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南泉
[摘要]当前，我国的改⾰⼜进⼊了⼀个崭新的阶段，要解决的问题甚多。在此背景下回顾前苏联经济体制改⾰的历史进程，并在此基础上总结经验教训，提出⼀些值得思考的问题，具有⼗分重要的意义。本⽂集中论述两个问题：⼀是前苏联经济体制改⾰的历史进程；⼆是对中国的启⽰。
[关键词]前苏联；经济体制；改⾰历史；启⽰
[中图分类号] D73/77 [⽂献标识码] A [⽂章编号] 1009-928X （2010）08-0050－04
前苏联经济体制是构成斯⼤林－苏联模式的⼀个重要部分。前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模式的形成、发展与改⾰进程，以及它对前苏联社会经济乃⾄对作为前苏联继承国俄罗斯的经济转轨也有着⼗分重⼤的影响，这些都是值得进⼀步深⼊探讨的问题。
⼀、前苏联经济体制改⾰的进程
（⼀）斯⼤林经济体制模式的利弊
前苏联⾼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于上个世纪⼆三⼗年代。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曾对经济发展起过积极作⽤，这主要表现在：第⼀，利⽤这种体制，最⼤限度地集中全苏的⼈⼒、物⼒和财⼒建设⼀些重⼤项⽬，特别在⼯业化时期，建成了⼤量重要项⽬。第⼆，利⽤这种体制，通过⾏政⼿段(往往是强制性的)调整经济结构，快速发展前苏联基础⼯业，在⼯业化时期这⼀作⽤更为明显。第三，利⽤这种体制，通过对落后地区加⼤
投资等办法，较快地实现了调整⽣产⼒布局的战略意图。加速对资源丰富但经济⼗分落后的西伯利亚与远东地区的开发，就说明了这⼀点。第四，利⽤这种体制，促进⼀些落后的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在谈到斯⼤林经济体制模式的积极作⽤的同时，应清醒地认识到，第⼀，它只适⽤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如⾰命胜利后的初期，在落后国家从事基础⼯业的发展和备战或战争时期 (西⽅往往称苏联经济是备战经济)。第⼆，就是在这种体制发挥积极作⽤的同时，它也潜伏着深刻的⽭盾和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从⽽对今后的经济发展带来了⼀系列的困难。第三，借助于斯⼤林经济体制在20世纪30年代与40年代所取得的成就，苏联⼈民为此付出的代价太⼤了。因此，很难说20世纪30年代与40年代的成就，是前苏联历史上的光辉的篇章。第四，随着历史的发展，斯⼤林经济体制模式的弊端也在发展，并且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离科学社会主义也越来越远，最后，它与构成斯⼤林模式的其他各个因素联系在⼀起，导致苏联剧变。斯⼤林经济体制的主要弊端是：第⼀，难以克服异化问题。这样导致⼴⼤劳动者在⽣产中缺乏主⼈翁感，对⽣产不可能有强烈的责任感；第⼆，国家、企业与个
⼈三者利益难以结合；第三，经济的发展往往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第四，由于缺乏竞争，是低效的浪费型经济，落后的经济增长⽅式长期不能改变；第五，出现⼀批缺乏主动精神的“传声简式”的经济领导⼲部。
（⼆）前苏联的经济体制改⾰矛和盾的集合教学设计
1.赫鲁晓夫的改⾰。⾯对上述弊端，前苏联在战后应下决⼼进⾏改⾰。当时主客观条件都很有利，⼈们期待改⾰；战后苏联国际地位⼤⼤提⾼，斯⼤林个⼈威信空前提⾼。但斯⼤林不仅不改⾰，反⽽在很多⽅⾯强化了战时的经济体制。 1953年3⽉5⽇，斯⼤林去世。赫鲁晓夫成了斯⼤林之后前苏联历史上第
⼀位最⾼领导⼈（不算马林科夫的短暂执政）。赫鲁晓夫的经济体制改⾰，⾸先抓了农业，因为当时前苏联的农业形势⼗分严峻。采取的措施是，⾸先于1954年1⽉22⽇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写信，纠正马林科夫在1952年召开的苏共⼗九⼤上宣布的苏联粮⾷问题已彻底解决的不实之词，明确提出苏联尚未解决粮⾷问题。同时采取了⼀些具体措施，这主要有：以扩权为主要内容的农业计划体制改⾰，以提⾼物质利益为主要⽬的的农产品采购制度改⾰；个⼈副业管理制度改⾰；拖拉机站改组；集体农庄劳动报酬制度改⾰；垦荒；等等。在⼯业领域，赫鲁晓夫从1953年起开始探索改⾰，在1957年⼯业建筑业⼤改组前，先在扩⼤各加盟共和国经济权限⽅⾯进⾏了⼀些改⾰。赫鲁晓夫时期最主要的改⾰是19
