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案：本⽂是洪业先⽣在哈佛⼤学为美国学⽣讲课的实录，因此照顾到了美国学⽣对中国历史知识的了解程度，⽤旁征博引，却深⼊浅出的⽅式，解释了关于《史记》的⼏个重要问题。⽂章精彩纷呈，这是因为洪业先⽣学养深淳，在评述其他学者对问题的研究成果的时候，总能发表⾃⼰中肯独到的见解，⽐如他对司马迁何时停笔的问题，及对“⾄于麟⽌”的解释，⾮常精彩。除了学术含量⾼之外，⽂章中提到的⼀些学林典故，及他对西⽅汉学家的品评也很有趣。 ————————
第⼀讲
（⼀九五三年⼆⽉⼆⼗五⽇星期三）
我们⼤概要花上两三个钟头，才能对《史记》的四五个重要问题，有⼀个粗浅的认识。今天，我也许只能讲两个。若能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对当时⼀般背景的了解，⼤致说来就够了。
《史记》的作者是司马迁。司马是复姓。他的时代⼤约是西元前⼀三五⾄西元前九⼗年，你们将会发现这跟其他书上的记载并不⼀样。
我们现在所讲的书名是《史记》，⽽我们所要讨论的⼏个问题都与汉武帝有关。当然，我得先讲武帝（西元前⼀四〇⾄西元前⼋七）这个⼈，他是中国历史上⼀位伟⼤的皇帝。对初习远东⽂化的学⽣说来，在让他们知道了秦皇（西元前⼆四六⾄西元前⼆〇九年在位）是中国的第⼀个皇帝以后，继⽽，应是对汉武的认识了：汉武帝巩固了⼤汉帝国，并将其势⼒扩张到帕⽶尔⾼原。他是中国第⼀个处理东西关系的皇帝。
也许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学教育始于汉武帝。我记得哈佛三百周年校庆时，有来⾃世界各地的贺客绕校⼀周仪式。因为安排绕校⼀周时各校代表出场先后的次序，⽽发⽣了问题。当时胡适代表北京⼤学，吴⽂藻代表燕京⼤学。他们翻检过去的记录，要出究竟哪个⼤学创⽴的⽐较早，则由那个⼤学的代表领先出场。燕⼤号称他们是在⼀⼋⼋九年，为纽约州所特许成⽴的；⽽北⼤则创⽴于民国肇始（⼀九⼀⼆）以后。如此说来，燕京⾃然较早，所以胡先⽣必须在吴先⽣之后出场。其实。胡先⽣才应该⾛在前⾯，因为北京⼤学是由成⽴于西元前的、武帝的太学⼀脉相传下来的。（译者注⼀）
然⽽，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则是：中国古籍的地位，是在这⼀个时期当中固定下来的；换个⽐较庄重的说法，武帝时是古籍成为经典的时期，正统即由此开始。这就是叫做《史记》的这部书这么重要的主要理由。也许在所有中国的古籍研究中，《史记》是最重要的⼀部书。因为《史记》⼀⽅⾯是储存古代思想的宝库，另⼀⽅⾯⼜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我知道你们这个学期，只有机会读⼀篇《史记》，即讲汉代开国之君的《⾼祖本纪》。今天，我们先谈两个问题，就是书名和“太史公”⼀词的意义。
