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泽泉
作为一个人类学家，阎云翔以人类学特有视角进入中国东北下岬村做田野调查，完成了有关一个中国村庄的礼物交换体系和人际关系的民族志报告，作者通过研究礼物馈赠和经验性实践考察，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理解和诠释既定社会中不同文化规则及社会关系的新路径。通过描述社会实践中礼物交换的互惠原则、社会网络的培育以及社会关系的实践运作图式，通过策略性的礼物馈赠和实践性的社会关系，全面呈现一个中国村庄中礼物交换的文化规则和实践中的运作逻辑，呈现一个村庄中人际网络关系的建构和再生产。因此，以诠释“关系”的社会学传统为棱镜，解读阎云翔《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以下简称阎著)这一人类学著作，对其作进一步梳理和检讨，既具本土理论意义，也具方法论意义。本文以着重解读阎云翔这一著作为基点，兼及对传统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检讨和追问。胶带机
一、一种面向日常生活实践的社会学研究转向
在界定中国社会中关系的运作逻辑和文化意蕴的理路方面，中外学者的研究提出了很多富有启发性的观
点，主要集中在中国人的关系是普遍主义还是特殊主义的抑或介于两者之间的，以及建立一种新的蕴含所有关系存在形态的概念类型或理论框架。
需要质疑的是，以往的研究多为理论化的、静态的分析，研究者多＊ 本文的完成得益于周晓虹教授在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开设的“当代中国研究”博士学位课
程，受益于翟学伟教授在“中国社会微观研究”中所提供的知识背景。对于文中存在的问题，作者愿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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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关系”界定在一个固化的概念或理论框架中解释，忽视了其所呈现出的多样化的社会实践，忽视了实践流动中关系的变通性、策略性、生产性和再生产性；他们探讨制度、传统文化等与关系网络呈何种关系及如何可能成为这种关系，却忽视了更为重要的方面：关系网络在实践中是如何运作的。如何通过建立一个理论模型，以真正理解日常生活中关系的实践图式，阎著似乎给出了一个更明晰的答案。阎著的创新之处在于：不是试图超越村庄实践去建构关系的理论模型或建立一个概念框架，而是把关系放在一个村庄日常生活实践的整体关联中去考察，从实践中流动关系的真实形态来建构关系的
实践运作图式，并指出关系在实践流动过程中的连续性和再生产特征，通过以在实践过程中“发现事实”为主要特征的经验研究，呈现多样化的社会实践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关系的实践图式和经营过程。
福柯的话很富于启示性,“我们必须抗拒审视巨型的客体社会和其他巨大的整体性之诱惑，我们同时也要避免这些诱惑所埋下的普遍架构和系统陷阱”(Foucault,1980:11)。社会学研究的目的并不是将社会实践中活生生的社会现象装进一个设定的牢笼里“定性”，制造一个隐含目的的虚假社会。尽管传统的儒家文化结构、家长权威、伦理规范以及传统中国人的脸面观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对人们社会关系的形成具有很大影响，但人们的日常社会生活实践具有上述概念框架所无法涵盖的权宜性、变通性和策略性，关系是一个在实践中的动态的和不断协调的过程，只有把关系放到实践的文化脉络中才能理解。布迪厄提出：从实践图式转到事后构建的理论图解，从实践感转到可以像解读方案、计划或方法，或者像解读一个机械性程序、一种由学者神秘地建构的神秘安排那样来解读一种理论模型或概念框架，就必然忽视了产生正在形成的实践之时间实在性的东西(布迪厄,2003:125)。他还认为，对正在发生或业已变迁的社会事实，不能忽视其产生正在形成的实践之时间实在性的东西，实践是在时间中展开，具有会被同化所破坏的全部关联性特征，实践完全内在于持续的时间，故与时间联结在一起，这还不仅仅因为它在时间中展开，还因为它在策略上利用时间，特别是速度(布迪厄、华康德,1998:126)。