57年的⼯业建筑业的⼤改组，其主要内容是改变⼯业与建筑业管理的部门原则为地区原则，即以“条条”部门管理改为“块块”地区管理，以便把⼯业与建筑业管理的重⼼从中央转到地⽅，达到消除管理权限过分集中在中央与扩⼤地⽅权限的⽬的。为此，撤销了联盟与各加盟共和国141个部，同时成⽴105个经济⾏政区，每个⾏政区建⽴⼀个国民经济管理委员会，管理⼯业与建筑业。
尽管赫鲁晓夫的改⾰在苏联与东欧各国产⽣深刻的影响，但改⾰未取得成功，导致了国民经济的混乱，并产⽣了严重后果。然不应由此完全否定赫鲁晓夫的改⾰，他的历史作⽤突出表现在：第⼀，他顶住了巨⼤压⼒勇敢地站出来破除斯⼤林个⼈崇拜；第⼆，推进了经济理论的发展；第三，提出社会主义各国可以有不同的体制模式；第四，经济体制改⾰本⾝也有⼀些应予肯定的⽅⾯。赫鲁晓夫改⾰失败的主要原因有：⼀是赫鲁晓夫反斯⼤林的局限性，他反对的是斯⼤林个⼈，⽽没有从体制、制度层⾯去认识问题；⼆是赫鲁晓夫的改⾰，从来就没有离开斯⼤林体制模式的⼤框架。他能感悟到战后新时期将会到来，但他⼜⽆⼒⾃觉把握住战后时代转换的重要契机，深刻地转变斯⼤林留下的不能再继续推进社会经济进步的体制；第三，改⾰思路存在严重失误，1957年⼯业建筑
业的⼤改组，只是调整中央与地⽅的关系，只是从中央的⾏政指令⽅法转向地⽅的⾏政指令⽅法，⽽不是把改⾰重⼼放在调整
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上；第四，改⾰过程中涉及到⼤量的⼈事变动，侵犯了很多⼈的利益；第五，赫鲁
晓夫的个⼈性格，急性，主观，唯意志论；第六，国际压⼒，这指的这⼀时期出现的波、匈事件与中苏⼤论战。阿尔巴托夫谈到这⼀问题时说：在当时形势复杂和思想混乱的条件下，“中国的宣传就不难于在⼀些问题上把我们吓住，迫使我们处于守势，促使我们采取前后不⼀贯的、或者完全错误的⽴场。”[1]
2.勃列⽇涅夫的改⾰。 1964年10⽉，勃列⽇涅夫上台取代了赫鲁晓夫。他执政18年，时间之长仅次于斯⼤林。勃列⽇涅夫上台后，对赫鲁晓夫时期的经济发展与改⾰政策作了调整与修改，⽬的是克服社会经济的混乱状态。他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取消把党分为⼯业党与农业党的做法，恢复部门管理原则，继续对赫鲁晓夫后期酝酿的经济体制改⾰进⾏试验，等等。勃列⽇涅夫时期最主要的改⾰，也称为柯西⾦改⾰，指的是全⾯推⾏新经济体制，其主要原则与⽬标为：⼀是扩⼤企业经营管理的⾃主权；⼆是管理经济由⾏政⽅法与经济⽅法相结合，逐步转向以经济⽅法为主，加强经济杠杆的作⽤；三是贯彻国家、企业和个⼈三者利益结合的原则。但改⾰未能达到上述⽬标，到后期更处于停滞状态。改⾰停滞不前的原因甚多，最主要的是：第⼀，改⾰是在勃列⽇涅夫强调苏联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背景下进⾏的，既然已是发达的社会主义，当然就不需要进⾏根本性的改⾰；第⼆，改⾰⼀开始就强调要在不影响集中统⼀计划的原则下进⾏。因此，在勃列⽇涅夫时期的整个改⾰过程只是在增加或减少某个指令性计划指标之间扭来扭去；第三，严重的僵化的教条主义。勃列⽇涅夫时期是批市场社会主义最起劲的，另外，改⾰绝不允许涉及所有制问题；第四，悄悄地重新斯⼤林化。改⾰的停滞，导致整个社会经济的停滞。所以，勃列⽇涅夫时期的历史定
位应该是：停滞和积聚危机因素并⾛近衰亡的时期。研究苏联剧变，如果不认真、深⼊研究勃列⽇涅夫时期，不少问题就难以有深刻的理解。
3.⼽尔巴乔夫的改⾰。勃列⽇涅夫之后，经过安德罗波夫与契尔年科短暂的执政，1985年⼽尔巴乔夫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执政了7年。⼽尔巴乔夫上台最初采取的⼀个⾏动是，组织主要部门、研究机构与著名学者，对20世纪80
有那样一个下午年代苏联社会经济状况进⾏调研并作出详细分析。在此基础上，⼽尔巴乔夫作出苏联必须进⾏根本性改⾰的决定，这个调研材料，也是后来⼽尔巴乔夫撰写《改⾰与新思维》⼀书的重要素材。⼽尔巴乔夫把解决⼈的问题作为改⾰的指导思想，强调不能把⼈视为党和国家机器的“螺丝钉”，⽽是应该把⼈作为主⼈，能与⽣产资料相结合。从国家与企业的关系来看，⼽尔巴乔夫认为，应该从经济的基本环节——企业着⼿根本改造经济机制，⽬的是解决企业内在动⼒，发挥其⽣产经营的积极性，其总⽬标是使企业成为真正的商品⽣产者。但改⾰遇到了很⼤阻⼒，阻碍机制的作⽤⾮常强⼤，1988年之前的改⾰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处于空转状态，主要阻⼒来⾃政治体制。在此背景下，1988年6⽉召开的苏共第⼗九次代表会议，着⼿政治体制改⾰，其⽬的是为了进⼀步推进经济体制改⾰。在这次会议上，⼽尔巴乔夫把社会主义新形象最后归结为是⼀种民主的和⼈道的社会主义，第⼀次提出了“民主的、⼈道的社会主义”概念。到了后期，⼽尔巴乔夫的经济改⾰成了政治⽃争的“⼈质”，最终亦以失败告终，从⽽加速了苏联剧变的进程。改⾰失败的主观因素有：（1）在改⾰起始阶段，实⾏加速战略，