⾸先，我们来看书名《史记》，就是写在⿊板上的“史记”⼆字。我把它翻成Historical Memoirs。我这样翻，主要是向最伟⼤的西⼈汉学家、也是西⽅汉学的创始者沙畹（Edouard Chavannes）致敬的意思。他曾把《史记》的前四⼗七篇翻成法⽂，他的译⽂⾄今仍是西⽅译⽂中最好的。他的法⽂书名译为 Les Mémoires historiques de Se-ma Tsien（司马迁的《史记》），所以我说，我是为了纪念他，才把《史记》这书名翻成 Historical Memoirs 的。我们也可以译成更简单的 Historical Records，事实上，Memoirs 跟 Records本来就是同义词，就是翻译成 History 也并⾮不可以。
谈《史记》的问题，第⼀件要注意的，就是《史记》并不是这部书原来的名字。事实上，这么明显的⼀件事，却使学者困扰了⼗⼋个世纪。⽬录学兼史学家刘知幾（六六⼀⾄七⼆⼀），是世界上第⼀个写书来说明历史是怎么写，和应该怎么写的⼤学者。此⼈极其敏锐，对《史记》⼀书有许多批评，他甚⾄对司马迁⽤“史记”⼀词做书名，也有所不满。此外，他还批评其他汉代学者，尤其是西元前后⼀世纪的学者。责备他们所引《史记》诸事，并⾮皆见于《史记》。⼀直到⼗⼋世纪末，才有学者发现，原来《史记》根本不是迁书的原名。（译者注⼆）
我也许可以作⼀⽐喻：如果有个英⽂字我们不懂，⾸先做的事是查字典或百科全书。⾄于对中国书，
第⼀就该查“四库全书”。这套丛书代表了⼗⼋世纪末、乾隆中期学术上⼀项划时代的成就。四库馆的馆⾂，⼀共编写了两百卷的《总⽬提要》，囊括了当时所知的全部书籍。四部中列在史部的第⼀部书就是《史记》。《〈史记〉提要》写得很好，但有⼀件事⾄今仍然使我惑然。
我们知道，“四库全书”的纂修职官中，最先列名的都是装点门⾯的挂名编辑。他们是任什么都不做，实际上主其事的，则是⼤名⿍⿍的总纂纪昀。虽然如此，分纂《史记》的，却是⼀个叫邵晋涵的⼈。我们幸亏仍保存了邵的原稿（译者注
则是⼤名⿍⿍的总纂纪昀。虽然如此，分纂《史记》的，却是⼀个叫邵晋涵的⼈。我们幸亏仍保存了邵的原稿（译者注三），他的长⽂讨论了《史记》各本的异⽂和多家《史记》注解。如果拿邵晋涵的原稿——我们图书馆有好⼏个本⼦，你们可以去查——和后来正式定稿的《〈史记〉提要》互校，我们会发现两篇的内容并不尽相同。
《总⽬提要》中，《史记》三家注的部分，纪昀实际上是采⽤了邵的见解；但说到《史记》本⾝的部分，则并⾮邵的原⽂。两篇提要各有优点，但是因为纪昀没有⽤邵晋涵的原稿，邵的贡献遂不闻于世。⾄于纪为什么不⽤邵的原稿，对我来说，⾄今仍是⼀个谜。⽆论怎么说，是邵晋涵最早注意到《史记》不是迁书的原名。 邵之后⼜有许多⽂章讨论“史记”⼀词的意思。⾸先，他们去《史记》⼀书⾥⾯，把书从头到尾读遍，
看看司马迁⽤“史记”⼀词，究属何意。这些⽂章，我们在这⼉可以略去不谈，因为哈佛燕京学社的《〈史记〉及注释综合引得》（译者注四），已经告诉我们这部书⾥有⼗⼏处⽤到“史记”⼀词。在这⾥，我只拣出三处，给⼤家说明⼀下。
第⼗五篇《六国年表》，表前有⼀序。序⾔：“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
第⼆⼗七篇《天官书》：“余观史记，考⾏事。”
第四⼗七篇《孔⼦世家》中有⼀⾔：“乃因史记作春秋。”
换句话说，“史记”这个称谓，仅指⼀般史书⽽已。⽽实际上，整个前汉和⼤部分的后汉——⼤概西元前和西元后各两个世纪——不论什么书⾥提到“史记”⼀词，都指的是⼀般的史书，不是司马迁的《史记》。
