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正⾯临百年未有之⼤变局。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新冠肺炎疫情是近年来最⼤的“⿊天鹅”事件，其虽未根本性改变主要国家之间⼒量对⽐的结果，但对整个⼈类社会却造成深刻⽽⼴泛的影响。⼀⽅⾯，受疫情影响，世界的不确定性更加显著，国际社会的政治变动与思想变化⼗分明显。另⼀⽅⾯，中美关系的健康与稳定，不仅关系着中美两国⼈民的利益，也关系着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针对疫后国际格局及中美关系变化的清晰研判，是关乎中国和平发展的必要问题，也是中国外交⾏稳致远的必然要求。 新冠肺炎疫情与国际关系
第⼀，新冠肺炎疫情是国际格局的“催化剂”。国际格局指的是⼀段时期内国家之间⼒量对⽐的结果。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变局，国际格局的显著特点之⼀就是东西⽅之间⼒量对⽐的变化。从⼤航海时代开始⾄今500余年的历史中，以国家间⼒量对⽐的⾓度来审视，可以看做是西⽅横霸天下的历史，但是中国的崛起正在逐渐改变这⼀情况。具体⽽⾔，病毒的全球⼤流⾏不仅使得⼈类的⽣存与发展权利受到威胁，还导致社会治理成本增加。在疫情防控背景下，⼀段时期的暂停、封闭等措施，使得既有的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受到巨⼤冲击。因此，应对疫情较差的国家会受到更多的负⾯影响、承受更多的经济负担，⽽应对疫情成功的国家会率先恢复正常的⽣产与经营活动，加速发展。新冠肺炎疫情使得2020
年的全球经济陷⼊第⼆次世界⼤战以来的最严重衰退，世界⼏⼤经济体都遭受严重损失。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成为最早⼤规模成功控制疫情的国家，为经济恢复与⽣产发展奠定了基础。⽽西⽅国家在疫情应对⽅⾯并不理想，⽐如作为拥有军事、科技、⾦融等多领域霸权的美国，⾄今在感染⼈数与死亡⼈数上都远超其它国家。2020年，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多数主要经济体都出现了经济衰退。2021年，虽然美国、⽇本等国家出现了⼀定程度的复苏，但中国的经济增幅领跑世界，中美之间的⼒量更加接近。值得注意的是，从总体来看，当前西⽅国家的整体实⼒与综合实⼒仍然优于东⽅，美国仍是世界上唯⼀的超级⼤国，掌握着多领域霸权。由此可知，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催化剂”，本⾝并不直接作⽤于国家间关系，其对国际关系造成的是次⽣影响，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中美之间⼒量对⽐的结果。
第⼆，新冠肺炎疫情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的“显影剂”。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各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的⼀次⼤考。在这次考验中，西⽅国家暴露了其治理能⼒⽅⾯存在的问题，在⼀定程度上打破了西⽅国家的治理神话。从公开的数据来看，以中⽇韩为代表的儒家⽂化圈的抗疫成果要优于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欧⽂化圈。以2020年4⽉8⽇武汉解封为标志，中国初步控制住了疫情，并逐渐将防疫重点转为了外防输⼊。中国对疫情的有效控制⽆疑有利于改善西⽅国家长期存在的对华傲慢与偏见。反观美欧，其长期坚持选举⾄上、资本⾄上以及社会达尔⽂主义，导致抗疫表现不佳。欧盟原本被认为是整合程度最⾼的区域合作组织，应成为区域合作应对危机的典范，但在疫情暴发时，欧
盟的应对松散、缓慢，远低于⼈们的期望。可以说，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了⼈们的固有观念，东亚国家影响⼒上升，发展中国家对欧美评价下降，儒家⽂化圈与西欧⽂化圈的世界影响⼒产⽣了微妙的变化。
