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元代士人社会作用的研究，目前在学术界所达成的共识主要包括：首先，元代是中国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建立的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①。宋亡元兴，按照传统观念来看，多了一层蛮夷入主华夏的意味。由于蒙古族属于人口绝对少数的民族，要统治区域广阔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同时又要防范自身淹没于汉民族的汪洋大海之中，一面在抬高蒙古族“国人”特权的同时，一面实行残酷的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其主要针对原金统治区域的汉、契丹、女真等族，以及原南宋统治区域以汉民族为主的各族。其次，自隋唐以降，士人阶层基本沿着读书——科举——仕宦的轨迹演绎人生。但元代情况则完全不同，除元太宗窝阔台时期曾经尝试举行过一次科举取士外，长达78年时间停办科举，直到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才批准恢复科考。此后又因大臣反对而中止五年，于1341年由丞相脱脱再次恢复。元朝共举行科考16届，取士1135人，取士人数仅占文官总数4%，其规模远不及唐宋两代。明叶子奇曾说“殆不过粉饰太平之具，世犹曰无益，直可废也”②，渴望依靠科举制度改换门庭和分享权力的士体阶层在政治上被边缘化。再次，由于元代汉族士人阶层低下的社会地位（八娼、九儒、十丐），原有以学习和研究儒家经典、传播儒家文化的生存方式，随着元代仕出多门的诠选制度、民族歧视政策以及科举制度的长期废止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引起了自身审美水准和价值观念的改变，逐渐放弃了以往“崇雅抑郑”和“贵中华而贱夷狄”的自我优越感，主动融入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之中，和以往所轻蔑的戏子、乐户进行心灵交流，系统总结和创新戏曲音乐素材，造就了元代杂剧的辉煌。
士人是中国古代文人知识分子的统称，他们学习知识，传播文化，政治上尊王，学术上循道周旋于道与王之间。他们是国家政治的参与者，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者、传承者。士人是古代中国才有的一种特殊身份，是中华文明所独有的一个精英社会体。自隋唐以来，中国的士人阶层，一直以传播和研究儒家经典，通过科举取士制度，来改换门第、分享权力和参与国家管理。但元代是一个由蒙古贵族为核心建立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在入主中原初期，由于其原有文化观念、重视实利的游牧民族性格未发生根本改变，尚不能意识到士人治国、文治天下的重要性。大量儒家经典被破坏，众多士人被屠杀，幸存者要么充当“达赭赤”一类刀笔书吏，要么委身于蒙古诸王贵族为“投下户”，要么充当工匠、牧奴。元夏庭芝《青楼集序》中这样写道：“我皇元初并海宇，而金之遗民若杜散人、白兰谷、关已斋辈，皆不屑仕进，乃嘲风弄月，留连光景，庸俗易之，用世者嗤之。三君之心，固难识也。”③众位名公才人并非不屑宦海生涯，而是在民族歧视政策和特权阶层压轧的双重打击之下，大批士子进取无门，苦闷不满情绪油然而生。以往饱读诗书的士子们对于自身的政治前途和抱负已无奢望，只有放浪形骸，钟情于山水、风月、诗乐、杂剧之中，原本用来忠君报国的才智，被拿来重新整理、诠释以往世代流传下来的经典故事，使之更容易融入杂剧这一艺术体裁中发扬光大。元代杂剧《窦娥冤》、《小孙屠》、《琵琶记》、《紫钗记》、《刘知远》等，剧本的字里行间，无不渗透着前世名公们的辛酸往事。
一、现象剖析
中国的戏剧萌生于原始社会，深化于魏晋南北朝，巩固于隋唐，雏形于两宋，初步繁荣于元。尤其从宗教、社会、民族视角
剖析元代士人阶层与杂剧艺术的发展
刘笑岩摘 要：士人阶层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播者，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然而在元代蒙汉文化剧烈冲突的背景下，士人阶层被排挤出国家政治的核心而被边缘化。在这样一个严酷的环境下，士人们完成了自身社会角的转化，积极投身到元杂剧的创作之中。 关键词：士人阶层；元代政治；杂剧；审美价值
