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康有
来源：《前进》 2020年第4期
朱康有
唐璜情结 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与扩散，给人民众的健康和生命造成极为沉重的损伤，也必将留给人们更多更长久的思考。
一、为发展预留安全空间
如果有什么东西在未来几十年里可以杀掉成千上万人，那很有可能是高度传染性的病毒，而不是战争；是微生物，而不是导弹。的确，这次重大疫情给人类带来的损失，不亚于一场战争。战争作为国家军事长期准备的对象，即使在和平时期一般总能引起社会高度的重视；但是，对于重大疫情的爆发与流行，人类似乎还远远没有准备好。 m12s冲锋
历史上，洲际范围或国家、民族不止一次爆发过疫情，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无法估计。20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人类沉浸于由信息、交通等技术带来的便利中，同时也意识到：我们的文明， 正在进入一个时间更快、空域更大的高风险时期；发展和安全在今天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但是，强大的社会组织力把绝大多数资源围绕在发展的旗帜下，往往有意无意、自觉不自觉忽视了潜在的安全问题——原因之一即在于，发展是时时确定的、积累的过程，而不安全则是不定的、少有的。即使是“好了伤疤”，许多人也“忘了疼”。万无一失的过往经验、日复一日的事务阅历，造成了现实生活中很多行业领域甚至部分领导调门奇高、实际准备却严重不足的状况。重大的疫情爆发，对于政府的应对，对于我们每个人的衣食出行乃至整个社会，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心理的恐慌，有时比疫情更可怕。当代社会的管控者不得不面对一个悖论：一方面顶着来自上面和大众“不得瞒报、漏报”的压力，一方面又不得不考虑到信息报道的社会心理承受力——更为棘手的是，由于权威信息发布的滞后和单一，可能带来各种未经核实的消息“漫天飞”，其中不乏传而不实的谣言散播在街头小巷、茶余饭后。在短时期内，谎言确实有时比真相走得更远，这就给处理和解决问题造成了相当大的困境。毕竟，由心理恐慌引致的更大的乱局，也是一种“可能的真实存在”。在这种情形下，把握好信息发布和传播的“时度效”，便超出纯粹“新闻舆论”的范围，具有了更普遍的意义。自领导而言，不仅需要具备一个比较长时间的战略预见能力，更需要锻炼一个在比较短时间内的战略预见能力——对细节和后果在偌大空间扩散的宏观感知能力。“短期的预见”是必要的，应增强对来自于那些“角角落落”敏锐的感觉，“及时”“及早”采取有效措施，方为上策良药。
健康的社会，需要健康的心态和行为。在一场大的风险到来之际，任何人都不能置身事外。现代
社会是一个高度关联的复杂动力系统，一个微小的扰动，如果不加以及时的引导、调节，可能会给社会带来非常大的后果，此即“蝴蝶效应”在社会界的应用。它其实给那些一味彰显“个人品味”、不顾大人际效应者敲响了警钟：必须顾及整体的利益，一些不正当私欲的泛滥确应禁行。武汉这次疫情尽管还没有最终确定源头，但很多迹象指向的华南海鲜市场明面上“野生动物交易”的存在，不光暴露市场监管的缺失（野生动物岂能作为“海鲜”售卖？），也映衬着个别体的特殊“嗜好”维持了这一非法“链条”的长久生计。置身于信息瞬间扩散的非传统社会，个别不正当行为的约束，显得更为紧迫和严重。别让你的口腹之欲，成为悬在别人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
“集中资源”的原则，颇似准备战争一样应对来自社会和自然的突发风险。面对可能的“突发”，手忙脚乱还是有条不紊？其实反映着平时“备战”的情况。有和没有、多和少，情形大不一样。自然灾害怎样应对？社会事件如何应对？高度发展后“城市化”自然的趋势，就是人口越来越集中——它其实在另一层面意味着管控和响应以及安全风险防控程度也要适当提高。拿这次疫情来说，一些大城市医疗资源的布局不可谓不多样且集中，但为什么疫情传染一旦爆发，就显得捉襟见肘呢？显然，这种“不足”是相对于“应急”而言的。比如，一百万人口的城市如何“应急”？五百万人口的城市如何“应急”？千万级人口的城市如何“应急”？都值得我们好好反思。“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备”，为“安全”预留空间，就是为更高程度的发展预留空间。
二、“以系统反制系统”
http代理 形式主义历来是我们党反对的“死敌”，这个“死敌”却从来在一片“喊打”声中屡屡不绝，且在新形势下不断翻新花样。其“轰轰烈烈的形式”“光鲜亮丽的外表”赢得了不少人的倾心，一般似乎非但害不死人，反而甜味有加。但当关键时期“实打实”的考验来临，它就会漏洞百出，确能“害死人”。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形式主义的代价就是“人民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不能得到保证，甚至可能出现重大损失和伤害。