关于依法严惩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活动的通知第三，新冠肺炎疫情加速推进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笔者曾多次撰⽂指出要理解百年未有之⼤变局的四个维度，即新的国际格局、新的现代化模式、新的⼯业⾰命以及新的全球问题。国际格局⽅⾯，中美之间的⼒量对⽐更加接近，国际格局加速向多极格局演进。现代化模式⽅⾯，中国成功应对疫情离不开国内庞⼤且完整的制造业体系，⽽中国制造业体系的底⽓与定⼒是中国的⼯业化模式。中国探索出的中国特⾊社会主义道路，是⼀种全新的⼯业化模式，打破了现代化发展中西⽅模式的唯⼀性，对追赶型国家的⼯业化进程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中国应对疫情的成功，不仅为世界贡献了中国⽅案与中国智慧，也使得中国的现代化模式更有吸引⼒。⼯业⾰命⽅⾯，新冠肺炎疫情倒逼⼈类社会在各领域创新，客观上加速了新⼯业⾰命的到来。近代以来，西⽅国家⼀直是三次⼯业⾰命的主导⼒量，⽽中国则⼏乎错过了这三次⼯业⾰命，这是过去很长⼀段时间以来西⽅超越东⽅的根本原因。在第四次⼯业⾰命即将到来之际，中国有能⼒抓住甚⾄主导这次⼯业⾰命。⼀⽅⾯，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完整的产业链，也是全世界唯⼀⼀个全产业链国家，产业链的完整保证了中国⼯业的能⼒与潜⼒。另⼀⽅⾯，美国、⽇本等西⽅国家受疫情影响，经济⼀度衰退，⽽中国未来仍能保持长期的经济增长，可以稳定地对产⽣新⼯业⾰命的领域持续投⼊。因此，第四次⼯业⾰命，中国⼀定不会错过。全新的
问题指的是⼈类⾯临的未曾有的困难与挑战，包括⽹络发展、虚拟经济、超级资本、⼈⼝膨胀、科学陷阱等问题。全球问题所带来的影响跨越国界，⽆法由某个国家单独解决，必须依靠国际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导致新的全球问题出现的原因可以简单归纳为以下两点：第⼀，以美欧为⾸的西⽅世界内部问题频出。冷战结束后的⼀段时间，美欧是世界的绝对领导⼒量，但其在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等问题上消耗了⼤量精⼒，导致其继续主导冷战后世界秩序的物理能⼒及思想能⼒下降，进⽽引发了资本主义危机，招致⾃由主义国际秩序失灵、全球治理⾚字明显。第⼆，新的技术引发伦理、道德等⼀系列社会新问题。原本失灵的西⽅模式下的全球治理，在疫情影响下，缺点更加凸显。全球问题是全⼈类⾯临的共同威胁，这就意味着局部国家的努⼒不⾜以扭转局⾯，个别国家的消极应对甚⾄可能加剧问题。
世界的社会思潮与政治变动
疫情暴发后，世界的⼈员往来、经济交流、社会⽣活都受到影响⽽发⽣深刻变化。在原有的⽣活⽅式被颠覆的同时，世界社会思潮与政治亦同时出现了微妙变化。需要强调的是，这样的变化并不是割裂的，⽽是将过去的趋势加速，主要表现为以下四点：
⾸先，逆全球化与地区主义加速发展。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根、撒切尔夫⼈等为代表的新⾃由主义政客提倡⾃由贸
⾸先，逆全球化与地区主义加速发展。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根、撒切尔夫⼈等为代表的新⾃由主义政客提倡⾃由贸易与开放市场的全球化。在这⼀背景之下，各国产业⾼度联结、相互依存，全球化加速发展。但西⽅国家盲⽬追逐⾦融、科技、服务等⾼附加值产业，造成产业空⼼化、经济泡沫化等问题，招致蓝领⼯⼈不满，使得逆全球化暗流涌动。以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为标志，世界范围内掀起了⼀股逆全球化浪潮。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逆全球化浪潮愈加⾼涨。⼀⽅⾯，全球范围内⼈员与货品的流通客观上加剧了病毒的传播，引起了公众的不满；另⼀⽅⾯，⼀些国家出现产业链断裂的困境，暴露了原有产业分⼯存在的风险，增加了公众对全球化的排斥。在这两⽅⾯作⽤的相互交织之下，逆全球化愈演愈烈，⽽地区主义则加速发展。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地区主义不同于孤⽴主义或地⽅保护主义。地区主义依然坚持多边主义原则，有利于地区的⼀体化，因此具有⼀定积极意义。