在入元之后，其内容经历了由“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的中和审美观到崇尚完满大团圆结局的质变。究其原
因，应该先从以往国内外对于元杂剧的分类开始：明
朱权在其编撰的《太和正音谱》中曾把元杂剧分为神
仙道化、隐居乐道、披袍秉笏、忠臣烈士、孝义廉洁、
叱奸骂谗、逐臣孤子、钹刀赶棒、风花雪月、悲欢离
引纸绳合、烟花粉黛、神头鬼面等十二科；元夏庭芝在《青
楼集志》将元杂剧分为：“有驾头、闺怨、鸨儿、花旦、
披秉、破衫儿、绿林、公吏、神仙道化、家长里短之类”；
法国Brzin又把元杂剧分为历史剧、道家剧、性质喜剧、
术策喜剧、家庭剧、神话剧、裁判剧七类；日本青木
正儿则把元杂剧分为风俗剧、风情剧、公案剧、历史
剧四类；许金榜先生在其著作《元杂剧概论》中依据
现存元杂剧的题材和内容将其分为清官断狱剧、忠智
豪杰剧、爱情婚姻剧、遭困遇厄剧、伦理道德剧、道
佛隐士剧六类。尽管有关元杂剧分类的侧重、视角和
出发点各有千秋，但通过列举发现元杂剧分类中士子
与歌妓的婚恋剧、清官惩奸除恶的公案剧和宣扬宿命
论的神仙道化剧成为分类中频繁出现的关键词，与之
有关的剧目占据元杂剧中的绝大部分。而这些情况的
出现，在于元代社会历史风貌的展现，被纳入了以士
人阶层为主体的元杂剧创作中去，经过众多书会才人
的艺术润，比较客观反映在今人视野之中。
（一）对于神仙道化剧的成因的剖析
首先，元代虽然实行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但对
于宗教信仰又是开明的。尽管蒙古皇室视萨满教为国
教，但佛、儒、道、伊斯兰、景、萨满等宗教在元代
均为自由信仰的宗教而一视同仁。《长春真人西游记》
记述了丘处机以七十多岁高龄，携十八弟子应成吉思
汗之邀到达西域大雪山（今阿富汗兴都库什山脉）谒
见的大汗的事迹。丘处机曾多次劝导成吉思汗，治理
天下之术以“敬天爱民”为本，应该体恤百姓疾苦，
保护黎民生命。由于丘处机的进言，成吉思汗下诏免
除全真教徒的赋税。后来，成吉思汗又赐给丘处机虎
符玺书，并命燕京行省将原金朝的御花园赏给全真教
建造宫观。从此，丘处机得以弘扬全真教、广建道观，
掌管天下道教，取得了相当于蒙古国国师的地位。凭
着虎符玺书，丘处机还解救了大批中原人，使两三万
被蒙古掠夺为奴的人重获自由。丘处机西行拜谒大汗
的直接结果是奠定了道教全真道在北部中国的领袖地
位，同时也因为大汗豁免全真道教徒赋税徭役，吸引黑芝
了大量各族众入教，自然其中包括不少汉族士人。
虽然后继的元代皇帝由于个人好恶对于几种宗教有所
侧重外，基本上贯彻了元太祖成吉思汗的宗教宽容政
策。对于加入宗教团体在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的教
诲下，理当为众士人所不齿，但元代这样一个汉族士
人政治经济地位极其低下的特殊时期，加入全真道具
有“苟全性命于乱世”的特殊意义。其次，由于科举
取士制度长期废止，国家官吏诠选制度又带着强烈的
民族歧视政策，大多数士人感到自己前途渺茫，除了
将自己的才干和苦闷用于内心世界的反省之外，只有
寄托于虚幻世界的救赎，而宗教信仰恰好能起到精神
麻醉的作用。许多杂剧作家深受社会思潮影响，所创
作的元杂剧中描述的神鬼活动与隋唐笔记体小说所记
载之志怪故事更多了层凡人的性格。如杂剧《陈季卿
悟道竹叶舟》第二折中，吕洞宾邀来列御寇、张子房、
葛仙翁，以这三位仙人放弃高官厚禄而出家修道成仙
的事迹以及吕洞宾本人经历，试图说服陈季卿放弃
功名随他出家修道。吕洞宾这样唱道：“【甜水令】俺
也曾凤阙跻攀，龙门踊跃，马蹄驰骤，高折桂枝秋。偶
然间经过邯郸，逢师点化。黄粱醒后，因此上把尘心一
笔勾。”④这段唱词描述了吕洞宾拜钟离权为师，是出
于功名未就迫不得已。但陈季卿非但不领情，还嘲笑
图兰朵故事简介
吕洞宾不曾做官，自然不懂得做官的乐趣，正好戳到
了吕洞宾的痛处，不禁恼羞成怒呵斥陈季卿：“呆汉，
你的官在哪里？”对于已经得到成仙的吕洞宾，人间
尘缘早已了断，但因为陈季卿的嘲笑而被激怒，更说
明元杂剧所描述的仙道具有凡人的思想与性格，比起
道貌岸然般的说教更有戏剧性。加入宗教团体不仅是
乱世中的生存手段，而且还能使自己超然于尘世喧嚣
之外。既然社会现状如此，士人们依靠自身的力量也
无法扭转乾坤，为何不能“既来之，则安之”，韬光