那么，司马迁的书有没有名字呢？有！我们⼀旦注意到这个问题，就很容易到答案。《史记》的原名是《太史公书》。在哪⼉到的呢？就在《史记》第⼀百三⼗篇。第⼀百三⼗篇是什么呢？实际上是⼀篇序。序⼜是什么呢？这有两种说法。
现在的书上之序⼀般说起来，等于前⾔。其实序从来不曾是前⾔，⽽是后语。序字⾯上的意思是“次序”，是“⽬次”，
是“所以如此编次的理由”，是作者为了什么要写这部书的动机。
平常作者写完⼀本书以后，会写⼀篇序的。可是⼈类越进步，耐性越减少；⼤家要做的事太多了。在⽬前的西⽅，美国已到⼀个地步，没有⼈有时间看报，所以就看图多字少的⼩报；⼜没时间看⼩报了，就看“快报”；再没时间看“快报”了，就听收⾳机播报的五分钟世界新闻摘要。⼤家只看书评、⽬次表或序。近代中国也苦于同病。把书翻到后⾯去序，也嫌⿇烦，所以就把序搬到前⾯来了事。于是后语变成了前⾔。
第⼀百三⼗篇，其实是后序（Postface）。此序可分成两部分来看，⼀部分是⼀百三⼗篇的⽬次，每⽬后各有数⾔介绍此⽬内容；另⼀部分则是作者司马迁的作史动机。为什么我司马迁要写这部书？我是谁？这就是有些⼈，如沙畹、伯希和（Paul Pelliot）等，称此篇为“⾃序”的原因了。（译者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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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百三⼗篇中，司马迁在告诉我们司马⽒的源流、家世、他的⽗亲司马谈的思想，和他⾃⼰为什么要写《史记》以后，继之以篇⽬内容的说明：此书由⼗⼆本纪、⼗表、⼋书、三⼗世家及七⼗列传五个部分组织⽽成。
第⼀百三⼗篇就是列传第七⼗。此篇前书题⽬：《作太史公书序第七⼗》，所以说《太史公书》即为此书的书名。
在前汉典籍中，已有许多例⼦，可以证实这个书名是正确的。第⼆部正史《汉书》中就记载：西元前⼆⼗九年，东平王刘宇曾经上疏成帝，求“诸⼦”及《太史公书》。⽽⼤将军王凤以“《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不宜在诸侯王”等语谏成帝。成帝最终依了王凤之⾔，没有把《太史公书》赐予东平王。（译者注六）此处迁书即不称《史记》，⽽称《太史公书》。
现在我们可以来谈谈第⼆个问题，即“太史公”⼀词，⼜是什么意思？直到最近⼏年，我们才意识到此词之义有三说：
“太史公”的第⼀义是官名。此官的正式名称是“太史令”。换句话说，太史公就是太史令，⽽太史丞即为太史令之副。
我们怎么知道太史公就是太史令呢？《太史公⾃序》说：“天下遗⽂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相续纂其职。”这⼀段话⾮常重要，可是居然有好⼏个世纪，都没有学者发现。⼀直到最近，我在我们图书馆⾥，到⼀本书，叫《〈史记〉附录》，这本书的作者讨论了这个问题。
但是，《〈史记〉附录》这本书，却没有作者的名字。书是华西协合⼤学⼀九三五年印的，印的很差。那⾥的⼈没有⽬录学的训练，所以忘了印上作者的名字。我花了整夜的⼯夫这个名字，终于到了。作者的名字是“蔚芬”。从名字上看，我不敢说这⼈⼀定是男的。不论作者是男是⼥，这本书真是好得出奇。