其次，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情绪持续⾼涨。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是不同的政治概念，极端民族主义常常与排外主义相互联系，⽽民粹主义则带有强烈的反精英⾊彩，但两者均带有“⾝份政治”⾊彩，都有可能导致政治的极化。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背景下，逆全球化与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相互叠加、互为因果，并且在世界范围内愈演愈烈。不可否认，全球化背景下的⾃由贸易在提⾼⽣产效率的同时，也导致了国家之间、国家内部贫富差距的扩⼤。因此，民族主义者通过宣传保护本国经济安全的重要性等舆论，推动逆全球化；民粹主义者则指责本国的建制派与精英损害本国民众的利益。⼀些国家采取封闭措施，致使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遭受重创、全球化受阻，⽽产业链与供应链的中断⽆疑给了民
族主义与民粹主义者以借⼝，其更加强调本国产业保护的重要性，反向刺激逆全球化。总之，未来，部分国家的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情绪不但不会消退，反⽽还可能有所⾼涨。
再次，全球治理体系变⾰。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表明全球治理体系的变⾰迫在眉睫。冷战后的全球治理体系是以美国为⾸的西⽅国家为轴⼼的。但在美国霸权相对衰落之际，从物理层⾯上，以美国为⾸的西⽅国家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的意愿与能⼒均相对下降；在制度层⾯上，美国领导与参与全球治理越来越以⾃⾝及盟友的单⽅⾯利益（特别是安全利益）为核⼼，越来越不具备包容性。因此，世界需要中国等新兴国家主动填补全球治理⾚字。中国是世界第⼆⼤经济体，主动承担全球治理责任，能够彰显中国的担当。此外，中国是全球最⼤的发展中国家，有义务与意愿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利，与其⼀道寻求并建⽴更符合⼤多数国家发展利益的国际规范。
复合氨基酸最后，传统地缘政治的热点地区将存在两种模式的竞争。未来，中美俄等世界⼤国对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差异化理解，将导致不同秩序理念的加速出现与相互竞争。在亚太、印太等热点地区，很可能会出现中美两国根据不同秩序理念进⾏竞争的情况。具体来说，将出现以美国为⾸的侧重安全的军事体系与以中国为⾸的侧重贸易的经济体系之间的竞争，并且这种竞争可能会常态化。需要说明的是，这并不意味着两种模式之间是互相断绝的。即便是安全领域，也往往伴随着政治、经济、⽂化等⽅⾯的溢出效应，同样的道理也适⽤于贸易。所以，以安全或贸易为原点延伸出的复杂的溢出效应，将是这两种模式之争的基本特点。
梦想的力量教学设计综上，疫情对世界产⽣了深刻的影响。变动的世界也增加了中国外交的不确定性，中国外交在⼤国外交与周边外交等⽅⾯出现了新的挑战。但总体⽽⾔，中美关系仍是中国外交的最重要⼀环。
疫情后中美关系的新特点
中美关系在过去、现在乃⾄未来都会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从历史的⾓度审视中美关系，对中国⽽⾔，不与美国建交就⽆法缓解中国的外部紧张局势，⽆法实现改⾰开放。对美国⽽⾔，没有中国的帮助就⽆法完全实现对苏联的遏制战略，也不会在冷战中取得最后的胜利。历史经验证明：中美两国，合则两利。
⾃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对中国的重视程度不断加深、加强，到2017年达到⾼潮。2017年，美国政府重新确定与中国的⼤国竞争为对美⾸要威胁。中美关系由建交以来的合作为主、竞争为辅转变为竞争为主。从这个⾓度来说，中美在各⾃的对外战略中互视对⽅为最重要的⼀环。需要强调的是，两国的态度截然不同。中国秉持和平发展⽅针，努⼒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的新型⼤国关系。⽽美国视中国为主要战略竞争对⼿，秉持冷战思维，以意识形态划界，全⽅位施压，试图遏制中国崛起。从⽬前⽽⾔，笔者认为未来中美关系会有如下三个特点。环氧树脂
