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第5期总第125期
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
THE JOURNAL OF HARBIN COMMITTEE SCHOOL OF THE CCP
Sep.2019No.5Serial.125
———以H 市大学生为例的实证研究
高洪贵，王 帅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哈尔滨150028)
摘要：为人际交往扩展了新的途径与方式，形成了不同于现实社会关系网络的虚拟社会关 系网络，投票利用社交软件平台，扩大信息传播的范围与传播途径。本文基于H 市大学生的实证调研数据，借鉴社会关系理论，通过社会关系网络的构建、投票策略与获取多数选票的方式，发掘了投票不同阶段所展示的社会关系的特征与功能。在投票过程中，获得相对多数选票的社会成 员在中拥有强大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社会关系的构建成为投票的基础。投票是以“关系”为纽带的博弈,“趣缘型弱连带”成为获取相对多数投票的关键。从社会关系网络层面考察，获取投票需要拉票者的“策略”与投票者的“动机”相一致。红包具有“象征性”与“工具性”功能，两种功能对投票结果具有不同影响。
关键词：社会关系网络；投票；社交软件；社会关系
中图分类号:C91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8520(2019)05-0056-08
收稿日期:2019-06-2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城市新移民政治认同研究”(17BSH08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高洪贵(1973-)，男，黑龙江庆安人，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王帅(1992-)，男，石家庄
人，硕士研究生。 一、研究的背景、目的与方法
从20世纪初Web2.0时代的到来，互联网不但实现了新一轮发展与兴起，而且人们对互联网的认知与使用习惯皆发生巨大变化，主要体现为社会成员借助互联网平台亲自参与信息发布、社区管理与互动交
流，实现了信息源的单一性向多元性、社会成员从被动接受到互动交流的转变。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18年1月
31日发布的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7.72亿人，全年共计新增网民4074万人，较2016年年底提升2.6个百分点[1]。其中，即时通信成为用户规模最广的网络应用，凸显了虚拟网络对社会关系产生的巨大影响。
作为国内最大的社交软件，用户平均日登录超过9亿人次,60%的用户是15—29岁的年轻人[2]。在庞大的用户量作用下，也从最初仅有即时通信、分享照片和更换头像等简单功能，扩展到基于位置的社交插件“摇一摇”“漂流瓶”“朋友圈”“公众平台”“语音记事本”等服务插件，实现了从即时通信到构建社会网络的功能性转变。在虚拟社会网络的构建过程中，也成为网络投票行为新的平台，通过即时性、便捷性、广泛应用性的特点，投票成为新的主要投票方式，中的社会关系网络也从单纯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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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扩展为互动的资源交换。
当下，有关投票的研究未能形成体系，表现为碎片化、片面性的特征，主要通过投票过程描述、过程分析、价值评判等三个视角分析，突出投票的负面影响。本文基于社会关系网络理论，通过调查问卷与半结构式访谈的方法深入挖掘虚拟社会关系网络对投票结果的影响，投票与拉票者的行为动机等问题，为有关网络投票理论的研究提供理论与经验上的思考。
基于以上考虑，此次调查以H市的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调研时间为2018年6—11月，调查范围包括H市15所本科院校，样本的抽取采用PPS 抽样方法，共发放350份问卷，通过对被调查者是否参与过投票进行筛选，共获得有效样本305份。在本研究所有样本中,49.8%的参与者为男性，与女性参与者(50.2%)基本持平，就专业分布来看，理工学科样本最多，共有121个，占总样本的39.7%，其次是人文学科样本(32.8%)，社会科学样本量最少，占27.5%。大多数样本来自县级城市(37.0%)，每天使用时长2.5小时，平均每人有220名好友。为了更加深入了解虚拟社会关系对投票结果的影响，弥补问卷调查对于现象解释深度的不足，笔者随机选取了30名学生进行深入访谈，在现象描述的基础上加强相关性解释。
二尧社会关系网络理论发展脉络
在现代社会中，社会关系网络的构建经历依赖于宗族、血缘、地域等标准而构建的传统社会关系网络，到基于同质性、开放性、多元性为特征的虚拟社会关系网络的过程，其原因在于“通信设备与交通
