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托妮?莫里森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黑人女作家。她主要的作品有《最蓝的眼睛》（The Bluest Eye， 1970）、《秀拉》（Sula， 1973）、《所罗门之歌》（Song of Solomon， 1975）、《柏油娃》（Tar Baby， 1981）、《宠儿》（Beloved， 1987）、《爵士乐》（Jazz， 1992）、《乐园》（Paradise，1998）等。她的作品大多反映的是奴隶制下非洲裔美国黑人的历史、命运、文化和精神世界，关注并思考着美国黑人身份、文化和精神世界的缺失及重建。她那诗般的语言、丰富的想象力、敏锐而独特的观察视角和变幻莫测的多视角叙事方式为她在美国乃至世界文坛赢得了良好的声誉。 《宠儿》是托妮?莫里森的代表作之一，该作品曾获普利策奖最佳小说奖，堪称美国文学史上的里程碑。小说借由黑人口述文学的语言特，运用多重叙事角度、时序颠倒等后现代叙事手法，描述了女主人公塞丝杀婴的悲壮行为，展现了主人公在极限生存空间中的顽强反抗。目前对《宠儿》这部小说的研究涉及其语言特、主题表达、创作思想、叙事手法。现实主义、女性主义、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也可从中到佐证。本文以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为支持，揭示了在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双重压迫下黑人女性的悲惨命运，指出父权观念和殖民压迫给黑人女性身体和心灵带来了巨大创伤，探讨非裔黑人女性的身份重塑和主体性回归的历程。
二、后殖民女性主义概述
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是西方学术界“少数话语”的两个代表，二
者的共同意义即反抗压迫。前者反抗的是西方中心主义文化霸权，后者反抗的则是父权社会中根深蒂固的男权思想。[1]二者联姻形成了后殖民女性主义，弥补了后殖民理论中性别视角的缺席。后殖民女性主义者以种族和性别两大要素为落脚点，关注第三世界女性异化的生存状态和自我认同的危机，为其重塑身份、文化和价值观而努力，因此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有时又称为“第三世界女性主义批评”。[2]其代表人物钱德拉?莫汉蒂（Chandra Talpade Mohanty）在其经典著作《在西方的注视下：女性主义与殖民话语》中提出第三世界女性常常被定位为无知、贫穷、没受过教育、受男性压迫的形象，这种定位与漫长殖民统治及男权思想有极大关系。性别歧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狼狈为奸，迫使第三世界的女性自我异化成为失去话语权的“他者”。波伏娃[3]认为“他者”是指“那些没有或丧失了自我意识、处在他人或环境的支配下、完全处于客体地位、失去了主观人格的被异化了的人”。小说《宠儿》中的黑人女性正是具备这种双重“他者”的形象，遭受种族及性别的双重歧视。莫里森通过饱含关怀的笔触，书写出对黑人女同胞重塑自我身份的殷切希望。
三、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宠儿》
《宠儿》讲述了一个凄惨的故事：由于不堪忍受压迫，十九岁的女黑奴塞丝携带幼女从肯塔基州的“甜
蜜之家”奴隶主庄园逃到了俄亥俄
三圣乡幸福梅林
州辛辛那提城郊蓝石路124号的婆婆贝比?萨格斯家中，在这里生活的28天里她真正体验到了自由和母爱的快乐。随后奴隶主循踪而至，为了不让女儿再次沦为奴隶，重复自己悲惨的命运，她毅然决然地扼杀了自己两岁的幼女宠儿。此后124号因为充满咒怨而被黑人社区孤立，塞丝也因其残
忍的行为被黑人同胞抛弃。直到黑奴保罗?D的出现，塞丝的生活才有了回暖的迹象。十八年后，奴隶制早已废除，但被她杀死的女婴还魂归来复仇，在精神上日夜折磨自己的母亲，惩罚她当年的行为。她对爱无休止的追索引发塞丝对过去生活痛苦不堪的回忆，精神濒临崩溃。最终，塞丝的小女儿丹芙走出124号到黑人社区寻求帮助，在黑人体的共同努力下，塞丝从过去的阴影中走出，开始面对新的生活。全书描绘的是在种族和性别双重压迫下的黑人女性如何逐步构建自我、构建民族文化、形成自我认同的过程。