看，我不敢说这⼈⼀定是男的。不论作者是男是⼥，这本书真是好得出奇。
在这本《〈史记〉附录》中，虽然其中⼤部分的意见，引的是别⼈的说法，他⾃⼰的创见只占⼀⼩部分，看法却⾮常敏锐。这书⾥有⼀条笔记，说明“太史公”即为“太史令”。他引⽤刚才《太史公⾃序》⾥的那⼀段话，说这段⽂字中，“太史公”的唯⼀可能解释，就是官名，不专指任何⼀个⼈，⽽仅是职官之称。我看到这⾥的时候，忍不住喝彩叫好：蔚芬的《〈史记〉附录》，编采之精果如作者之名：蔚然⽽芬芳者也。
超级兔子2008太史公，即是太史令。太史公⼀职，在汉代其实称为太史令。那么这个太史公的名号是怎么来的呢？难题在于西元⼀世纪时，有个学者卫宏曾说：“太史公，武帝置……迁死后，宣帝以其官为令，⾏太史公⽂书⽽已。”（译者注七）所以《汉书》中，只见太史令，不见太史公。（译者注⼋）但是经过好⼏个世纪的批评讨论，卫宏的说法已经被多数的学者所摒弃。因为他还说，武帝置太史公于丞相之上，秩⼆千⽯。这个当然跟司马迁的情况不合，因为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仆亦当厕下⼤夫之列。”下⼤夫，只是个六百⽯的官⽽已（译者注九），可见卫宏之⾔不尽可信。
另外，我要⼤家注意⼀篇⼀九四⼋年九⽉，发表在《学原》上的论⽂。（译者注⼀〇）此⽂⽤⼒甚勤，⽀持卫宏的理由，⼀⼀详述之。不过我⾃⼰还是颇为怀疑卫宏的观点。
在《太史公⾃序》⾥，太史令有时简称为太史。所以：
⼀、太史令为职官名；
尼龙套⼆、司马迁作《史记》时，通⾏的名称则为太史公；
三、太史令亦简称太史。
我们因为看不到当时的资料，不能真正解释“太史公”⼀词的来源，不过我们可以打个譬喻：县令⼀词，有时叫县令，有时也叫县长。
第⼆讲
（⼀九五三年⼆⽉⼆⼗七⽇星期五）
⿊板上写的这些书，可能是研究《史记》最重要的⼀份⽬录，虽然每本书重要的程度不同。有些书其实很差。但是不论好坏，如果要解决《史记》的问题，这些书是必须知道的。
我上次告诉过你们，司马迁的时代是西元前⼀三五⾄西元前九⼗年左右。
徐⼴是第⼀位为《史记》作注的⼈。他死于西元四⼆五年，所以我们也许可以假定他是在五世纪初完成这个注的，这本书已经失传。
第⼆位重要⼈物是裴骃，他为《史记》作的注叫《集解》。这部书⾥⼏乎包括了所有的徐⼴注，所以我们因裴骃之故⽽间接知道了徐⼴。但是裴骃的书只收了徐⼴的注，怎么可以叫“集解”呢？
这是因为《汉书》——也可以说是《史记》的续书——在早期⽐《史记》流传得⼴，所以到裴骃的时候，《汉书》已经有了多种注解。虽然《汉书》在⽂字上作了修饰和改变，其实际内容却或多或少抄录了《史记》，所以《汉书》注在⽐较异⽂这⼀⽬的上，特别有价值。徐⼴的旧注⾥囊括了多种《汉书》注，⽽裴骃的注⼜以徐注为本，所以他才叫⾃⼰的书为《集解》。（译者注⼀⼀）
不巧的是我们不知道裴骃的⽣卒年。这个问题我已经研究了好⼏年，可是就是不到答案。有的时候，就像侦探办案⼦，罪犯明明站在你⾯前，你就是不知道，还四处去。如果我活得够长、够久，突然有⼀天，我发现裴骃的⽣卒年就在我⾯前，我绝不会⼤吃⼀惊的。不过到现在为⽌，我还没有出他的⽣卒年，倒是到他⽗亲的。
