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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现代化”的历史变革与新范式的可能性周海天“经学现代化”的历史变革
与新范式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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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海天
来源：《孔子研究》2023年第1期
摘 要：从“五四”至今，“经学的现代化”的进程始终伴随着研究者们对西方理论之冲击的回应。然而，对西方理论的误读性应用却贯穿了“经学现代化”之历程：“五四”时期的“实证主义”颠覆了经学的统治地位，并产生了至今依然存在的两个问题：一方面，经学被视为一种研究注疏的技艺科学；另一方面，经学被判定为政权证明自身合法性的文化伪装。新时代的经学研究应追溯、立足并发展经学的源始定位，在此基础上讨论一种未来经学研究的可能范式，通过“自我阐释”使作为学术的经学、作为政治的经学、作为伦理的经学与作为历史的经学成为经学中有差异的统一。 作者简介：周海天，上海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经学与中西比较哲学。
近年来，传统文化的复兴推动了新一波“国学热”。所谓“国学”，是历代解经者对“经典”作“传”“注”“笺”“疏”及“本义”阐释实践的结晶，而经学的发展正是在研究者们对经典及其注疏的诠释中被呈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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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思想的确立无法脱离历代解经者对经典中问题的重新理解与解释，因此，经学在新时代的更新必定与阐释实践息息相关。在当今的语境下，我们该以何种态度对待“经学的现代化”？本文拟对此作一探讨。
一、“实证主义”思潮影响下的“经史”分离
“五四”时期的思想家如钱玄同、顾颉刚与胡适等试图引入常识意义上的“科学”概念重新建构经学体系，他们所理解的科学包含着“现代”“系统”和“事实”等术语，但其核心为“实证主义”，这也是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所谓“冲击—反应”模式在近代中国学术界的典型表现。
通过把西方流行的概念带入经学研究的实践，“五四”时期的思想家们试图在“新文化运动”浪潮中为传统的经学重新寻其合理定位，从而达到“反对一切旧文化”的目的，而此种实践最早可追溯至产生于五四运动后的“古史辨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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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辨派”的代表人物为钱玄同与顾颉刚，虽然他们的“辨古”理念受到今文经学家康有为和“乾嘉学派”崔适的“辨伪”方法论之影响，但是“古史辨派”的学者们并非只是遵循今文学家的道路，即通过“辨伪”来否定古文经学，而是试图超越汉宋之分与今古文之分，由引入西方现代史学观念与方法论对经学进行体系性的变革，正如顾颉刚在《古史辨》中所说：
旧时士夫之学，动称经史词章。此其所谓统系乃经籍之统系，非科学之统系也。惟其不明于科学之统系，故鄙视比较会合之事，以为浅人之见，各守其家学之壁垒而不肯查事物之会通。【1】
于此，顾颉刚把“科学”与“事实”等同起来：醋酸乙烯酯
今既有科学之成法矣，则此后之学术应直接取材于事物，岂犹有家学为之障乎？【2】
今文经学“辨古”的前提是承认“经史子集”中“经”对其他三者的统摄地位，而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的思想依托是西方的“历史实证主义”，“实证主义”不仅把今、古文经学一并否定，同时造成的一个严重的后果，即割裂了传统的经学、史学与政治之关系。顾颉刚在《古史辨》中就“经史”和“子史”之间的关系如此断言：“经是政治史的材料，子是思想史的材料。”【3】
事实上，“五四”时期的学者们普遍受到了“德先生”与“赛先生”之思想感召，然而，大部分思想家们对“科学方法”却冠以“实证主义”的内涵，因此，“科学”这一宏大却空洞的概念在“五四”时期并不能够完成重新建构经学体系的重任。在理解何为“科学之统系”时，“五四”时期的思想家误解了“科学”在西方的哲学含义，而仅把“科学”等同于“事实”和“因果律”。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在《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一书中指出：
在德国观念论时代，科学（Wissenschaft）首先和真正说来正意味着哲学，这种知识是最初和最终存在的根据，与这种根本知识一致的是，其呈现出的本质方面与任何可理解事物具有根本性的联系。【4】
