 1 期） 《新的革命的洗礼》（第 7 期）
《反对文艺队伍中的右倾思想》（第 13 期） 《更坚决、更深入地开展反右派斗争》（第 16 期）
这样的表达方式在与也成为《文艺报》总结优点 与缺点的时候的基本论调：
云龙友·《读者》神话与文化
我们的批评工作，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中，曾经因
为对资产阶级的投降主义和对新生力量的贵族老爷式
的态度而给我们的创作和文学批评造成很大的损失；
同时，也就便利了胡风反革命集团来散布反动的影响，
毒害我们的事业。（《掀起文学艺术创作的高潮》1955
年《文艺报》第24 期社论）
“《解放日报》的社论，将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执
笔”。这种对社论作者“高规格”的要求完全规定了
后来十七年的《文艺报》包括社论在内的评论文章作
者的要求。
注释：
（1）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三联书店2002年8月版，
第
199页。
（2）刘白羽：学报〉》，《文艺报》1950年11月10
日出版。
（3）胡文龙、秦、涂光晋《新闻评论教程》，人民大学出
版社1998版，第213页。
（4）：《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毛
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31页。
（5）（6）《文艺报》1952年第24号。
当然，相关的特征还涉及社论的写作者的问题
——不同作者的语言形式、写作结构以及自觉与被
动的态度，受苏联的影响，甚至最重要的作者本人，
都是社论的特征之一。但这些无疑都无法逃避整个
体制的覆盖，一些特征基本上是可以料想到的：例如
早在1941年5月1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就在《关于
出版〈解放日报〉和改进新华社工作的通知》中说
]当代纪事
《]读者》神话与文化
]云龙友
《读者》神话的演绎创办人之一的胡亚权回忆，当年他与郑元绪领命办
这份杂志时，仅仅是在别的编辑室的东北一隅，用三
个书柜围成L型，分隔出八平方米的空间，放进两张
“一头沉”的办公桌，两把木椅，一把会议室用的长条
椅，就这样组成了两个人的编辑部。而且两人都是
理科生背景。
最初的做法是学美国的《读者文摘》，摘来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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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实行一稿三酬，原作者、原刊发媒体、荐稿者都
有稿酬。这样搞，为的是克服稿源和地域方面的劣
势。目标也只是“不大的发行量，很大的影响力”。
有人戏说：甘肃就靠三个“一”立足于世：一个窟
——莫高窟；一碗面——牛肉面；一本书——《读者》
杂志。
1981年，《读者》诞生于西北高原的城市兰州。
历经25年的发展，月发行量由最初的三万册，达到今
天的月平均发行量1000万册，居中国期刊排名第一，
亚洲期刊排名第一，世界综合性期刊排名第四。无
论是业内人士的评价还是在读者的心目中，《读者》
早已是当之无愧的中国乃至亚洲第一期刊。可是据
豫公网安备4116020200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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