裴骃的⽗亲⽣于三七⼆年，裴骃当然⽣在他⽗亲之后。给他⽗亲⼆⼗年，也许我们可以假定裴骃是⽣在三九〇年左右。《〈史记〉集解》序⾥，裴骃提到徐⼴时说的是：“故中散⼤夫东莞徐⼴”，可见此书作于徐⼴死后，晚于四⼆五年。所以《〈史记〉集解》⼤概是裴骃在五世纪中期或更晚完成的。⽬前对于裴骃我们所能知道的⼤致如此。
下⾯⼀个重要⼈物是司马贞，他作了《〈史记〉索隐》。我们没有他的⽣卒年⽉，可是知道他在七⼀
九那年相当活跃，因为他在那⼀年跟刘知幾有过⼀次精彩的辩论。
因为他在那⼀年跟刘知幾有过⼀次精彩的辩论。
与他同时的张守节，写了《〈史记〉正义》——这是另⼀部注解。所有我们已经提过的书都是《史记》注。不过，这⼀次我们知道注解完成的确切年代，是西元七三六年，因为张守节的后序就作于那⼀年。
我们没有时间谈到《史记》各个版本的传承。我们⼤致可以说，中国的书籍刊印始于九世纪；但是⼀直到⼗⼀世纪，印刷才应⽤到史书上，所以，所谓“善本书”，或者我所谓的“珍本书”，都说的是宋版。我们现在看得到的宋版书，⼤部分出于南宋。
⼀般说起来，宋版《史记》都是“⼀家注”本、“两家注”本和“三家注”本。“⼀家注”本只有裴骃《集解》；“两家注”本是裴骃《集解》加上司马贞《索隐》；“三家注”本则包括裴骃、司马贞和张守节三家。
我们图书馆没有“两家注”本，连个影印的⽯印本也没有，但是我们有⼀个“⼀家注”的刻本。不管怎么说，就《史记》这部书⽽⾔，注解太重要了，所以我们⼀般都⽤“三家注”本，柯⽴夫教授会要你们⽤百衲本《史记》。百衲本⼆⼗四史不是⼀个版本，也不出于⼀个时期，但⼤多数是南宋版。（译者注⼀⼆）
我每次⽤《史记》，通常会⽤“三家注”本和张照等总裁校刻——⼀般称之为“殿本”的。殿本《史记》刻于⼀七三九年乾隆朝。每卷之末有数页考证。在考校的各条笔记之内，往往有“⾂照按”的字样，接着是张照的看法（其实是采⾃别⼈的意见），我们图书馆藏的就是这个本⼦。
最具有真知灼见的⼀部书，是梁⽟绳的《〈史记〉志疑》。这部书不是《史记》的⼀个版本，⽽是研究《史记》的⼀部著作。梁⽟绳不录《史记》的正⽂，只是援引《史记》的名词或段落，来作考订。他的研究成果，即是《〈史记〉志疑》，⼀七九〇年出版；给史学研究树⽴了新的⾥程碑。此书有好⼏个本⼦，最容易到的是《⼴雅丛书》本。
下⾯⼀本重要的书，是沙畹的法⽂译本《史记》（Mémoires historiques）。沙畹曾把《史记》的前四⼗七篇译成法⽂，但是最有价值的，不是他的译⽂，⽽是他的研读笔记。许多笔记的见解远超过三家旧注，可惜的是沙畹没有完成他的译本。
我记得是伯希和教授——他是沙畹的得意门⽣——⼆⼗六年前就在哈佛告诉过我沙畹没有完成他的译本的原因。伯希和说他的⽼师最终发现，他需要更多的时间看更多的中国书，才能完成《史记》的译事；因感觉实在受不了⽽停笔。但是沙畹已经做出来的部分，却是值得⼀读的。沙畹的五册译本，在⼀⼋九五⾄⼀九〇五年间陆续出版。我们图书馆也有这套书。
下⾯要提到⼀篇很重要，却不幸未得多⼈青睐的论⽂：王国维的《太史公⾏年考》。这篇论⽂其实就
是太史公的年谱。是⼀篇长⽂，也是⼀篇奇⽂，发表于⼀九⼀七年，后来收进他的全集《观堂集林》。
此⽂有很多错误，其中最重要的⼀个是司马迁的⽣年。不过这个错误已经桑原骘藏在他的论⽂《⼀新说》⾥驳正了。桑原的《⼀新说》发表在⼀九三⼀年的《史学研究》，后来收进《东洋⽂明史论丛》。
