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剧起源于欧洲的通俗歌舞剧，19世纪中叶以后得以在美国发展，并逐渐成为具有商业性质的大众化艺术品种。作为20世纪舞台艺术新宠的西方音乐剧一直处于变化中，可以说它是19世纪以来发展最快、最有活力的剧场演出形式。而中国民族音乐作为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最能反映不同民族文化特的艺术形式。面对世界各国音乐的交流与融合，如何继承和弘扬我国民族音乐传统，是需要我们重视的研究课题。 一、音乐剧的历史发展
音乐剧作为一门艺术，最早兴起于英美，并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风靡全球，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已经演变成为一门备受世界各地人民青睐的成熟舞台艺术。是集音乐、歌曲、舞蹈和对白于一体的戏剧表演形式，充分展示了自身整合多种艺术元素的魅力。简单地说，音乐剧是以单纯而有创意的故事情节为支撑，以演员的戏剧性表演为根基，使音乐和舞蹈得以充分发挥潜能，并把这些要素融合为一体的艺术形式。同时音乐剧还融入一定的舞台效果，使这种表演方式比话剧和歌剧更能吸引大众，可同时满足观众视听上的多重享受。
贝尔不等式
音乐剧这种娱乐表演形式在美国兴起并高度繁荣并非偶然，而与这片土地独特的文化氛围密切相关。1865年，当林肯总统在福特剧院被演员约翰·威尔克斯·布斯刺杀之后，一位牧师评论道：“剧院是好人绝不应该去的地方。”正是因为这种对戏剧的敌视，反而对音乐格外宽容些，音乐不仅在教堂必不可少，在日常生活中也被认为有陶冶情操的教育作用，甚至被认为有疾病的作用。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出现了三位功不可没的音乐剧早期探索人，他们分别是维克多·赫伯特、佛罗伦兹·齐格菲尔德和乔治·科翰，在他们的积极探索下，美国音乐剧逐渐从雏形走向发展阶段，最终走上百老汇的艺术舞台。1927年上演的《演艺船》是自美国音乐剧诞生以来涌现出的艺术品位最高的一部洋溢着美国风土人情的故事情节音乐剧，与以往偏重喜剧风格的音乐剧在艺术表演上有本质的不同。因此，有关学者认为《演艺船》是美国音乐剧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美国音乐剧的创作艺术体裁发生了转折性的改进，第一次显示出音乐剧的艺术价值是由内容决定演艺的音乐表达形式，推动了百老汇音乐剧演艺事业向更高层次音乐艺术台阶迈进。可以说音乐剧是一个超级混血儿，它的身体里流淌着欧洲喜歌剧、轻歌剧的高贵血液，而骨骼则由欧洲城市歌舞杂剧、滑稽表演及黑人歌舞等架构。
1987年是美国百老汇音乐剧在中国音乐剧历史上正式发挥其影响力的一年。该年8月，《乐器推销员》和《异想天开》两部音乐剧引进中国，不仅开创了百老汇音乐剧进入中国的先河，而且初步引进了百老汇的营销模式，如驻演与巡演等模式。作为音乐剧元老的美国百老汇，其众多经典作品逐渐被中国接纳和吸收，中国音乐剧开始融入欧美元素。
浪漫主义手法 音乐剧自20世纪80年代登陆中国大陆，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很快就到了适合其发展的艺术氛围，尽管音乐剧艺术在中国的发展历史还较短，但已经有近百部国产音乐剧作品问世，并且逐渐朝着适合我国民族审美观念的方向发展。1982年，由中央歌剧院创作的轻歌剧《现在的年轻人》在北京上演，被称为新时代中国第一部本土原创音乐剧。早期艺术水准较高，并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作品还有1983年由上海歌剧院创作并在上海首演的《风流年华》，以及同年由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创作的《芳草心》曾风靡一时，贯穿剧中的主题歌《小草》至今仍被广为传唱，成为中国音乐剧最受欢迎的歌曲，该剧也成为目前中国音乐剧最具利润的原创音乐剧。1985年沈阳市话剧团创作的大型歌舞音乐故事剧《搭错车》首演，创造出在四年演出1460场的惊人纪录，在艺术界引起了极大轰动。在此期间，还有大量本土原创音乐剧不断涌现，如《海峡之花》、《蜻蜓》、《小巷歌声》、《事物的月亮》、《灯花》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92年初由中央歌剧院发起并成立了中国音乐剧研
究会，该研究会创演的音乐剧秧歌，对中国音乐剧事业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西北高原，人们经常会听到一种地方彩浓郁、风格独特的民歌，它出自农民、脚夫、牧人、筏子手等职业人之口，声调高亢悠扬，感情深沉真挚，曲调时而苍凉悲切，时而欢快愉悦，具有十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这就是西北高原特有的民歌——“花儿”。
一个女人的爱情观 “花儿”是产生和流传在甘肃、青海、宁夏、新疆部分地区的一种以爱情为主要内容的山歌，是这些地区的回、汉、东乡、撒拉、土、保安、藏等族人用汉语歌唱，其格律和歌唱方式都相当独特的一种民歌。“花儿”亦称“少年”，因对歌时男方称女方为“花儿”，女方称男方为“少年”而得名。这两个歌名同时并存，而以“花儿”最为普遍。
