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费孝通《江村经济》的再探讨
汪和建
内容提要 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不仅是一个标志着“新的发展”的人类学的实地研究，也是一种特定视角的经济社会学即社区经济社会学的研究。费孝通的独特贡献，在于开创了经济社会学发展中的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即功能主义社区研究视角。他通过对一个农村社区即江村的经济体系与其社会结构的相互关系及其变迁的研究，发展出了三个中程的经济社会学理论，即经济生活与社会结构相互作用理论、乡村工业改革理论及城乡关系理论。费孝通不仅开启了将社会人类学方法引入经济社会学研究的先河，而且，在此过程中还对这种传统的功能主义社区研究方法进行了修正和完善。功能主义社区研究视角虽难成为当今经济社会学研究中的主流视角，但它对于改进经济社会学中的经验研究仍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江村经济》 社区研究 功能主义 社区经济社会学
五月卅一日急雨中
汪和建，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210093
贯穿费孝通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中心主题是经济社会学探索，即对中国农村社区的经济体系与其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的研究。20世纪30年代，费孝通以江村调查为契机开创了以人类学方法研究社区范围内
落叶是疲倦的蝴蝶的经济与社会的关系的先河。80年代以后，费孝通重新开始了他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生涯。费孝通在该阶段的研究(包括江村追踪调查、小城镇研究和边区经济开发研究)，虽然表现为其经济社会学研究在空间上的扩展，但他所依据的研究方法则基本上延续了其在30—40年代所形成的人类学“田野工作”的方法。由此，若要理解费孝通的社区经济社会学思想的建构，最根本的还是对其代表作《江村经济》予以解释和再探讨[1]。
值得指出的是，费孝通对经济社会学的独特贡献是在其并无从事该学科研究的意识下作出的。费孝通当时所做的无非是把他的人类学方法应用到一个他所熟识的中国村庄江苏省吴江县庙港乡开玄弓村进行实地研究。然而，正是这一研究，使他开辟了一条经济社会学研究的新路，即以田野研究解析一个社区中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诚然，这一社区范围内的经验研究是不同于古典经济社会学家，如马克思、杜尔凯姆、韦伯、熊彼特等的抽象思想和理论研究样式的。费孝通的社区经济社会学也有别于70年代以来西方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西方新经济社会学师承波兰尼的经济人类学思想，倡导以经验调查的方式研究处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经济行动与
经济秩序，它注重的是嵌入视角和网络分析，而不是费孝通运用的社区视角和功能分析。
一、社区经济社会学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毋庸讳言，费孝通的社区经济社会学研究有其事件上的偶然性[2]。然而，若从社会研究的历史背景看，
却有其必然性。原因有三。一是当时中国面临着源于社会的最基层──农村的巨大的经济社会危机。如何理解农村经济危机的内外在原因及其传统背景，从而提出切实有效的社会挽救方案，是摆在当时中国知识界面前的头等重要的任务。二是当时中国社会学界已自觉地提出了社会学本土化的要求。由于中国缺乏一个社会学的思想传统，因此，创建中国式社会学惟有向中国社会实际寻求知识支援。这种思想无疑受到了当时对中国社会影响至深的两种社会学研究思潮的支持。一是以帕克(R.E.Park)为代表的美国城市社会学研究。当时美国像中国一样缺乏社会学的思想传统，同时，美国又正在经历剧烈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变迁，因此，美国社会学家提出的见解是“谁要想理解社会的某个方面，就必须走向社会去调查研究”。当时最使他们感兴趣的是美国的城市。他们相信，对美国城市的移民、民族、阶级和职业之间的紧张关系的研究，能够名副其实地创立一种美国式的社会学。同样，深受帕克影响的中国社会学者[3]，也试图通过对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的调查研究来创立一种中国式的社会学。二是以马林诺夫斯基(B.K.Malin owski)为代表的英国社会人类学研究。社会人类学是一门以田野研究的方式研究原始人类社会的生活和社会构成的学科。在具有实用主义传统的中国学者看来，社会人类学的理念和方法不仅可以用于对原始部落或未开化民族的研究，也可以用于对开化民族或城乡社区的研究。社会学对现实社会的经验研究尚缺乏系统的分析理念和工具，已趋完善的社会人类学对其正好是一个弥补。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吴文藻先生才鼓励费孝通转习社会人类学。可见，费孝通在1936年作出以社会人类学的方法研究一个中国农村社区的经济社会生活的选择，是决非偶然的。它代表了当时中国社会学界研究中国社会和建立本土化社会学的“信念和要求”。
