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具有不同于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源的性质和类型，它的产生需要具备特定的社会结构，即社会关系网的"终端"。然而，具有"差序格局"的中国社会却缺少这种结构，而且传统儒家文化中某些伦理道德规范也限制了社会资本有效机制的广泛确立。因此，社会资本在我国的发展需要与特定的社会现状相结合，既不能将社会资本过度化，也不能忽视社会资本的重要作用，只有这样才能正确认识社会资本对当前我国大学生就业形势所产生的积极和消极的影响。 一、社会资本的定义社会资本这一概念最早是作为经济学术语出现的，它和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并列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一种形式。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它由经济学领域逐渐发展到了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
1 引言
随着就业形势日益严峻，教育的投资回报风险加大，大学生就业问题和社会因素交织，已经演化成了社会问题。近年来，也有学者分析了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但研究多是侧重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测量。而笔者参考格兰诺维特的网络理论，尝试分析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就业机会的影响趋势。 288uu 2 就业途径现状和网络理论
在笔者调查100名到工作的大学生中，到工作的途径前三名分别是招聘会、学校发布的就业信息和
通过父母亲戚朋友等社会关系的介绍。通过招聘会占样本的49％，通过父母亲戚等社会关系介绍的为13％，排在第三位。
美国社会学家马克·S·格兰诺维特认为社会关系是指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之问由于交流和接触而实际存在的一种纽带关系。按照互动频率次数的多少，感情力量的深浅，亲密程度以及互惠交换的多少将社会关系划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强关系存在于体的内部，用于维系体、组织内部的关系；而弱关系存在于不同体、组织之间，为不同的体和组织建立纽带关系。
3 弱关系在就业中起重要作用，招聘会依然是就业的主要途径
社会现代化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理性化。在理性化程度越高的社会，也就意味着公平性、公正性越强，弱关系的对外开放性和流动性特征使得弱关系在现代型社会里更加适用，有更好的发挥空间。在这一问题中“学校发布的就业信息”、“网络”、“招聘会”、“媒体”都是属于弱关系的范畴，占到了到工作的被调查者的59％，由此可见，随着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弱关系在大学生择业过程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了。
4 强关系在就业中虽然弱化，但依然发挥较大作用
虽然中国已经完成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变，但是依然保持有传统社会的特征。并且具有中国
的特。中国传统的社会关系是一种典型的强关系。正如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理论描述的那样，传统的中国社会关系是在血缘关系与地缘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社会关系：它以家庭为中心逐渐向外推移，体现了关系的亲疏远近，从而形成了不同的社会阶层和不同的人际关系。沙莲香认为‘‘差序格局”这个概念说明中国人际关系的特点，差序格局是由一个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也就是说，中国人的社会关系是以己为中心大圈套小圈的关系圈。差序格局对社会的影响转化成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表现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关系”、“人情”、“后门”、“面子”等。被调查者中有没到工作50名学生中，在问及认为没到工作的原因，“缺乏社会关系网络”排在了第二位。可见在被调查的主观观念上，强关系在就业上发挥着较大的作用。
大学生在未走向社会之前，社会关系网络是比较窄的，一般局限于同学这一同龄体和父母亲戚这两太部分，而同龄体与其的社会关系资源是相同的，于是父母亲戚为代表的强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是大学生社会关系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强关系是基于信任与义务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和信任度。通过父母亲戚朋友等社会关系到工作依然是重要的就业途径。