“科学”在西方哲学中是指称万事万物的基础，而非仅仅指称以事实为基础的“因果联系”，换言之，“因果律”必须在最终根据的前提下才得以成立。然而，在“五四”思潮中，“科学”却往往被简单地理解为以“经验事实”和“因果律”为核心的“实证主义”。
因此，“古史辨派”依据“实证主义”把通过文物考古确立的“史”称之为真正的历史，由此，就把“史”中的“经”（价值）排除，而把“史”仅仅作为物质来考察，忽略了“实证主义”这一西方概念本身就存在着的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英国哲学家科林武德就曾在《历史的观念》一书
中判定“实证主义”的哲学思想为一种浅薄的见解：
但是实证主义者有着他们自己的有关自然科学是什么的见解（是一种颇为浅薄的见解）。他们认为它包括两件事：首先是确定事实；其次是构成规律。事实是被感官知觉所直接确定的。规律是根据归纳法来概括这些事实而构成的。在这一影响之下就出现了一种新的历史编纂学，它可以称为实证主义的历史编纂学。【5】
科林武德的这一论述准确地指出了“实证主义”的缺陷，即浅薄地断定自然科学只是由感官事实确定，并根据归纳法概括此种知觉现象。影响所及，“五四”时期“实证主义”影响下的“经史分离”现象也不可避免地出现此种问题，即在“实证主义”视域下的经学成了一个被臆想和建构出来的空洞名称，经学中的内容和生命——“史”已然成为外在于经学的学科分类式的存在，因此，关注“天人之学”的经学被降格为“学术”“政治”与“经济”之间的纠葛，换言之，把“经”“史”与“政”三者中“有限与无限”之间的关系全部化约为“有限”——“经验”（感官或知觉）领域的问题。在这样一种思维模式中，真理或天道一定将被相对化，经学也只是一时一地的知识，因为经学仅仅是由各种关系共同“建构”而成的，“经世致用”由此被视为经学被政治、权术抑或学术所“利用”或“操纵”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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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受到“进化论”以及杜威的“实验主义”影响的胡适也认为：
历史家只应该从材料里，从证据里，去寻出客观的真理。如果我们先存一个“理”在脑中，用理去“验”事物，那样的“理”往往只是一些主观的“意见”。【6】
胡适虽然批判启蒙知识分子对科学解释范式应用的极端性，但是在《古史讨论》以及在《新思潮的意义》中他提出以“进化”和“科学”的方式对新思潮进行改革，而这种改革所依托的是杜威的“实验主义”，而“实验主义”的本质恰恰是以“事实”为真理，其依然是以“实证主义”为底的。
顾颉刚和胡适等启蒙思想家们的思想是“新文化运动”思潮的一个缩影。“五四”时期的思想家们大多通过对西方相关的主义、概念的学习与误读，将“传统与现代”非此即彼地对立起来，并对“传统”给予否定性的批判。在那个大变革的时代，启蒙思想家们引进“进化论”和“实证主义”以图破旧立新，居功至伟，但他们未能真正地秉持其所标榜的“科学精神”，反而是创造了新的门户之见，对后世影响深远。
二、新时期经学研究的两翼：技艺诠释与主体性的发现
“实证主义”思潮影响下的经学研究发展到后期，经学呈现出工具化的倾向，逐渐成了一个僵死之物。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始，经学的“现代化”又成了一个重要的课题，不少学者对经学如何重新理论化和系统化的问题进行了深刻思考，如傅伟勋提出“创造的诠释学”、成中英主张“本体诠释学”与汤一介创造出“中国解释学”，种种努力都是试图为经学寻一个现代化的理论基础，从而实现“经学的现代化”的改造目标。
其中，李学勤、汤一介、陈来、余敦康，以及、黄俊杰等学者，从不同的方向和领域，为推动儒家经典阐释传统的理论化与现代化做出了贡献。然而，我们今天应该如何研究经学，即应该如何处理“经”、经学、“经典”与“经学史”的有关问题，却依然是问题重重。
其中最为关键的一个问题是，对经学的阐释究竟应该倾向于内部（以“经书”为中介的概念层面）还是外部研究（以“致用”为重心的现实和实践层面）？抑或两者的统合？如果是两者的融合，那么到底是“以内统外”还是“以外统内”？经学如何在概念（经典）和事实（政治和历史）层面呈现自身？这是自“五四”之后“经学现代化”重新起航所必须解答与回应的问题。
对于主张“内部研究”的学者而言，经学往往等同于“经书诠释学”或“经文诠释学”。在古典时
期，“经书”具有承天道而来的伦理的规范性和先在的神圣性，由此，其被赋予了为人事立法的合法性，所以经学阐释就必须研究“经典”这一中介。事实上，这种观点是具有合理性的。在晋人郭璞所注的《尔雅注疏》中，“经”就被用来解释“典”和“基”：“基，经也。典，经也。”
《尔雅》又云：“典、彝、法、则、刑、范、矩、庸、恒、律、戛、职、秩，常也。”“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权、舆，始也。”“典”可训为“常”，“基”又可训为“始”，所以“经”“典”“则”“基”“常”与“始”的意义具有一定的联系性，而综合来看，在《尔雅》中，“经”的意义范围大体覆盖了“常”“法”与“始”几种的含义，因此，“经”从源头上具有规范性、恒常性、源始性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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