养晦似地看淡一切，以图东山再起？士人主导的元杂
剧创作也受到了社会氛围的影响，自然要向广大民众
所宣扬的“万事已分定，浮生空自忙”的宿命论思想，
还一再渲染仙境的繁荣和美好，强调因果报应，使人
们安于现状，期盼死后升入天国或者寄托来世享受荣
华富贵。
（二）对于公案剧的成因的剖析
前面所述元代的官吏诠选制度“仕进有多歧”⑤，
而做官的基本途径首先为“根脚”——人的家世、出身、
资历等。其次为“承荫”——子孙因先世官职及功勋
而由朝廷推恩得以为官。姚遂说：“大凡今仕唯三途，
一曰宿卫，一由儒，一由吏。由宿卫者，言出中禁，
中书奉行制敕而已，十之一。由儒者，则校官及品者，
提举、教授，出中书；未及者则正、录而下，出行省
宣慰，则十分之一半。由吏者，省、台、院、中外庶司、
郡、县，十九有半焉。”（《牧庵集》卷四《送李茂贞序》）
一方面，讲“根脚”和“承荫”是“世卿世禄”制的
残余，不问才学只问出身的用人制度，助长了崇尚门
阀、无所事事和纸醉金迷的腐朽社会风气，是导致元
代法律制度混乱、冤假错案频出的重要原因。另一方
面，由吏而进的官员占元朝官员总数的比例很大，由
于受到仕进升迁的压力，那些热衷仕途者，往往在地
方巧取豪夺、鱼肉乡里，以此讨好巴结上级，贪污贿
赂成风，更加剧了元代政治的黑暗与腐朽。广大黎民
百姓渴望政治清明，主持正义、为民请命的清官受到小区开残障中心
人们的极力推崇，无恶不作、罄竹难书的恶霸受到人
们的无情鞭挞，这些内容也被一胸怀大志而不屑仕进的“名公才人”写进元杂剧的创作内容之中。据王国维《宋元戏曲史》所记载和参照钟嗣成《录鬼簿》的剧目，列出元代及元明间公案剧有二十多部及审案官吏九人：
关汉卿：《绯衣梦》（钱可）、《窦娥冤》（窦天章）、《蝴蝶梦》（包拯）；
郑廷玉：《金凤钗》（宋上皇御断）、《后庭花》（包拯）；
王仲文：《救孝子》（王翛然）
杨显之：《潇湘雨》（张天觉）
孟汉卿：《摩合罗》（张鼎）
李行道：《灰阑记》（王翛然）
陆登善：《开仓粜米》（李仲章）、《勘头巾》（张鼎）
佚名：《生金阁》（包拯）、《留鞋记》（包拯）、《替杀妻》（包拯）、《浮沤ou记》（阴司）、
《盆儿鬼》（包拯）、《神奴儿》（包拯）、《合同文字》（包拯）、《延安府》（李圭）、《陈州粜米》（包拯）、《冯玉兰》（金圭）
元明间佚名：《勘金环》（孙荣）、《认金梳》（包拯）。
在以上剧目中，恶霸以“衙内”、“斋郎”、“葛彪”为代表的地方豪强，依仗手中的权势和背景，鱼肉乡里、草菅人命，造成了不少人间悲剧。而身为父母官的地方官员对这些不法行为不管不问，还与这些恶霸相互勾结从中渔利。元代由于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元代从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到各地方行省的主官，均由蒙古、目贵族担任，汉人、南人官员反而成为他们驱使的对象。这些异族大员们对于汉地社会状况毫不知情，有些地方官员对于审案一窍不通，甚至不通汉语、不懂汉字。《辍耕录》卷二说：“今蒙古、目人为官者，多不能执笔画押，例以象牙或木刻印之。”而衙门中的孔目、译员则可以利用这种弊端，趁机收受财货，与地方豪强沆瀣一气、舞文弄墨曲解讼词，造成大量冤假错案。据记载，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年），七道奉使宣抚查处贪官18473人，赃银45865锭，冤案5176件。明冯梦龙编撰的《古今谭概・谬误部》载：元时，达鲁花赤为政，不通汉语，动辄询译者。江南有僧，田为豪家所侵，投牒讼之。
豪厚赂译。既入，达鲁花赤问僧讼何事，译曰：“僧言天旱，欲自焚以求雨耳。”达鲁花赤大称
赞，命持牒上。译业别一牒，即易之以进。览毕，判“可”。僧不知也，出门，则豪已积薪通衢，数十
人舁僧陴火中焚之。
多么荒唐和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件，但在元代却成为事实，佐证了元代吏治的混乱。因此，元代公案剧所反映“令史当权”当为可信。元杂剧中大量贪官污吏和恶霸的出现，正是元代社会的一个缩影。而对于大批怀才不遇的士人而言，在蒙古族贵族的民族歧视政策之下，汉族士人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道路被阻断，遭遇仕进无望、儒雅扫地的尴尬，转而以“进则仕，退则隐”的仕隐观和忠、孝、节、义等儒家道德来抒发自己内心的愤懑，杂剧创作则是途径之一。以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白朴为代表元代杂剧作家，用被视为异端的民主、民权、民生的思想贯穿于杂剧作品之中，同情社会弱势体、要求尊重妇女权益、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生存理念主导着自己的精神世界。