1936年夏，费孝通来到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系攻读社会人类学。在马林诺夫斯基及其助手弗思(R.F irth)的指导下，费孝通以在江村调查所收集的田野素材为基础写成了名为《开玄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的博士论文。1939年，在马林诺夫斯基的推荐下，该论文由一家伦敦出版社以《中国农民的生活》为书名(扉页以“江村经济”为名)正式出版。1986年，即它问世近半个世纪后，这部被马林诺夫斯基誉为人类学的“一个里程碑”的著作，才被译为中文在它的祖国出版，出版时取名为《江村经济》。
《江村经济》在人类学中的地位已由马林诺夫斯基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作出了中肯的阐述，并为费孝通在1981年因该书而荣获英国皇家人类学会赫胥黎人类学奖所证明。我在此提出的是,《江村经济》是一种独特形式的经济社会学研究，即以社会人类学方法研究先进文化社区中的经济与社会的相互关系。费孝通的贡献，与其说是他为经济社会学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不如说是他在经济社会学内部开辟了一种新的研究路径，即以社区分析和功能分析的方法研究经济与社会的关系的新路径。费孝通的创新并非完全自觉，然而，正是由于他在《江村经济》中成功地实现了人类学研究的双重转变，而使其“意外地”在经济社会学研究中取得了新的突破。
从人类学角度看,《江村经济》无疑造成了人类学视野和人类学研究内容或主题的双重转变，即，不仅转变了人类学只研究未开化文化的轨迹，而进入对较先进文化的民族和社区的研究[4]；同时也转变了人类学只研究文化、社会关系，而进入对经济生活及其社会结构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在人类学领域，
同时进行这双重转变是不多见的。另一方面，在费孝通之前，西方人类学家也曾将人类学研究拓展到较发达文化的民族和社区进行研究。
费孝通的研究与西方人类学家有着根本的区别。与吴文藻先生的理念一致，费孝通从事人类学研究的真正目的，是在借人类学方法“促使社会学之中国化”。他将人类学方法运用到中国农村社区进行经济与社会关系的考察，不是像雷氏那样仅仅为证明人类学是一门“人的科学”，也不是像马林诺夫斯基和弗思的研究那样，仅仅反映在世界进入多元一体格局的进程中尚存在着“文化孤岛”或“经济孤岛”的现象。费孝通研究的目的则是为了“说明这个正在变化着的乡村经济的动力和问题”。他相信“这种小范围的深入实地的调查，对当前中国经济问题宏观的研究是一种必要的补充”。并且相信,“这种研究也将促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传统经济背景的重要性及新的动力对人民日常生活的作用”(费孝通,1986:1)。总之，费孝通的研究不是“好古、猎奇和不切实际”，或是一
种文化的“罗曼蒂克式的逃避”，而是为挽救中国农村经济危机而进行的努力。
二、社区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建构数量级
《江村经济》中的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建构，集中表现在了其以社会人类学的实地调查和社区分析的方法，描述和说明一个村庄的“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与这个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并且“说明这个正在变化着的乡村经济的动力和问题”(费孝通,1986:1)。《江村经济》因受重经验描述
轻理论演绎的限制(这与社区研究法的根本限制是联系在一起的)，而未能建立一个一般化的分析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之互动关系的理论体系。但该书仍然在社区范围内建构出了三个中程的经济社会学理论，即(1)经济生活与社会结构相互作用理论,(2)乡村工业改革理论,(3)城乡关系理论。