抛开主观上的功利“政绩观”不说，形式主义为什么能在现实生活中堂而皇之地甚或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而屡禁不绝呢？别看形式主义“花样多”、外表冠冕堂皇，其实骨子里片面、单一，不外乎文山会海部署勤、命令指示满天飞、调门奇高广为宣、材料表格堆成山、检查总结奖评忙，折腾得基层苦不堪言。最近，中央在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中指出，要实事求是做好防控工作，对偏颇和极端做法要及时纠正，不搞简单化一关了之、一停了之。这里，“偏颇”和“极端”显现出来的“一关”“一停”，表面上达到了“统一”的目标，却是不顾实际、简单粗暴的形式主义做法，违背中央的“差异化防控策略”要求，根源仍在于不能实事求是。
阿贡活佛 “实事求是”正是纠治抗疫战场形式主义的基本遵循。有同志把“实事求是”挂在口头，却不知道怎样去掌握“实事”，更不知道怎样去“求是”。比如，我们经常说，“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作为唯物主义的一大原则和方法，这话不假；我们要继续问的是何为“客观实际”？有人不假思索地回答：太简单了，不就是面临的客体实际情况吗？进而把“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等同于“一切从客体实际情况出发”。
若仅止于此，就又回到“直观唯物主义”的层面，而不是系统的、能动的、辩证的唯物主义！事实上，从认识论、方法论角度看，“客观实际”至少包含了三层含义：一是客体的实际情况，二是主客体之间的“中介”——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硬件”（如科学工具等）和“软件”（知识系统等），三是主体自身的能力状况。比如，“心电图”对于完全没有医学知识的人来说，构不成其认识的对象；盲残疾者，不能认识绚丽的彩。
现代社会的“客观实际”更加繁杂，使得“实事”不易了解，“求是”极其困难。高度分工的社会化体系、发达的交通和信息化系统，把一个国家内部之间和外部世界紧紧联系在一起，由物质、能量、信息共同组成庞大的复杂巨系统。这样一个开放的、非线性的多层次超巨系统，实现稳态发展的条件是自然-社会-心理诸方面的有序协调。管理这样一个社会和国家，需要复杂性的当代思维方法；任何单一的老套经验决策和“掩盖了矛盾和问题”的形式主义，不仅不能完全胜任，相反有时会坐失良机。蚁穴溃堤，针眼斗风。在特殊时期，比如这次疫情从萌芽到扩散，病毒传播、信息流通等，具有典型的“非线性”特点，如果敏感度不够，仅仅按部就班去应对，不采取特殊的手段和超常规的措施，没有系统的整体观作指导，就可能张皇失措、弥散失衡。对于复杂系统的“不确定性”，如何能提前预想到并预置方案，是对各级领导和专家决策的考验。2003年“非典”发生后，我们建立了卫生防疫体系，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却暴露出严重的“短板和不足”；深刻的教训启示我们：绝不能盲目乐观和自信已经取得的成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这些现实问题和潜在影响，要做到心中有数，积极进行应对。
”应该说，抓住这次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大考”，一定要“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该坚持的坚持，该完善的完善，该建立的建立，该落实的落实”。
病毒最初的发生可能具有偶然性、个案性，但其短期的蔓延造成的是一个“系统性”后果。对于这样一个牵扯大局的“敌对系统”，要战胜它，只能是“以系统反制系统”“以体系对抗体系”的整体论思维方式，“单打一”的形式和方法或致满盘皆输。当下，“科学精准”地弄清楚“事实”，出规律，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就是要进行一场“人民战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疫情防控不只是医药卫生问题，而是全方位的工作，是总体战”；放眼长远，则应“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围绕这一主题，2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连提15个体系、9种机制、4项制度，为“推进改革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牢牢抓住制度建设这条主线”打下坚实基础。