（三）对于婚恋剧的成因剖析
爱情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如美酒般醉人，似旖旎的春，使人流连忘返。 从《诗经》、《楚辞》、汉乐府、南北朝乐府、唐代笔记体小说、唐诗、宋词中都能到她的踪迹。但这些诗歌中，面对社会制度扼杀人性的弊端，男女双方虽然也进行过坚决的抗争，要么男女双方以殉情这种悲壮的方式结局，要么男女双方逆来顺受、历尽磨难最终羽化相聚于秘境。在这些文学作品的字里行间中，妇女始终是男人的附属品和爱情道路上的弱者，需要忍受着种种不公和折磨。虽然白居易曾经有过“同是
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千古绝唱，将一个琵琶歌伎视作自己的红颜知己，充其量也不过是同病相怜般的感慨。总之，对于爱情道路上的桎梏，男女双方多采取的是被动式的反抗。但元杂剧中却不断闪现着崭新的女性形象，如《救风尘》中的赵盼儿，在妹宋引章被恶霸周舍强占之后，利用周舍贪财好的弱点，略施巧计，解救了宋引章，成就了宋引章与秀才安秀实的婚姻。《望江亭》中的改嫁寡妇谭记儿，面对身居显贵、人称花花太岁的杨衙内要霸占自己，而地位卑微的丈夫白士中束手无策的时候，巧扮渔妇深入虎穴，机智勇敢地骗取了象征杨衙内权力的“势剑金牌”及文书，最终让杨衙内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西厢记》中的婢女红娘，秀外慧中，聪敏机智，面对封建势力的阻挠和莺莺的退缩，巧妙周旋于代表封建势力的老夫人和丞相之间，成就了张生和莺莺的爱情。这些女性形象与以往有很大不同，她们不再逆来顺受地接受命运的安排，形象兼具温柔善良的传统美德和侠肝义胆的大丈夫品格，用自己的睿智，与各种社会丑恶势力进行巧妙的周旋，冲破封建的牢笼，最终在获得胜利的同时收获完美的爱情，以美满的结局展示在公众的视野中。
从上述剧情描述我们可以注意到两点细节：首先，元杂剧中婚恋剧主角往往是那些以往身份卑微的、奴婢、歌女、寡妇之类人物，形象大胆泼辣、不拘礼教、充满正义感；其次，具有悬念环生的剧情，一改以往以悲为美的情节安排，主人公经过一系列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获得了比较完美的结局，学界称之为“大团圆结局”。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呢？
这还是要从元代历史背景中解答。
其一，元代是由入主中原的蒙古民族建立的王朝，
属于草原文化系统，有一套完全不同于汉民族的伦理
价值体系。蒙古民族天生崇尚自由，在爱情婚姻方面
少了许多“男女授受不亲”格套的束缚，男女交往比
较自由，比较注重实用，对辈分的要求不是那么严格。
据一些民族学史料记载，为了家族利益，儿子可以娶
非血缘关系的庶母，弟弟可以续弦嫂子。
其二，蒙古统治者从实用主义出发，比较优待拥
有一技之长的工匠和伶人，一些士子迫于生计，投身
到杂剧创作中去，由于和那些、伶人、婢女等社
会地位相近，在剧本写作中并不把她们视作贱民。
其三，草原游牧文化遭遇中原农耕文化，必然会
相互碰撞和影响。作为蒙古统治者，对于汉文化由起
先的排斥到接受，积极学习汉文化，汉族传统婚姻观
念、伦理道德观对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于处在被
统治的汉族一方，在迎合统治民族蒙古族的生活风俗
习惯的过程中，逐渐理解蒙古族注重实用、朴实自由、
真挚的婚恋方式更具有人文精神。因此，这些对于浓
缩社会大环境状况的杂剧创作，也或多或少产生了一
些影响。另外，作为北方游牧文化代表的蒙古族文化，
可以视作一种“大团圆”文化，蒙古人笃信萨满教，
萨满教崇尚万物有灵论，将日月星辰、电闪雷鸣作为
崇拜物加以膜拜。古代蒙古民族崇拜“长生天”，天
的形状是圆的，必然产生一些“天圆地方”、“天人和
谐”的观念。蒙古人审美价值观处处与圆有关，如太
阳、月亮、毡房、古列延（营地）是圆的，“圆”成
为蒙古人民心中吉祥美好的象征。
其四，内廷供奉、承应官府是元杂剧的首要任务，