个人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就业市场的影响
金牌班长
点击数： 366 更新时间：2009-7-6 22:03:27
胡永远/马霖/刘智勇
\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随着中国高等教育规模的迅速扩大，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在影响就业的各种微观因素中，个人非社会资本因素（包括个人人力资本、公共信息）和个人社会资本因素可能起着重要的作用。与此相关联的一个理论问题是，与个人非社会资本因素相比，大学毕业生个人的社会资本尤其是社会网络对个体就业和工资存在什么样的影响？能否促进整体劳动力市场效率？本文旨在从比较的角度对个人社会资本或网络的使用进行效率判断，以施行加强性或替代性的公共政策。u活
许多早期的国外研究支持“社会资本或社会网络有助于提高劳动力市场效率”的假说。在西方发达国家，尽管个人正式的工作搜寻（如寻访公司、参加招聘会等）是影响个体就业和工资的重要因素，但半数以上的个体往往会利用其拥有的社会资本尤其是社会网络寻工作
(Holzer,1987; Campbell等，1990)。理由在于，一方面，从工人的角度看，通过社会资本或网络去寻工作，成本较低，且具有更高的工作匹配程度(Holzer, 1988;
Montgomery,1991)；另一方面，公司也乐于采用社会资本或网络招募工人，因为公司可以招募到高质量的工人(Rees, 1966; Doeringer等，1971)。因此，社会资本或社会网络的运用将促进劳动力市场效率：借助社会资本或网络的工人将获得更高工资，就业概率更高，公司也将获得更高利润(Montgomery, 1991)。因此，这也将是检验劳动力市场效率的重要标准。
然而，近期一些文献也讨论了社会网络造成的无效率问题。一方面，过多的社会网络使用，可能减弱了失业造成的压力，造成工人的工作搜寻动力不足，从而过少使用正式的工作搜寻方法，导致失业率上升，如欧洲南部地中海地区国家的高失业率现象(Cahuc等，2002)；另一方面，即使我们承认社会网络对就业的正影响，但这种影响可能是凹的，因此，过多的社会网络容易造成“拥挤效应”(Wahba等，2003)。尤其在城市，因为每一个人有太多的朋友传递信息，造成了就业信息的竞争，相互间造成了负的外部性。
本文通过考察个人社会资本对就业和工资的影响来判断中国大学毕业生劳动力市场效率。
首先从“质”与“量”的角度来区分社会资本因素，并将其与非社会资本因素（主要是人力资本和公共信息）进行对比分析；并利用“2005年大学生就业课题组”采集的微观问卷调查数据，确保研究具有明显的独特意义。已有国内相关研究均采用经典的OLS估计或单一的Logit估计（郑美等，2005；陈成文、邝小军，2004；岳昌君等，2004），估计结果均具有选择性偏差，并影响到结论的可靠性。本研究采用Heckman两步法进行估计，从而可以更准确地把握各因素对就业概率和初始工资的影响。
二、计量方法与数据
在微观个体数据的采集过程中，由于具有工资数据的样本不具有随机数据的特征，因此，对所得工资数据的回归将造成选择性偏差（伍德里奇，2003）。基于此，本文在计量亡采用Heckman两步法，其
回归方程有两个，一个是就业概率方程，另一个是工资方程。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就业概率方程：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大学生就业问题课题组”2005年5～6月进行的“大学毕业生就业问卷调查”，调查采用分层整体抽样法，在湖南、江西、广西等地选择了30余所大专以上院校，其中“211重点院校”2所，一般本科院校7所，国有民办二级学院5所，其他职业院校18所，问卷调查的对象是2005届毕业生。此次调查共发出问卷7000份，回收问卷4500份，有效问卷3300余份。由于调查注重了不同地域、不同级别、不同专业、不同生源特点，因此，能较为客观地反映大学生就业的真实状况。
表1 大学生毕业后的去向
已经签约 自主创业 继续深造或出国 尚未到
接收单位 其他 总计
人数（人） 984 436 540
757 474 3191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比例(%) 30.84 13.66 16.92
23.72 14.82 100
问卷将学生是否就业分为“已经签约”、“自主创业”、“继续升学或出国”、“尚未到工作”和“其他”5种情形。在3191个样本中，毕业后的去向及所占比例如表1所示。
由于大学毕业生中“自主创业”和“继续深造或出国”没有工资数据，因此在用Heckman两步法对就业概率和初始工资进行估计时，只定义“已经签约”为就业，“尚未到接受单位”为非就业。这样，删除1450个样本，还剩1741个，其中“已就业”984个，“未就业”757个。 对于分类解释变量，也就是自变量，我们采用虚拟变量的方式。本文选取以下因素作为影响大学生就业的“社会资本”因素，并将其划分为数量因素和质量因素。(1)数量因素：学校地点，以“地级市”为基准变量；熟人帮忙，以“没有托熟人帮忙”为基准变量。“熟人帮忙”是明显的“社会资本”数量因素；同时，一般来说，省会城市的人口密度要大于地级市，因此，在省会读书的大学生就可能接触更多的社会关系，增加其社会资本，所以，“学校地点”也是数量因素。(2)质量因素：学校类型，以“职业技术学院”为基准变量；父母最高文化程度，以“高中及以下”为基准变量；父亲的工作性质，以“其他”为基准变量。学校类型决定校友资源的质量，父母文化程度和父亲工作性质则决定家庭社会资本的质量。