先错了第⼀步；（2）未从农业开始，影响了整个经济体制改⾰的顺利发展；（3）在经济改⾰过程中，没有解决好“四个结合”问题：改⾰与发展的结合，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结合，改⾰的迫切性与长期性的结合，微观与宏观改⾰措施的结合；（4）政治体制改⾰从失控到迷失⽅向，使它对经济体制改⾰起不到促进作发文稿纸
⽤；（5）将政治领域中实⾏的妥协策略，运⽤到经济体制改⾰中来，导致经济体制改⾰停步不前。
尽管前苏联各个历史时期改⾰未取得成功，有其不同的原因，但纵观改⾰的整个历史进程，改⾰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与最后以失败告终，有其共同性原因：⼀是没有选择以市场经济体制为⽬标的改⾰取向，从⽽不能使企业成为独⽴的商品⽣产者；⼆是长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采取僵化的教条主义，不能根据变化了的实际采取与时俱进的态度；三是没有把经济体制改⾰与转变经济增长⽅式、经济发展模式，调整经济结构结合起来；四是在经济体制改⾰过程中，没有同时不断地推进政治体制改⾰。
⼆、⼏点启⽰
总结前苏联74年的经济体制改⾰，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可以得到不少启⽰。
（⼀）在社会主义⾰命取得胜利、建⽴基本制度后，必须改⾰经济体制，使其适应⽣产⼒发展的要求。正如邓⼩平强调
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之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产⼒发展的经济体制，建⽴起充满⽣机和活⼒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产⼒的发展，这是改⾰”[2]，“要发展⽣产⼒经济体制改⾰是必由之路”[3]。这⾥就中国⽬前改⾰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谈点看法。主要问题有三：腐败、垄断与贫富差距拉⼤。产⽣上述问题的原因有两种不同的看法：⼀种看法是认为搞了市场取向的改⾰；另⼀种看法是认为政治体制改⾰滞后与市场化改⾰不到位。我赞成后⼀种看法。解决问题的途径应该是：政治体制民主化改⾰进程应加快；垄断部门应⾛向市场化，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进⾏到底；舆论监督实现社会化。中国出现的否定改⾰的第三次思潮是⼗分值得关注的。
（⼆）改⾰要坚持正确的⽅向。所谓正确⽅向，不应简单地归结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问题。正确的⽅向，应该是指符合国际社会发展潮流，即⼈类共同⽂明的⽅向，即⼈类历史上创造的普世价值观。从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经济体制改⾰的⽅向应该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政治体制改⾰的⽅向应该是从⾼度集权的体制向民主制度过渡。
从中国改⾰理论的发展来看，邓⼩平并没有纠缠在姓“资”姓“社”问题上。有⼈提出邓⼩平理论最重要的内容是：如果⽤⼀个字可归结为“看”，如果⽤三个字可归结为“不争论”。“看”就是他看准了“包产到户”、“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实⾏这三项重要改⾰政策，从经济学来说，是对传统的所有制理论提出了根本性的重新认识。中国经济改⾰的指导思想，从邓⼩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这些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亦反映了中国特⾊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特别要指出的是，
前不久总理在政府⼯作报告中提出：“要让⽼百姓活得更有尊严”，主要指三个⽅⾯：第⼀，就是每个公民在宪法和法律