运输的发展”与“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与普及”，相比于通信设备与交通运输的发展提高了构建社会关系网络的效率，网络的出现则压缩了构建社会关系网络的空间。现实社会关系网络需要
“场合”构建关系，而虚拟社会关系网络则重视“平台”构建关系，社交软件则为虚拟社会关系网络搭建了“平台”，随着社会关系网络理论的物质基础发生变化，社会关系网络理论也随之发展。
(一)“六度分隔”理论
社会关系网络的规模反映了社会关系的拓展性与延伸性。1967年，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格伦通过一系列的实验，正式提出了“小世界”(small-word)概念，即“六度分隔”理论，并将人际关系网络中的“社会资本”成分提到理论层面，社会网络理论也成为社会资本理论的中层理论形式。2006年微软进行的一项调查研究显示，在现代社会中，任意两个人只需通过6.6个人作为桥梁便能相识，也再次验证了六度空间理论的正确性。“六度分隔”理论解释了社会关系网络的来源，即个人作为社会关系网络的“节点”，通过相互交往，编织了自身的社会关系网络。韦恩·贝克则通过社会关系网络对社会组织的形成及稳定的意义出发，解释了社会关系网络的工具性意义，并将迪尔凯姆的“机械型”与“有机型”社会组织分类发展为“内聚型”与“开放型”社会组织，其中“开放型”社会组织更容易获取新资源、新信息[3]。
(二)“强弱连带”理论
科技的发展打破了人际关系交往的空间屏障，提高了“相识”的效率，社会关系网络得到延伸，但社会关系的功能性作用依旧需要个体的构建与塑造，不同性质的社会关系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具有不同的功能，格兰诺维特则发现了这一点。“社会网络分析被认为是一种连接微观和宏观层次的社会学理论的工具”[4]68。格兰诺维特在其著名的论文《弱连带的优势》中提出，通过人际交往过程中“认识时间的长短”“互动频率”“亲密关系”“互惠性服务”等四个维度测量人际关系的强度，从而形成了“强连带”与“弱连带”两种不同性质的人际关系，并发现，在“弱连带”中,“桥”(bridge)是联系两个社会关系网络的中间机制，因此，相对于社会网络内部的“凝聚式社会资本”，弱连带也被称为“桥式社会资本”。在传统社会中，由于技术的有限性，强连带在社会关系网络中占有优势地位，但随着科技的进步，格兰诺维特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弱连带在个人取得机会及社区从事整合”中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4]67-68。
博特的“结构洞”理论呼应了格兰诺维特，不同的关系网络存在结构空隙，从而形成“洞”，异质性的互动弥补了“结构洞”，使得社会不同性质的网络结合在一起。林南将行动主体与客体在网络中所处的位置与地位考虑进“强弱连带”中，他认为，行动客体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地位会对行动主体所获得的资源、信息产生影响，从而发展了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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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诺维特与博特的理论。
综上所述，社会关系网络理论展示了社会成员通过社会关系与外部环境进行互动、交往的过程，当社会成员运用社会关系网络获取某种目的时,“关系的构建”“行动主体的策略”“强弱连带的性质”“行为主体的身份”对结果有直接影响。
(三)社交软件中的“社会关系网络理论”
早期的社交软件倾向于运用单纯性的强弱连带构建社会网络，如Friendster，利用强连带，在会员设定的朋友圈中，限制社交范围，仅能在朋友、朋友的朋友、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等范围中进行交流对象的选择，在构建社会网络过程中，倾向于
“搜寻”交流对象；而博客则是利用弱连带，通过匿名性的特点，发挥成员的自主性，增强个人信息的“自我披露”，记录日常生活，与所有成员分享，通过人际信任构建社会网络，倾向于“吸引”交流对象。随着人们对信息传播的速度与效果的要求不断增强，、QQ等新型社交软件的产生，改变了早期社交软件基于对现实社会网络的复制，通过、讨论小组，成员可以通过“搜寻”与“吸引”两种方式，构建自身的社交体，使人们基于共同的话题、相同的时间、相同的空间进行交流，突出成员的“同质性”。这种新型社会关系网络既可将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发展为长期性的强连带，又可降低为暂时性的弱连带，投票也恰恰关注到社交软件新功能的出现，利用社交软件平台，扩大信息传播的范围与传播途径，社交软件中的投票与拉票现象孕育而成。
三、投票的基础：社会关系规模的扩大与“自主型”社会关系的增强
投票的产生源于评比活动主办方对中社会关系“蒲公英式传播”特点的关注，相对多数原则成为评比结果的唯一标准,“赢者通吃”在投票中屡见不鲜。因此，投票过程中，获得相对多数选票的社会成员在中必然拥有强大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社会关系的构建成为投票的基础。