“花儿”距今约有三百年的历史，产生于明代初年，由元曲演变而来，发源于古代河州（今甘肃一带），然后沿丝绸之路传播到青海、宁夏及新疆地区。“花儿”最早见于文字记载是在清代，由甘肃省临洮县诗人吴镇在他的诗作《我忆临洮好》中简略提及过。诗中不仅提到“花儿”这种民歌的歌名，还提及其“饶比兴”的特点，为后人认识“花儿”提供了可贵的
投入产出模型
历史资料。由于音乐特点、歌词格律和流传地区的不同，“花儿”可分为“河湟花儿”、“洮岷花儿”这两大流派。花儿唱法多样，大部分使用真声与假声相结合的唱法（称为“尖音”）和单纯真声唱法（称为“苍音”）两种，前者运用较多，也有对唱和联唱。“花儿”音域宽广，节奏自由缓慢，旋律高亢嘹亮，以独唱为主。既可抒情，又可叙事，内容涉及天文地理、历史、家庭生活等方面，且情歌尤多。“花儿”是大西北古今多民族音乐交响的结合，是大西北文化艺术的奇葩，被人们赞誉为“大西北之魂”。
在“花儿”流传的地区，人们除了平常在田间劳动、山野放牧和旅途中即兴漫唱之外，每年还要在特定时间、地点，自发地举行规模盛大的民歌竞唱活动——“花儿会”。如今，甘肃、青海、宁夏每年举办的“花儿会”大大小小多达几百个，其中，尤以六月初六在甘肃莲花山和青海五峰山举行的花儿会规模最大。届时临近各县的民歌歌手和当地众，不分男女老幼，身着民族特服装，络绎不绝地前去赴会。会上人山人海，从田间到山头，从河边到树林，人们打着伞，摇着彩扇，边走边唱，悠扬动听的花儿此起彼伏，交织成歌的海洋。会期一般为4天，除赛歌外还进行物资交流。
民族音乐作为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像一面镜子能折射出本民族社会文化各个侧面的真
实风貌，对维护民族文化特征具有重要意义。正因如此，维护各民族艺术文化特性成为当今的国际主题。同样，从花儿的历史渊源、艺术价值、演唱习俗、濒危状况来判断，花儿属于珍贵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鉴于此，2009年9月30日，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并批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76个项目中，“甘肃花儿”也被列入其中。据统计，研究“花儿”的著作有90多本，第一本专著是由张亚雄编写的《花儿集》，此后比较重要的还有黄荣恩的《花儿源流初探》和柯杨的《西北花儿精选》等。近年来随着中外专家、学者及媒体的逐步重视，已经产生出一门独立的文化学科——花儿学，成为中国民间文化学术领域深受瞩目的一门显学。“花儿”是“活着的《诗经》”、“西北的百科全书”，对于研究民间诗学、音乐学、语言学、民族学、历史学、人类学等都有珍贵的价值。由此可见，传承和发展“花儿”是必然之路。
三、中国音乐剧的发展策略
音乐剧在我国历经了近30年的发展，但与欧美音乐剧一百余年的历史相比，中国音乐剧只能算是“年轻”的剧种，至今未能摆脱“百老汇式”等模仿模式，这种单纯仿造，没有本民族
风格特的音乐剧，一开始就失去了文化底座和民族品牌。同时，与京剧、话剧、歌剧等相对成熟的剧种比较可以发现，中国音乐剧在创作理念、人才培养、市场运作等方面还有待提升。
（一）坚持民族化、本土化的音乐剧创作思路。
西方音乐剧在中国的发展一直处于萌芽状态，我们曾翻拍了西方的一些知名音乐剧，但总是得不到想要的效果，甚至在几十年的发展中，还有很多人并不了解音乐剧本身。因此，在中国发展音乐剧，应当“原创”和“模仿”并举，即在引进欧美经典音乐剧的基础上，把音乐剧这种外来的综合舞台戏剧样式实现本土化，从而摆脱对欧美音乐剧舞台语汇和时尚理念的粗浅理解和单纯模仿，转而注重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可被吸纳的艺术元素进行处理，并尝试运用于当代音乐剧的创演实践中，如《云南印象》、《空中少林》等舞台剧在国际上的成功，卖的就是中国本土文化特。同样，2014年4月16日，由著名歌唱家王宏伟、雷佳等人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青海花儿”音乐剧《雪白的鸽子》，这一音乐剧与民族特的完美结合，充分体现出音乐剧在中国的发展，其民族化是必然趋势。
民族化的实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素材的民族化，以是否具有“中国味”作为选
kap材的重要标准，在最大程度上博得观众的文化认同感。其次是表演形式的民族化，从音乐与舞蹈两大模块上进行突破，将民间歌舞加以时尚化处理，以满足当代中国人的审美习性。只有立足于本土本民族的文化资源，将其现代化、时尚化、艺术化，才是中国音乐剧发展的基本思路。
（二）构建完善的音乐人才培养机制。pitstop
中国音乐剧事业的健康科学发展，必须重视音乐剧人才培养的问题。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有二十多所大中型院校开设了音乐剧教育类专业，如中央戏剧学院、北京舞蹈学院、上海音乐学院、上海戏剧学院等知名艺术院校相继开设了音乐剧系或音乐剧专业，以培养音乐剧人才作为院校发展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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