经济生活与社会结构相互作用理论 该理论的一个基本假设是，经济生活是农村社区中的最基本的生活形态，然而，经济生活与社区中的其他社会生活是联接在一起的。经济生活的维持和变迁会受到种种社会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和限定，同时，经济生活及其变迁也在很大程度上对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产生影响。
有关婚姻、生育和分家制度对经济生活的影响是其分析的焦点。婚姻的经济功能主要体现在为男方家庭增添可增加副业收入的劳动力，这不仅导致了婚姻中经济非互惠关系的存在，也导致了家庭中溺杀女婴及由于性比例失调而产生的婚姻困难的存在。在子息之间实行财产均分的分家制度，基本上是一种于经济生活不利的制度。因为它使地产细分，从而既妨碍了水利的利用和畜力的使用，也阻碍了其他集体耕作方式的采用。地产细分也是土地所有权流失的一个原因。当然，分家过程及地产所有权的均分在很大程度上还要受传统家庭伦理的制约和控制。“孝”的伦理不仅可以维持分家后子女对父母的瞻养义务，而且也有效地控制了家庭土地的转卖。有关伦理对经济生活的影响，还表现在传统道德观及其变迁对村民交租行为的制约，以及不同的文化标准所造成的两种相反的消费方式即节俭消费和炫耀消费的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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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变迁也会引致财产分配、阶级关系和社会生活的改变。江村正在经历由家庭蚕丝业的萧条所造成的家庭经济贫困化的干扰。家庭经济贫困导致了一系列社会后果。首先它引发了
的泛滥和土地所有权结构的变动。土地所有权的变动直接导致财富的流转以及不可避免的佃农与不在地主之间的冲突的加剧。经济贫困化还导致社区文娱性活动和公共性活动的停止。更严重的是，由于贫困，小媳妇婚姻制度重新出现，并且直接导致了亲属关系网的衰弱。作为社会保障机制的亲属网的衰弱无疑又加剧了村民日常生活的风险。为改变经济贫困化的局面，村民参与到了改进家庭副业生产的合作工厂运动中去。合作工厂的改革试验在农村产生出了一个独特的“挣工资的阶层”。这一阶层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传统的家庭关系和家庭伦理。
乡村工业改革理论 这是一个在对村民参与合作工厂的改革试验进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所建构出的描述乡村工业改革的过程的图式或模式。它不仅说明了蚕丝业改革的原因，而且向我们描述和说明了工业改革的动力、意图，改革过程中所进行的制度设计、所遇到的各种情况和困难，以及改革所带来的教训及社会影响。
1.改革的原因。日常经济生活的贫困化，是促使村民对传统家庭蚕丝业进行改革的根本原因。传统家庭蚕丝业的萧条以致经济生活贫困化，是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一是由于世界经济的萧条，生丝出口骤减，生丝价格下跌；另一是作为传统副业的家庭蚕丝生产已难以在技术质量和成本上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因此，改革传统家庭工业成为唯一可能的选择。
2.改革的力量。村民们对满足生活的必要条件的需求，是引致制度变革的内在力量。不过,“他们的知识有限，靠他们自己并不能采取任何有效的行动，发起和指导变革过程的力量来自外界”(费孝通,1986:146)。江苏省女子蚕业学校是发起和指导变革的中坚力量。同时，工业变革也得到了政府和地方领导人的支持。
3.改革的意图与设计。工业改革经历了一个从保留家庭手工业到组建合作工厂的探索过程。由于传统的家庭生产不能适应技术变革的需要，因此，只得放弃分散的家庭手工生产，转而组建集中的现代合作工厂。蚕业学校对“盈利不感兴趣”，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改革者能够从农民的利益出发以及按照复兴乡村经济的目标来设计改革方案，即以合作原则来组建乡村企业。改革者的意图是要使企业属于农民。只有采用股份合作制，才能使企业所有权掌握在社员手中，从而使企业产出的利益真正为村民所分享。
声波速度4.改革的成效与困难。从1929年到1935年,
合作工厂的改革取得了一些成效，如生产出了被出口局例为最佳产品的出口生丝，但是，改革中仍然遇到了重重困难。借款付息、丝价跌落使企业收益逐年下降。社员从企业所获利益下降，直接影响了他们与企业的合作。改革者未能对社员实施必要的工业教育，也使社员难以真正行使新权利和参与企业管理。最后，改革者面临的困扰是，小型的合作工厂的建立使许多妇女失去了家庭副业劳动机会，而改革未能引进更多的新的工业来吸收多余的妇女劳力。