(一)社会关系规模的扩大
理性选择理论基于“成本—收益”模式，认为投票行为是为了个人收益最大化，最终形成“几乎所有绝对多数正式投票都是在一种简单的赞成或反对之间进行选择”，但社会网学派掀起了社会科学界的“范式更替”。基于“关系”，社会网学派将行动者个体“镶嵌”于社会网络中，投票行为也从简约地实现个人收益最大化转化为复杂的个人与社会网络的互动，因此，社会网络的构建对投票行为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虚拟社交网络的构建是网络投票行为的重要前提。的广泛使用，不仅使社会成员能快速与远在异地的亲友取得联系，还扩大了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为不相识的陌生人成为朋友、先前互动不多的朋友成为密友提供了互动平台，社会成员通过将现实社会关系网络转换为虚拟社会关系网络。
三星r50
中的社会关系网络主要由好友与构成，其中，好友的来源渠道分别是手机通讯录、QQ联系人、,“摇一摇”“漂流瓶”
“附近的人”通过多种方式，扩大用户的社交网络。在调查中，笔者设计了“您的好友主要通过何种途径构建”与“中与哪类好友互动更多”两个指标来发觉用户的社会网络构建
。
图1
通过何种途径构建
苍蝇一分钟的生命
图2 中与哪类好友互动更多
由图1可见，添加(37.4%)、从QQ好友中导入(29.2%)、从手机通讯录中导入(21.0%)是好友的主要来源，仅有7.5%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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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的被调查者分别通过“漂流瓶”与“摇一摇”来添加好友，其中，过半被调查者是通过“QQ”与“手机通讯录”导入的方式添加好友。进一步分析发现，当问及“您是否通过漂流瓶、摇一摇添加好友”时，仅有4.9%的被调查者表示“添加过，多数成为真正好友”，而73.4%的被调查者表示“从没通过漂流瓶、摇一摇添加过好友”。由于QQ好友与多为亲属、同学、亲近的朋友所构成，因此，中的社会关系强度比较高，总体上是以强连带为基础。
图2从侧面验证了图1的正确性，当问到“中与哪类好友互动更多”时,69.2%的被调查者认为，在所有好友中,“经常见面的朋友”占大多数，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在碎片化的虚拟社会网络中，整合出新的社交网络，构建了以强连带为基础、以弱连带为辅助的虚拟与现实相互交错的社会关系。
(二)“自主型”社会关系的增强与“情感表达”的真实
当社会成员拥有稳定的虚拟社会关系网络时，这些关系只能增加投票的可能性，未能展示投票的确定性，社会关系构建的初始动机与投票者对拉票者的评价对最终投票结果产生重要影响。现实生活中的社会关系网络基于多种动机构建，不仅有以自愿为目的的社会关系构建，还有以互利为目的的社会关系构建，更有以强制型或等级差异为目的的社会关系构建，后者类似于普特南所说的“垂直网络”，这种社会关系不是在双方平等或自愿选择基础上而建立，而是因为身份等级或社会安排造成的，因此，社会成员现实生活中的社会关系数量无法体现其自愿选择性。“自主型社会关系”是以社会成员双方“同质性”为基础，以自愿为动机构成的社会关系。
网络空间的虚拟性强化了人际交往的自主性，由于失去了现实社会通过“场合”进行社会关系的构建，其“再造”和“遮蔽”功能有利于社会成员在一个全新的世界里将自身真实的“个性化”表达出来，可以有效地根据自我意愿重新选择与构建社会关系网络，而不受外部环境的影响与作用。在访谈中，学生G表示:“在中，我可以自由选择添加哪些人为好友，拒绝哪些人为好友，不想让其他人知道自己隐私，还可以通过‘不让他看我的朋友圈’来保密。我通过认识了很多与我有相同兴趣、共同志向的好朋友，在学习与生活中都能相互帮助，但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不喜欢的人强迫着你留或者聊天，我又不好意思拒绝，只能自己忍受这种不情愿。”(访谈编码M8)虚拟社会关系网络利用跨地域、跨空间的优势，使社会成员在虚拟社会中到归属感,“使得原本不太便利的‘垂直式狭窄的社会交往空间’转换成便捷的
‘自由广阔的社会交往空间’”[5]，有利于社会成员交往规模的扩大，使志趣相投的人的频繁互动成为可能。
“自主型社会关系”不仅表现为社会成员的自主选择，还表现为社会成员更加真实的“情感表达”。雷迪认为，现实生活中的情感表达是“训练的结果”(result of training)[6]。也就是说，在现实生活中，社会成员在表达情感时受到外部环境的约束，从而或是真实表达情感，或是掩盖真实情感。情感表达的本质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而虚拟社会关系的“匿名性”特征使得外部环境对社会成员的约束降低，社会成员在虚拟世界中可以安全地表达真实情感。