规定的范围内，都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由和权利，国家要保护每个⼈的⾃由和⼈权。⽆论什么⼈在法律⾯前，都享有平等。第⼆，国家的发展最终⽬的是为了满⾜⼈民众⽇益增长的物质⽂化需求，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第三，整个社会的全⾯发展必须以每个⼈的发展为前提，因此，我们要给⼈的⾃由和全⾯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让他们的聪明才智竞相迸发。
（三）坚决反对“左”的教条主义。所谓体制模式实际上是理论模式。把社会主义经济视为产品经济就形成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把社会主义经济视为商品经济就形成市场经济模式。前苏联历次经济体制改⾰难以有实质性的进展，从经济理论来讲，主要是两⼤教条：⼀是长期否定商品经济，⼀直批判市场经济；⼆是所有制理论，这是苏联历次改⾰都不能触及的。长期以来不论在前苏联、东欧国家还是在中国，⼀直存在着⼀个历史性的误区，即认为国有企业是全
民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最⾼形式，并把这个理论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实际上，这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斯⼤林化了的或者说苏联化了的理论。马克思认为：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的社会主义⽣产⽅式将是实现劳动者与⽣产资料所有权的统⼀，它是“联合起来的社会个⼈所有制”，是建⽴在协作和共同占有⽣产资料基础上的个⼈所有制。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的⼀个重要特征是：劳动者
在联合占有的⽣产资料中享有⼀定的所有权。进⼀步说，马克思所说的这种所有制具有以下两个密切相关的本质内涵：⼀是劳动者集体共同占有和使⽤⽣产资料，任何个⼈均⽆权侵害⽣产资料；⼆是在⽤于集体劳动的⽣产资料中，每个劳动者都享有⼀定的⽣产资料所有权，这就是“在⾃由联合的劳动条件下”实现劳动者与⽣产资料所有权相统⼀的具体形式。
（四）为了提⾼党的执政能⼒，在进⾏经济体制改⾰的同时，必须进⾏政治体制改⾰。就是说，共产党在领导⼴⼤⼈民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必须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思想、理论的先进性。⽬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的历史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我们党⾯临以下极其复杂的局⾯：体制改⾰要深化；社会经济发展要现代化；社会结构正在发⽣急剧与重⼤的变动；各阶层、地区与部门间的利益分配急需调整；在过去体制改⾰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与⽭盾⽇渐突出，必须也只能通过进⼀步改⾰才能得以解决。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增强党的执政能⼒，显得尤为重要。根据我国当前的情况，提⾼党的执政能⼒主要应在以下⼏个⽅⾯作出努⼒：第⼀，推进政治体制改⾰，通过政治体制改⾰推进民主化进程，活跃理论探讨，推动理论创新。中国政治体制改⾰的总⽅向应是加快政治民主化进程，切实做到邓⼩平提出的要“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活民主化、经济管理民主化、整个社会⽣活的民主化”[4]。党的改⾰的核⼼问题是党内民主与接受⼈民的有效监督。第⼆，反对“左”的教条主义，进⾏理论创新。根据⽬前情况，应从以下四⽅⾯着⼿：⼀是根据改
⾰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及时加以总结和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新理论与答案；⼆是