第⼀，美国联合其盟友对中国崛起进⾏防范。其⼀，在“印太战略”框架下，继续深化美⽇印澳四⽅安全对话机制，即在美国提议、⽇本推进、印度和澳⼤利亚积极参与的情况下，将四国即存的双边、三边对话机制进⾏整合，形成以美⽇为推⼿的安全对话机制。当然，虽然该机制包含军事合作要素，但⽬前还不能够称之为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同盟。其⼆，
艾虎生
在“五眼联盟”框架内，强化美英澳三边军事合作，组建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AUKUS”的⼀系列危险举动势必会打破东亚地区的⼒量平衡，导致东亚地区的安全困境。但⽬前其仍处在雏形状态，未来能发展到何种程度尚不得⽽知。
第⼆，中美之间出现新的博弈点。当前美国党争激烈、政治极化，极易出现内政问题外交化的极端处理⽅式。例如，病毒溯源原应是严肃的科学问题，但美国却频繁上演借中国问题转移其内部压⼒的戏码。为了转移其抗疫不利的责任，美国政客将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抛出了所谓的“中国责任论”“中国赔偿论”等。事实上，这背后的深层原因是美国受冷战思维影响，坚持戴有⾊眼镜审视中国的政治制度，⽆法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的发展。
第三，美国并未减弱对中国经济的依赖，甚⾄有所增加。疫情暴发之前，美国等西⽅国家就有将制造业回流或将供应链转移⾄东南亚、印度等国家的⾏动，但从⽬前来看这些⾏动都不是很成功。疫情暴发之后，中美之间的经贸联系逆势加强。2020年中美货物贸易额为5800多亿美元，同⽐增长超过8%，
其中中国⾃美国进⼝1300多亿美元，同⽐增长近10%。由此可知，中美之间的经贸联系并未随着中美关系的震荡⽽⼤起⼤落，这是中美之间经济结构互补的结果。
弹道学报总⽽⾔之，东西⽅⼒量对⽐的变化使得中国外交未来会⾯临⼀系列的风险与挑战。在⼀段时间内，美强中弱的格局不会改变。美国的经济总量仍是世界第⼀，军事实⼒依旧保持领先地位，这是中美硬实⼒⽅⾯的客观差距。不过以美国为⾸的西⽅国家打压中国恰恰反映了西⽅国家的集体焦虑现象以及中国⾛正确道路的事实。因此，中国应对当前道路保持⾼度⾃信。
对于国际局势的变化，中国要做好应对的充分准备
中国外交遇到挑战的原因归根结底是：以美国为⾸的西⽅国家⽆法接受中国的崛起。对此，中国要做好⼼理准备。⼀⽅⾯，⾯对未来国际局势的复杂变化，特别是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盾，中国要保持⾃⾝的战略稳定。我们应在控制疫情的同时，继续推⾏开放战略，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加快缩短中美之间⼒量对⽐差距。同时，保持中美各层级之间的正常交往仍是必要的。在经贸问题上，中美之间仍存在谈判的空间；在⽓候变化等全球治理议题上，中美之间仍存在合作的可能性。中国可以⼀事⼀议，努⼒创造与争取更多的对话机会，缓和紧张氛围。需要指出的是，以美国为⾸的西⽅国家的衰落并不会呈直线型，也不能排除⼀定时期内西⽅国家会加速衰落或是⼒量回升。另⼀⽅⾯，⾯对⼀些国家欲构建的同盟体系，中国需要主动出击，积极塑造周边环境。
综上，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下，国际局势持续发⽣变化，⽽疫情可以说是这⼀变局的“催化剂”与“显影剂”。中国抗疫的成功经验，赢得了国际社会赞誉。但是，在世界范围内，疫情仍未得到完全控制，中西⽅存在两种不同的抗疫模式。中国秉承⼈民⾄上的理念，采取严防死守的清零政策；西⽅为减少经济损失，采取与病毒共存的策略。在疫情尚在发展的当下，中国应根据⾃⾝的经济及社会状况，随时调整抗疫策略。当今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中国是不确定性中⼀⽀确定的⼒量，并且具有着巨⼤积极作⽤。中国要充分把握较早成功控制疫情的机遇，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努⼒加速发展，为世界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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