“现实投票中，我不喜欢的候选人在投票现场让我给他投票，我肯定会投呀，即便是匿名，但他在现场，如果不给他投票，我心里也有不安全感。可他在中让我投票，我就得考虑考虑要不要投他了，即便不投，他也不知道，或者我把票投给其他人。”(访谈编码FM20)学生C谈到了线上与线下投票过程中，投票者不同的心理状态与情感表达，经调查发现，在现实投票过程中，面对自己不喜欢的人向自己拉票时,75.7%的被调查者会选择“投票”，而在线上投票过程中，这一选项仅占37.7%。说明在投票过程中，绝大多数人都会将现实生活中对拉票者的情感认知带入到选票之中，同时，投票构建出的“虚拟投票场域”提高了情感表达的真实性，是否为其投票，是投票者对拉票者的真实情感表达，投票不仅是拉票者获取目标的途径，还是对拉票者的评价机制。 四、投票的策略：红包的“象征性”与“工具性”功能
策略是指行为主体为获取最终目标而制订的行动方案，布迪厄认为，策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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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令固关系，这种策略首先确定那些在短期内或长期
内直接用得着的、能保证提供物质利润和象征利
润的社会关系，然后将这些本来看起来是“偶然”
的关系通过“象征性的建构”，转变为一种双方都
从主观上愿意长期维持其存在的、在体制上得到
保障的持久稳定的关系[7]。在投票过程中，基于社会关系网络的稳定，获取投票需要拉票者
的“策略”与投票者的“动机”相一致，但经调查发
现，拉票者的“策略”与投票者的“动机”相分离,
拉票者身份与策略相联系。
(一)拉票者的“策略”与投票者的“动机”
行为动机理论认为，动机是“个体使自身的内
在要求(如本能、需要、驱力等)与行为的外在诱因(目标、奖惩等)相协调，从而形成激发、维持行为的动力因素”[8]。当用户进入到投票环节中,“投票动机”构成投票行为的前提条件，决定用户自身的投票行为。如何测量用户的投票动机呢?在调查中，笔者设计了“作为投票者，你会为下列哪位候选人投票”这一指标对用户的投票动机进行测量，但由于投票已然成为主流投票方式，当下大部分比赛都会通过投票方式进行评比，因此，用户的身份具有双重性，既为投票者，也为拉票者，因此,“作为拉票者，您会通过哪种方式进行拉票”成为本次调查对拉票策略测量的维度。
在投票过程中，拉票者为了达到自身目的，需
将投票内容及相关信息通过朋友圈、、私聊
等方式在平台中进行扩散，以使投票数量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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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化，拉票行为与投票者动机相一致，才可获取投
票者的“已投”告知。但如表1、表2显示:
表1 作为拉票者，您会通过哪些方式进行拉票
频率百分比有效百分比累积百分比
有效
发红包12641.341.341.3发到中5116.716.758.0发到朋友圈中7424.324.382.3与朋友私聊5417.717.7100.0合计305100.0100.0
作为拉票者,41.3%的被调查者试图通过给投票者发红包而获取选票，而投票者更会为与自身有互动(28.2%)的候选人与现实中的亲朋好友(28.5%)进行投票，从侧面反映出，投票还是以社会关系为基础的投票方式,17.4%的被调查者选择会为发红包的候选人投票，仅有8.5%的被调查者是出于“对投票内容感兴趣”而进行投票，说明投票中，投票内容并不影响投票者的投票行为。
表2 作为投票者，您会给下列哪位候选人投票
频率百分比有效百分比累积百分比有效
发红包5317.417.417.4
有互动8628.228.245.6
给你投过票5317.417.463.0
亲朋好友8728.528.591.5
对投票内容
感兴趣今目标企业工作平台
268.58.5100.0
合计305100.0100.0
(二)红包的“象征性”与“工具性”
上述分析显示，拉票者策略与投票者动机相分离，但在投票过程中，为什么拉票者依然选择红包作为获取选票的主要拉票策略呢?笔者认为，社会成员在中扮演的不同角与发红包的不同路径发挥了红包“象征性”与“工具性”功能，两种功能对投票结果具有不同影响。
红包“象征性”功能主要表现为，发放红包行为并不影响投票者的选择，红包只是作为一种“符号”具有象征意义，而红包“工具性”功能则相反，获取拉票者红包成为投票者为其投票的唯一动机而存
教育与职业在。如上文所示，拉票者与投票者行为动机相分离，投票者以“关系”为投票准则进行投票，并不在意对方是否向其发红包，将投票视为稳定社会资本的方式。基于这一观点，笔者发现，红包的发放方式主要通过两种路径：一是拉票者向投票者进行私聊，通过发红包的方式俘获投票者，获取选票；二是拉票者将投票信息发至所在中，在中发红包，期望成员为其投票。两种不同路径所产生的绩效有所不同，在第一种路径中，红包的“象征性”功能高于“工具性”功能。“如果有好友向我拉票，只要不是现实生活中关系特别不好的，我都会投，毕竟这是一种互助行为，如果我帮他投了，下次他也会帮我投的，至于红包嘛，其实无所谓了，大家都是朋友，免不了相互帮助。”(访谈编码FM3)在第二种路径中，拉票者角的不同对红包功能具有不同影响。拉票者在中会以两种身份出现：一是主，二是成员。通过调查发现，当拉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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