5.改革的社会影响。合作工厂未获真正成功，但这一实验已引发乡村社会生活方面的改变。其中最具意义的是产生了一个“特殊的挣工资的阶层”。她们主要由在合作工厂和在村外的工厂工作的年轻妇女组成。这些能挣工资的妇女，因为对家庭收入有重要的贡献，而使其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逐步提高。甚至也使其家庭中的经济关系、亲属关系和传统的伦理观念得到改变。
城乡关系理论 该理论的一个基本假设是，社区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农村社区与其周边的社区尤其是城镇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经济社会联系。不对这种联系进行考察就不能把握社区的整体或全貌。研究表明:
1.江村与周边城镇之间的贸易关系发生在日常生活中。城镇作为当地的货物集散中心保持着与周边乡村的日常的商品交易关系。鉴于当地特定的水网交通环境，航船制度成为联接城乡商贸关系的中介。航船作为一项职业是世袭的。航船主既保持着与村民的良好的人际关系，又保持着与镇上的店家稳定的主客关系。航船主能作为村民与店家之间的中介人、代理人和经纪人获得较稳定的收入。
2.城乡之间发生金融关系，是在乡村由于种种原因发生资金匮乏的时候。对村民来说，向城镇中的放贷者借是有极大风险的。然而，在发生经济贫困时，制度又是一项不可或缺的金融制度，尽管它经常造成一些家庭陷入更恶劣的境地。
3.土地占有和财产流转关系于是往往发生在借贷困难之时。当农民到期还不了时，便只
能将土地所有权(田底所有权)转让给者。这样，农民土地权便流入了城镇(农民只保留土地的田面所有权，即作为佃户的耕种权)，城镇于是出现了一个占有乡村土地所有权的阶层，即所谓不在地主。他们并不去经营田地而只是收取佃户的地租，这样，乡村的财富又源源不断
地流入城镇。因此，这一时期的城乡关系是统治与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城乡关系处于对立状态。要消除这种状态，可能的方法，一是在城乡之间建立正式的合作金融组织，以限制和替代制度；二是要发展乡村工业，以增加农民收入。
三、社区经济社会学的方法论
费孝通的社区经济社会学是在运用社会人类学方法在社区范围内研究经济与社会的关系中建构起来的。从经济社会学角度看，费孝通的贡献无疑是将社会人类学的方法引入了经济社会学。那么，费孝通所运用的社会人类学方法到底具有怎样的特质呢?
应该说，费孝通所运用的社会人类学方法即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功能主义社区研究法，这是在当时社会人类学中占主流地位的方法。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主义被认为有三个主要论点:“第一，研究文化不能把文化的某些个别方面分割开来，而应该把文化的不同方面放在它们的实际用途的背景下考察；第二，社会人类学者不应依赖被研究者的口头言论和规则来研究人，而应重视他们的行为；第三，如果人类学者已经理解被研究者的行为并已把这些行为放在一定的场合中考察的话，那么就会发
现‘野蛮人’的大脑与西方人一样具有理性，因为‘他们’也懂得如何操作和利用可能的机会”(王铭铭,1997:27)。为了满足功能主义的这三个要点，马林诺夫斯基强调，社会人类学应该以整体分立的“社区”为研究单位。因为社区不仅能最清晰地表现出一个由各“文化事实”(物质文化、经济社会行为、宗教与信仰等)所构成的整体，而且人类学者通过直接参与观察，完全能够展示和分析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这样，进入实地研究和进行社区分析便成为社会人类学功能主义学派的标志。
正因为社会人类学功能主义具有上述方法论特，它才吸引了当时中国社会学者的特别关注。中国社会学先驱吴文藻先生从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和美国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社会学理论中获得极大的启发，曾提出以“社区”作为了解社会的方法论和认识论单位。他说:
“社区”一词是英文community的译名。
这是和“社会”相对而称的。我所要提出的新
观点，即是从社区着眼，来观察社会，了解社
会……社会是描述集合生活的抽象概念，是
一切复杂的社会关系全部体系之总称。而社
dap区乃是一地人民实际生活的具体表词，它有
物质的基础，是可以观察到的(吴文藻,
1935)。