第⼀个研究司马迁⽣年的学者是沙畹，他研究出来的结果是西元前⼀四五年。⼤多数后出的书的都采纳他的意见。之后，王国维的论⽂出来，也是⼀样，说司马迁⽣于西元前⼀四五年。王国维之后，⼜有许多书出来讨论这个问题，有些简直是胡说⼋道。桑原骘藏考订司马迁的⽣年为西元前⼀三五年。这是⼀个很重要的发现，也是我接受的⼀个说法。
之后，⼜有⼀部重要的著作出现，即泷川龟太郎的《〈史记〉会注考证》。全书是⽤中⽂写的，共⼗册，于⼀九三⼆⾄⼀九三四年间出版。作者的⽤⼼是要把所有的《史记》注解和评论放在⼀起，所以，他的会注包括了历来沿⽤的三家旧注，还加上相当完整的张守节原注，这⼀点我等⼀下还要说明。
最可惜的是他没有⽤王国维和桑原骘藏的研究成果。如果他读过王国维的《太史公⾏年考》，他的年表⾥就不会有那么多错误。还好他⼤量采⽤了梁⽟绳的意见。因此我们可以说，泷川提供了最佳服务。
当然，他也⽤了其他的中⽂和⽇⽂注解。
泷川最有价值的贡献如下所述：在中国，包括宋版在内的《史记》各本，从未全盘收⼊张守节的《正义》，收⼊的都只是部分。⽽泷川⽤了许多⽇本版《史记》，其中包含⾄少千条在中国已失传的张守节《正义》。虽然仍不完全，但是在我研究的许多问题上，我发现因为泷川保存了许多张守节的旧注，因⽽使他⾃⼰的会注更有价值。
⾄于他收进来的其他的东西，整个说来，我并不怎么太欣赏。他是⼀个很好的学者，受过中国的旧式训练；但是他的现代科学训练不够，所以经常在判断上出错，在校勘上出错。不过不管怎么说，东洋⽂库出版的《〈史记〉会注考证》还是⼀套很重要的书。
是⼀套很重要的书。
pam-stamp我还要再提⼀篇论⽂，即德国汉学家颜复礼（Fritz Jäger）所写的《〈史记〉研究的现况》，这是⼀篇相当有意思的论⽂，发表于⼀九三三年九⽉号的《亚洲学报》（Asia Major）。在那篇⽂章⾥，他企图收集所有的《史记》研究著作，⼀直到⼀九三三那⼀年。他说好要继续写的，但是据我所知，他在第⼀部分完成以后，就搁笔了，也许他也跟沙畹⼀样，悟出⽂海之浩瀚⽆涯，彼岸⽆望，只有回头了。
在这以后，就没有什么⼈再对《史记》作出重要贡献了，除了杨明照。今天我们要好好地谈谈他。上回我提到蔚芬，他的《〈史记〉附录》在⼀九三五年出版；⽽杨明照的论⽂《太史公书称〈史记〉考》发表于⼀九三九年出版的《燕京学报》第⼆⼗六期。杨明照是燕京⼤学的研究⽣。《太史公书》何时改称《史记》这⼀问题，是他论⽂的主要内容。他⼏乎搜全了所有相关的论证，唯⼀漏掉的⼀条，我等⼀下会补充说明。
之后，⼜有⽆数⼤⼩论⽂与⼩册⼦出版，可是没有⼀篇有分量；不过我还是提两个好了。⼀个是内藤虎次郎的《⽀那史学史》。此书⼀九四九年出版，其时内藤已经死了⼗五年。书中所集多半是他⽣前的课堂讲义。
内藤最⼤的长处是敏感。他⾝受中国的传统训练，然⽽却具有⼀种不可思议的能⼒，使他能掌握《史记》的重点，欣赏司马迁哲学的价值。他知道如何披沙拣⾦，如何去糟粕⽽留精华。
另⼀个是顾⽴雅（H.G.Greel）教授的《孔⼦其⼈与神话》（Confucius ,the Man and the Myth）。（译者注⼀三）特别是对美国学⽣⽽⾔，顾⽴雅的书是不能忽略的。此书也是⼀九四九年出版的。书的主要内容是把孔⼦当成推⾏杰弗逊式民主的先锋。这太有意思了。我猜孔⼦要是知道⼈家这么捧他的话，⼀定乐得晕陶陶的。