另外，还有一些因素对社会资本的数量和质量都有影响。以“是否是党员”为例，加入“中国共产党”，其实就如同加入了一个社会团体，有机会结识更多的人，同时，所结识的也大多是各方面比较优秀的人，
因而它同时影响数量和质量。这些双重因素包括：“是否是党员”，以“否”为基准变量；“是否做过学生干部”，以“否”为基准变量；“家庭所在地”，以“西部省份”为基准变量；“家庭所在地”，以“农村”为基准变量。
三、估计结果及分析
本文运用Stata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Heckman两步法回归，经过多次反复检验，最终确定进入工资方程的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其中，社会资本因素有“学校类型”、“是否是党员”、“是否是学生干
部”、“家庭所在地”、“父母最高文化程度”、“父亲工作性质”；非社会资本因素有“所学专业”、“学历层次”、“成绩排名”、“是否获得过奖学金”、“是否通过英语四六级”、“是否有实习或兼职经验”、“参加的面试次数”、“求职花费”。而进入就业概率方程的自变量则还要加上“是否了熟人帮忙”、“是否参加了就业指
导”、“学校是否提供了就业信息”等变量，以便消除多重共线性。 （一）社会资本对就业概率影响的回归分析
在就业概率方程中，将通过10%显著水平检验的自变量归纳为表2。 这些自变量分为社会资本因素和非社会资本因素，并按系数β从大到小排列。第二列为回归估计结果，也就是Probit模型的系数β；
第三列是各自变量对应的p值，均小于0.1；第四列是Z=α+βX(X=1)的值，即当以上各自变量取1时的Z值；第五列是对应的Probit模型的F()，也就是此时的就业概率；而第六列表示Z=α+βX(X=0)的值，也即各自变量取基准变量时的Z，第七列为相对应的F()。最后一列是各自变量取1和取基准变量时的就业概率之差：若为正，则表示相对于基准变量而言，自变量取1时的就业概率要高；反之，为负则低。
从表2可以看出，尽管部分“社会资本”因素对大学生就业具有显著的正影响，尤其是质量因素对就业概率的影响比数量因素大，但大量的社会资本因素对就业没有显著正影响。
一方面，社会资本因素对就业概率有一定的正影响。在学校类型中，相对于基准变量“职业技术学院”，“211重点院校”的学生工作有显著的优势，他们到工作的概率高出“其他院校”约7.79%。同时，家庭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比大学生自身社会资本的积累似乎更为重要。父亲的工作性质中，“科级以上干部”的子女工作相对有显著的优势，约高5.5%；父母的最高文化程度一项中，“中专文化”的父母的子女到工作的概率显著高于基准变量“高中及以下”，高出3.43%。家庭所在地中，“东部省份”的学生相对“西部省份”的学生具有明显的优势，就业率高出3.43%。大学生自身社会资本的积累因素中，“党员”和“当过学生干部”的学生就业概率高出3.43%。
但另一方面，多项社会资本变量对就业没有显著影响：包括学校类型中的“普通本科”，学校地处“省会城市”，家庭所在地为“城市”，父
母文化程度为“大专”、“本科及以上”，父母职业为“干部”、“专
业技术人员”和“经理”等。甚至在“托熟人帮忙”这一项上，相对于
基准变量“没有”“了1～3个人”的效果不显著，而“了4人以
上”的却有显著的负影响，就业概率低3.62%。
我们将所有显著影响就业的因素，不管是社会资本因素还是非社会
资本因素，按系数从大到小排列，结果发现，影响就业的前三位因素都
是非社会资本因素，即“学生专业”、“学校的就业指导”和“学校提
供的就业信息”。例如，“经济管理”专业的就业率显著高于基准变
量“医学”专业的学生16.2%；学校就业指导在“4次以上”，学生的就
业概率提高约13%；学校提供的就业信息“充足”，就业概率提高
10.33%。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即使学校的就业指导只有“1～3
次”，提供的就业信息“一般”，学生的就业概率也会有3.43%的提
高。此外，“获得过奖学金的学生”比没有获得过的学生就业概率高近
5.5%，它对就业的影响高于“父亲的工作性质”和“父母的最高学
历”等家庭社会资本因素；“获得非英语证书”的大学生就业也存在明
显的优势，他们比其他学生就业概率高3.43%。这说明，在提高就业概
率上，学生自身的素质比其家庭出身更为重要。
以上结果说明，尽管社会资本因素对就业有一定正影响，但总体来
说，影响程度有限。学生自身的非社会资本因素对其就业概率的影响远
远大于社会资本。
（二）社会资本对初始工资影响的回归分析
接下来分析社会资本对初始工资的影响。在工资方程中，将所有通
过10%显著性水平检验的自变量归纳为表3。
表3 社会资本对初始工资影响的计量分析结果
自变量 系数β p值 自变量 系数β p值
东北农业大学学报211重点院校 0.308182 0.0000 经济管理专业 0.7245921 0.0010
普通本科院校 0.1596452 0.0010 农林专业 0.5753457 0.0200
家在东部省份 0.0954391 0.0880 求职花费在
1000元以上 0.1233709 0.0190
父母学历中专 -0.0803513 0.0820 本科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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