吴文藻想以“社区方法论”为基础建立“中国社会学派”，无疑对费孝通有极大影响。费孝通从社会学转习人类学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掌握可以引入并成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基础的功能主义理论和社区研究方法。费孝通对江村的实地调查可以看成是实现这一目的的一个试验。由于费孝通在这一调查和研究中关注的重心是中国农村经济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和变迁问题，因而，在他将人类学方法引入社会学的同时，又恰好发展出了中国的社区经济社会学。
功能主义社区研究比起20年代以前人类学的宏观方法来，有其独特的优势。首先，这种方法强调文化的整体观。因而，对任何一个文化事实的了解都必须在对一个社会的整体面貌和社会存在的各种形式及其互动关系进行理解的基础上才能作出。正如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Levi -S trauss)所说的:
社会人类学是从一个发现中发展出来的。这一发现就是：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
─经济、技术、政治、法律、美感以及宗教──
构成为一个有意义的复合体，而且，如果没有
被放在与其他方面的关系中考察，任何一方
面也无法被理解(Levi-S trauss,1972:358)。
把这一思想方法引入对经济与社会的关系的研究，便会产生与经济学不同的分析思路。经济学家在其研究中把经济看成是独立于社会之外的形态。而社会人类学家则认为,“经济观念和过程是社会和文化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此，他们从社会和文化的全貌入手考察经济，并提出一系列有关经济与社会、经济与文化关系的论点”(王铭铭,1997:7)。费孝通的经济社会学研究显然也得益于“文化的整体论”的把握。
其次，功能主义社区研究的特在于对小型社区和族的实地研究。这种实地研究在社会人类学内部被称为“田野工作”(field w ork)。通过这种工作,“社会人类学者比其它领域的学者更容易深入到被研究者中，体会和理解他们的生活世界，避免本身文化价值观和主观规范的制约，较为开放地吸纳‘本文化’之外的现象和事物”(王铭铭, 1997:5)。可以说,20—30年代的中国社会学者正是基于社会人类学所具有的实地研究和微观社区参与的特，才立意将其引入中国社会学研究的。费孝通则在事实上将其引入了特定的经济社会学
研究，从而开辟了经济社会学的微观社区研究之路。
功能主义社区研究法尽管有其优势，然而，随着社会人类学的进展，这种传统的研究方法的局限性也日益被社会人类学家所反省。社会人类学家认为，功能主义社区研究法至少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限制：
一是它太强调社会———文化的整体性和稳定性，而对社会“机体”中的不平衡和冲突基本忽视。在功能主义解释中，几乎一切制度、文化都是为满足一定的个人需要而产生的，因而都是合理的。整个社会结构也是内部稳定和内在一体的。过分强调社会的一体化，必然导致对社会中的利益冲突和结构变迁的忽视。二是这种方法在反对进化论的历史时，过分强调了制度的共时性特征和意义，而漠视制度的历时性(制度形成的历史)以及人民创造历史的能力。实际上，各种“文化事实”都是人为适应和改造社会所作出的反应。“社会和文化是不断变化的，而且在社会和文化的不断变化中，个人的行动所起的作用很大”(王铭铭,1997:48)。三是这种方法难以反映宏观社会或大社会的文化特质和历史。正如人类学家弗里德曼(Freedman,1962)所怀疑的，对一个与简单的原始社会有深刻差异的复杂文明社会(如中国)进行小地方的或小型社区分析，是否能反映和体现大社会的特点?换言之，社区是否能作为大社会的“缩影”进行研究?弗里德曼认为，假使人类学对中国社会的独特性没有充分的了解，进行再多的社区调查也无法说明问题。因为，社区不是社会的缩影，小地方的描述难以反映大社会，功能的整体分析不足以把握有长远历史的文明大国的特点。弗里德曼在此提出了一个如何使社区研究与大社会的宏观———历史研究相结合，以更好地了解复杂文明社会的社会人类学的新任务。
当然，有关60年代以来社会人类学界对传统功能主义理论的反省和论争，不是本文的主要议题。本文所关注的焦点是，费孝通在将社会人类学传统方法论引入经济社会学时，是否携带进了该方法的弱点，抑或他在自己的研究中对这种方法做了修正，从而弥补了该方法的弱点呢?从我的研究来看，费孝通对功能主义社区分析是有所修正和发展的。
首先，费孝通虽然注重文化的整体观，但并不将其看成是内在稳定和平衡的。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将这个小型社区中的经济、地理环境与社会结构等方面的素材，以功能的整体观加以联想、概括及分析。然而，他关注的是经济与社会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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