（一）双重压迫下的黑人女性
在白人社会和男权社会的双重压迫下，黑人女性经历了巨大的痛苦。她们被物化为奴隶主的财产，等同于劳作的牲畜和工具，丝毫不具有主观能动性及创造力，可以像牲畜一样“被租用、被出借、被购入、被送还、被储存、被抵押、被赢被偷被掠夺”。[4]27女黑奴们几乎都遭受过性暴力：斯坦普?沛德老人的妻子早年被他的少主长期占有；塞丝的母亲因为被奴隶主多次而悲惨地死去；黑人妇女艾 拉被一对白人父子长期霸占;
宝莱坞歌舞精粹
塞丝被学校老师的两个侄子按倒在地，吸走了她喂养女儿的奶水。当塞丝把这件事告诉奴隶主加纳的妻子时，却遭到了残忍的鞭笞，在她的后背形成了纵横交错的伤痕，像一棵树：“学校老师让一个家伙划开我的后背，伤口愈合时就成了一棵树”。[4]19-20在婆婆贝比?萨格斯眼中，塞丝背上的“树”上是“盛开的玫瑰”[4]108（鲜血染红了后背）；在保罗?D眼中树是“铁匠心爱得不愿示人的工艺品” [4]21（伤痕累累）；在白人姑娘爱弥眼中，塞丝背上的“树”是“开满白花的苦樱桃树” [4]18（感染
流出的脓包）。
是棵树，露。一棵苦樱桃树。看哪，这是树干――通红通红的，朝外翻开，尽是汁儿。从这儿分杈。你有好多好多的树枝。好像还有树叶，还有这些，要不是花才怪呢。小小的樱桃花，真白。你背上有一整棵树。正开花呢。[4]92
小说中多次出现的“树”状疤痕是小说的一个中心意象，是白人男性和蓄奴制度给黑人女性身心造成的毁灭和摧残的明证。树越是美丽，就越显露出白人的丑陋和非人性，树形伤痕是对白人主流话语对黑人历史歪曲的政治控诉。[5]十八年后，塞丝虽然不会因为这些伤痕再感到疼痛，但奴隶制和种族歧视铭刻在黑人心中的精神创伤却久久无法消逝。奴隶制社会对黑人女性身体的操控与迫害也严重地阻碍了黑人女性自我身份的认同。然而对非裔黑人女性而言，最令人感到痛心的不仅是白人种族主义对他
们的压迫，更是本族男性对她们的压制。塞丝逃离“甜蜜之家”奴隶主庄园后来到了黑人的聚居地。黑人聚居于此本是希望摆脱奴隶主的压迫与统治，然而由于长时间被奴役，白人文化已经侵入骨髓，黑人已经被洗脑，认同了白人至上及男性至上的观念，接受黑人及黑人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的现实。塞丝因杀婴被黑人体所厌弃、所鄙夷，甚至连她的爱人也选择了离开。通过描述以塞丝为代表的黑人女性的艰难处境，莫里森清晰再现了当时社会黑人女性的“他者”地位及所承受的双重压迫和歧视，揭示了黑人族自我异化且缺乏团结意识的现实状况。
（二）重构黑人女性身份
后殖民女性主义关注的一个焦点是文化身份及自我认同的确立。在
莫里森的笔下，黑人女性总是处在黑人体所创造的文化与黑白环境中整体性的矛盾纠缠中，所有社会性的因子促成了黑人女性自我意识觉醒并逐步构建自我，最后形成“自我认同”。[6]
诺维乔克>沥青路面莫里森借由三代黑人女性的经历诠释了黑人女性的“自我认同”。塞丝的婆婆贝比?萨格斯作为黑人女性的先驱者和第一代黑人女性的代表，她带领黑人在“林间空地”跳舞，通过传教号召大家热爱自我、关注自我：“在这里，在这个地方，是我们的肉体；哭泣、欢笑的肉体；在草地上赤脚跳舞的肉体。热爱它。强烈地热爱它……爱你的心。因为这才是价值所在”。[4]102-103虽然最终她没能摆脱种族和性别的双重压迫，但这种行为不失为“自我认同”的觉醒。
在第二代黑人女性代表塞丝的身上，“自我认同”的回归脉络更加清晰。小说开始的“属性”事件标志着塞丝自我意识的苏醒。在“甜蜜之家”，庄园主加纳夫人请来的学校老师对待黑人就像对待动物一般，用工具测量他们的身体，把他们当做科学调查的实验品，向白人学生传授黑奴的动物属性，甚至说：“不对，不对。不是那样。我跟你们讲过，把她人的属性放在左边；她的动物的属性放在右边，别忘了把他们排列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公布
好。”[4]223这种怪诞的“属性”理论让塞丝觉得很不舒服，无法认同。
治理理论
其次，塞丝喂养孩子的奶水被学校老师的侄子强行吸走、她的背上被鞭打出树形的伤痕加速了塞丝自我意识的觉醒，激发了她的自尊。她的出逃意味着她对身心自由的迫切渴望。当奴隶主循踪而至，为了避免女儿重陷魔窟，她替女儿在自由与死亡之间做出了沉重的选择，这也是她向男权社会发出的有力诘问，标志着她内心的自我正在逐步构建。然而被她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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