特别要重视当代科技的新发展；三是在结合本国国情推⾏改⾰和构建新的体制模式时，应充分考虑与吸收全⼈类共同的⽂明成果（如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公正、⼈权、⾃由、权⼒制衡等）；四是通过改⾰实现理论创新。构菌
（五）在转变经济体制的同时必须将转变经济增长⽅式、经济发展模式与调整经济结构结合起来。前苏联经济质量与效率低以及⾼浪费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是粗放型的经济⽅式，即靠⼤量投⼊劳动⼒、资⾦与耗费⼤量原材料来保证经济的增长。落后的经济增长⽅式从⼀个重要的⽅⾯反映了前苏联经济的脆弱性，亦是前苏联在与资本主义国家竞争中被击败的⼀个重要因素。
我国在经济体制改⾰的相当长⼀个时期，并没有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增长⽅式，到20世纪90年代初才提出这个问题，着⼿抓这个问题的研究，并对世界各⼤国有关这⼀问题加以研究。我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拉动经济增长不能⽚⾯地通过加速出⼝增长来实现，⽽必须⾛扩⼤内需为主的道路。不论是改变经济增长⽅式，还是改变经济发展模式，都必须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从⽬前来说，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涉及到很多⽅⾯的内容，包括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区域结构、所有制结构以及企业规模结构等。经济增长⽅式、发展模式与结构调整，都离不开深化改⾰，必须有体制机制做保证。
（六）我们在体制改⾰过程中，必须摆脱斯⼤林——苏联模式的束缚，特别是要冲破斯⼤林的所谓“共同规律”框框。斯⼤林晚年的著作(以1946年《在莫斯科市斯⼤林选区选举前的选民⼤会上的演说》、1
952年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与1954年出版的由他定稿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等为代表)，留给⼈们的是在总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基础上得出的“共同规律”。斯⼤林在20
世纪⼆三⼗年代在前苏联搞社会主义的⼀套做法，如⼯业化道路、农业全盘集体化、建⽴单⼀的公有制经济结构、⾼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画等号、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制等，都被视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遵守的“共同规律”和识别真假社会主义的主要准则。这样⼀来，本来不断发展与变⾰的社会主义社会，被斯⼤林的“共同规律”框住了，固定住了，当然也就很难进⾏改⾰了。这个“共同规律”阻碍了⼏代共产党⼈的理论创新，误导了包括前苏联在内的许多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它对社会主义发展所造成的损失是⼗分严重的，使不少国家出现了严重的曲折。米诺斯文明
最后，我想⽤邓⼩平在1978年讲的以下⼀段话作为结语，他说：“⼀个党，⼀个国家，⼀个民族，如果⼀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机就停⽌了，就要亡党亡国。”[5]这句话，不只是我们理论⼯作者从事研究⼯作的座右铭，也应该是我们党⽤来增强执政能⼒的座右铭。
摇滚年参考⽂献：
[1][俄]格·阿·阿尔巴托夫，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133.
[2][3]邓⼩平⽂选：第三卷[M].北京：⼈民出版社，1993.370.138.
[4]邓⼩平⽂选：第⼀卷[M].北京：⼈民出版社1994.336.
[5]邓⼩平⽂选：第⼆卷[M].北京：⼈民出版社1994.143.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副主任、教授、博⼠⽣导师) (责任编辑：晏蔚青)
《上海党史与党建》2010年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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