三、信息应急决策与传播
奇圣胶囊 伴随着当代交通和通信事业的迅疾发展，移动互联网时代爆发的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与以前的规模性事件相比，显现出一个最大的不同点，就在于各种信息的传播与流行即在瞬间。为此，习近平总书记2月23日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指出，提高新闻舆论工作有效性，就要“适应公众获取信息渠道的变化，加快提升主流媒体网上传播能力”。而一些地方政府和单
位在决策过程中缺乏敏感度，非但无法超前预警，在问题显露出来后又不能及时应对，明显表现出滞后性的特征。
信息时代管理科学的突出变化之一，就是决策扁平化。即在面对来自市场信息千变万化的形势时，需要减少层级性，压缩中间冗余环节，以缩短最后的拍板决策和第一线矛盾处理的“时间差”。可是，我们的部门行政体制还停留在过去“金字塔”层阶模式中——这一模式的优势是，信息的流通“自上而下”非常快捷（这是由“权力”的势能落差决定的），但缺陷也很明显，即相反的路线——“自下而上”的信息流通则不一定顺畅。来自于“下面”的信息从处理缓急程度上常常有意无意被排在靠后的日程，同时需要请示和批示的环节多、层次多，谁也不能最后敢拍板定调，客观上时间被延误了。但是，外在情势，比如这次疫情中病毒的传播速度则不等人，往往呈几何指数递增。两者相较，都在比“速度”。这时，经常是决策的流程还没走完，形势的发展已完全失控。信息时代的战争也好、战“疫”也好，遭遇类似的自然和社会紧急事件，敏锐的快速反应能力成为制胜法宝。很多人习惯于按部就班的日常事务性工作，对于应急管理不大适应，一时转变起来较为困难。来自于最基层的一些“不利”信息甚至被当作影响大局和稳定的“谣言”，惯性的思维方式使他们将矛盾和问题暂时掩盖起来，终究爆发至不可收拾。一些领导干部沉浸在办公室公式化的文件批阅传递流转中，离开下属提供的数字，就一问三不知，麻木的头脑里没有任何活生生的现实源泉。为此，摆脱程式化的作风，下潜至一线，听真话，掌握真实情况，对于风险型或不确定型决策及时从多个可供选择的方案中选取最好或满
意方案，是绝对必要的功课。“担当”本身就包含着“风险意识”在内；局部和个人不冒一定的风险，就有可能使整体和全局冒更大的风险。大丰三小
信息传播要借助一定的媒介。电视、报纸、广播作为传统媒体，正在被手机移动互联网所代替——极端地说，人人都是一个“自媒体”，随时在吸收来自各个渠道的信息，又通过自己的“大脑”和“手指”，飞快地处理各种信息，同时根据自己的情绪和喜好不断地发出信息。一些敏感信息的传播特征，极为类似疫情中的“病毒式扩散”。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在报纸上发了、在电视上讲了、在广播里说了，要研究信息时代传播的路径，有针对性地进行正面引导。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舆论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过不了网络关就过不了时代关。这实际是对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要求。越高级的干部，越要敢于、善于运用新的媒体形式（包括手机），以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去传播正面信息，在社会上形成强大的势场，阻挡那些目的为蹭流量和做广告的假信息、伪权威。
众在网上，我们的工作就要做到网上；众的眼睛紧盯着手机的屏幕刷屏，我们的信息发布就要想方设法做到手机屏幕上。培育自己的网络写作队伍和意见领袖，力戒假、大、空的文字，运用众喜欢的语言，以短平快的节奏，关注众关注的问题，发动各方网络主力军，通过密集发声淹没各种谣言。在信息内容与形式的制作、传播上，避免与大众的阅读习惯和类型形成时间差、空间差，有的放矢才能正中靶标。我们不要简单地理解为此种方法仅仅是“上”对“下”的灌输，毋宁说这是党和政府与众相互沟通、平等对话的新形式、新渠道。
四、从国家战略上守护生命安全
20世纪最伟大的发现之一，就是人们能够改变生物自然进化的节奏，通过改造生物体或加工生物原料，对生命技术进行操作。现代生物技术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经济效益和福祉的同时，也打开了包含灾难和瘟疫在内的“潘多拉的魔盒”——生物安全进入当代国际视野，成为诱发国家经济和社会危机的重大战略问题。既要发展生物技术、生命科学技术，又要将可能产生的风险降低到最低限度，这是全球化时代遇到的最大困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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