但是，顾⽴雅为了辩明他这个观点，不能不反驳司马迁。所以他精读《史记》，尤其是卷四⼗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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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世家》——也就是沙畹法译本的最后⼀篇。
《孔⼦其⼈与神话》的主题是：真正的孔⼦因司马迁这样⼀个可怕的史家，⽽隐晦不彰。是司马迁故意抹煞孔⼦，给他涂上了可怕的颜⾊。于是顾⽴雅尽其歪曲司马迁之能事。当然，我是完全不同意他的观点的，但是他所说的我们应该知道。这本书仍是很有⽤的，尤其是从书⽬这⼀⽅⾯看。
话说回来。我们上次已经谈过，“史记”⼀词于司马迁，只是⼀般的史书；他⾃⼰的著作叫做《太史公书》。⽽且此名通⾏了⼀段很长的时间。我们也说到迁书⾥的“太史公”⼀词有三义：
⼀、太史公即太史令。我曾提到⼀九四⼋年《学原》上登载的⼀篇论⽂。此⽂⽤⼒极勤，⽤功极深。⽂章的作者⼀直回溯到汉代的史料，欲以推翻过去学者的结论。我个⼈却认为从前那些学者的结论未被驳倒，依然成⽴。不过我们今天没有时间细讲。
⼆、司马迁以“太史公”之名称其⽗。《史记》卷⼀百三⼗《太史公⾃序》前篇有⾔：“太史公执迁⼿⽽泣”。这⾥，“太史公”当然指的是他的⽗亲司马谈。
《史记》中⾄少还有两篇提到“太史公”做了什么事，根据那些事发⽣的年⽉去推断，“太史公”⽆疑地指的是司马谈。这种情形下，“太史公”应该译成：我的⽗亲——太史公司马谈。
三、“太史公”还有第三义，即司马迁⾃称。《太史公⾃序》的后篇，看得最清楚。这⾥，他连提了好
⼏次“太史公”。
如“太史公⽈：‘先⼈有⾔……’”，⼜如“太史公⽈：‘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先⼈指的是司马谈。这种情形下，“太史公”应该译成：我——太史公司马迁。
《史记》⾥只有两处，“太史公”为职官之称；其余数⼗处，“太史公”⼀词，不是指的司马迁，就是指的司马谈。这⼀名号出现最频繁之处，就是每篇篇末史家放⾔⾼论之所——即所谓的“太史公⽈”。问题是：究竟是谁的⾼论？是⽗还是⼦？这个问题⼏个世纪以来不知困扰了多少学者。
受体激动剂梁⽟绳第⼀个很⼤胆地说，《史记》⾥“太史公”⼀词指司马迁的⽗亲⽽⾔的，只见于三篇。在《太史公⾃序》⾥，当作者说到：“是岁天⼦始建汉家之封，⽽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遗命司马迁述作《史记》后，“卒三岁⽽迁为太史令”。我们看得很清楚，在这以前的“太史公”，指的是作者的⽗亲；⽽在这以后的“太史公”，指的是作者⾃⼰。
除了这⼀篇外，还有《〈史记〉⼆⼗七天官书》和《⼆⼗⼋封禅书》两篇有天⼦命“太史公”做什么事的记载（译者注⼀四）。考订其⾏事⽇期，知道“太史公”指的是司马谈；其余各处都应该指的是司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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