因此剧本内容写作、舞台布景和人员编排，必须迎合
统治者崇尚团圆的审美情趣，体现幽默诙谐、和谐团
圆的喜剧彩，才能龙颜大悦，获得完满收场。
结语
士人阶层是一富有历史责任感，不计个人得失，
胸怀国家社稷的体。“达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
的思想主导着他们，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适应性。元
代残酷的民族歧视政策和科举制度的中断，使大批士
人失去了以往安身立命的生存方式，尽管他们身处逆
境、穷困潦倒，却从未放弃对自己信念的追求，逐渐
适应了社会现实，或为达褚赤，或为书会才人，或为
百工匠人，或为学正山长，或遁入佛道隐逸著书，或
游乐于山水风月之间……既然已经无力改变现状，那
么就将精力转化到维护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标准——
道的上面。士人们深受儒家仕隐观的影响，不敢以道
约束君王，但可以选择戏曲创作来诉说他们的苦楚和
对君王的愤懑之情。元代虽然政治氛围表现为禁锢束
缚，但文化政策却是开放自由的，极易形成多元文化
的交融——士子与百工匠人、僧道信众、青楼歌妓和
杂剧艺人联系到了一起，为杂剧创作注入了清新的活
力，戏剧反映了社会中下层小人物的喜怒哀乐而产生
共鸣，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终于成就了元代杂剧
艺术的繁荣。这一点，也是元代统治者意想不到的结果。
注释：
①[明]宋濂等：《元史・卷五十八・志第十・地理一》，中
华书局，1976年版。
②[明]叶子奇撰：《草木子・杂俎篇》，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③[元]夏庭芝著：《青楼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版。
④ 王季思编：《全元戏曲》卷四，人民文学出版，1990年
版，第653-654页。
⑤[明]宋濂等：《元史・卷八一・选举志一》，中华书局，
1976年版。
参考文献：
[1]王国维.宋元戏曲史[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6:99-113.
[2][日]青木正儿.元人杂剧概说[M].郑清茂译，北京：中国戏
剧出版社, 1957:22-29.
[3]许金榜.元杂剧概论[M].济南：齐鲁书社,1986:11-30.
[4]云峰.民族文化交融与元杂剧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
社,2012:202-210.
[5]唐昱.元杂剧宗教人物形象研究[M].武汉：武汉出版
社,2011:222-227.
[6]范长华.元代报冤类杂剧所反映的时代精神[J].中华戏
行医
曲,1999（1）:385-406.
[7]吕薇芬.锄强扶弱理想的虚幻实现——初露头脚的元代
公案杂剧[J].中华戏曲,2007（2）:244-275.
[8]许佳君.元代蒙古族士大夫的宦途[J].河海大学学报（哲
枣汁社版）,2001（1）:89-93.
[9]姚继荣.略论元朝仕进制度的民族歧视政策[J].青海社会
科学,1996（3）:75-80.
[10]王齐洲 “君子谋道”.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主体意
识——兼论中国早期知识分子的来历和特点[J].中山大学学报
（社科版）,2009（1）:14-33.
[11]吕养正.元初士人的“时隐”意识和殉“道”精神[J].吉首
大学学报, 1994（4）:51-57.
[12]马晓侠.就士妓恋杂剧解读关汉卿与马致远[J].宁夏社
会科学,2006（2）:154-157.
[13]潘莉.社会底层的呐喊与抗争——关汉卿杂剧中男女
形象对比[J].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4):56-58.
[14]廖敏.元代道教戏剧的大团圆结局[J].西南民族大学学
报（人社版）,2008（5）:216-220.
（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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