中国学者孙立平为寻求一种接近实践状态社会现象的途径，提出了“过程—事件”分析法。它指的是，事件性的实践过程，具有一种创造性的机制，是一种生成的机制。实践是一种链接、一种粘合，是社
会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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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实践中流动的关系：一种分析视角
象的再生过程(孙立平,2002:93)，在实践性的社会活动中，尤其在农村的非正式活动或策略选择中，因时、因势、因人而异的权宜性特征表现得非常明显。个人所具有的社会网络空间、个人社会化过程中从事的社会交往实践及所形成的知识、惯习都在参与决定着创造性空间的大小。各种制度性因素与非制度性因素在创造性空间中共同运作，使得社会关系的达成呈现无限丰富的可能性，并最终实现了社会关系的多样性。
关系与特定社会中每一次具体的实践活动都存在内在的关联性，关系是为了承担实践功能而被实践调动起来的存在，这种存在受到一系列的养护而处于良好状态。关系不是简单地在一个固化结构中运作，也不是用一个简单的二元分割的概念所能够涵盖的，而是在实践逻辑中经过错综复杂的策略互动和人的全面关怀所建构的；关系必须被嵌入到日常实践的关系网络中加以理解；应该从实践中关系的流动性来分析关系，应该明了关系在实践运作中具有变通性、策略性。正是通过这种特有的运作方式，关系被生产与再生产出来。而且，实践中流动的关系乃是一种年历表和实践的空间层次，是一种地方社会时空的创造和再生产。这样的话，我们通过研究村落村民的日常生活实践以及村民对关系做
出的回应和建构过程，便可以弄清流动的关系图式何以成为村落秩序得以实现自身再生产和延存的根本性保证。
二、关系的实践图式、策略和经营过程
镁热剂 中国村庄的礼物馈赠所处的社会空间和社会结构是由流动的、个体中心的社会网络而非凝固的社会制度支撑的，这种馈赠在维持、再生产及改造人际关系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布迪厄指出，每一个行为体倾向于通过不懈的养护工作，在生活中维持一种特殊的实用关系网，这个关系网不但包括处于良好运转状态的全部系谱关系，一种纯粹基于宗谱关系的亲属关系，还包括因日常生活需要而予以调动的非系谱关系(布迪厄,2003:296)。社区关系和亲属关系一旦被纳入私人网络之中的实践运用，就变成了布迪厄所谓的“实践亲属关系”(阎云翔, 2000:112)。实践集团仅仅是通过和为了实践功能而存在，是为了承担实践功能而被实践调动起来的存在，这种存在受一系列养护而处于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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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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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运转状态(布迪厄,2003:296)。
阎著认为，中国东北下岬村的团结和家庭内部的合作是在实践中通过亲属关系纽带和非亲属关系的共
同运作和流动来维持的，下岬村的村民基于友情的人际关系在实践中已经超出了亲属关系本身而去建立和培育网络：中国的集体化政治实践有助于将先前的社区关系融入私人网络而创造一种新的联系感，建立一种超越家庭的新互助关系，这种新的基于友情的人际关系(朋友、同事和屯亲)有利于社区中志愿性社会关系的建构；在生产实践中，家庭收入的增加导致了农村生活中馈赠礼物的新浪潮，个体通过日常实践中的关系网络动用其人际资源，获取各种社会利益，这种横向的联系不同于静态的家庭中垂直的血缘纽带关系或者传统的儒家文化逻辑，它必须在实践中不断维护和滋养，从而是实践性创造和再生产的无尽过程。因此，如果我们停留在传统意义的理解上，我们就会悬置礼物馈赠中的实践旨趣，悬置礼物馈赠实践中的一种主动性创造行为和主体性的自我努力。
2013诺贝尔物理学奖同时，阎著认为，下岬村的礼物交换在实践过程中并不存在一个固化结构(如互惠原则、平衡性原则)，它在实践中是不平衡的，礼物呈现出不对称流动，而这种不对称性在等级社会关系背景中尤为明显：礼物沿着社会地位阶梯向上单向流动，而收礼者却保持对赠礼者的优势地位，这样，礼物的单方面馈赠使得权力渗透进关系和实践之中。所以，我们在考察实践中流动的礼物如何生产出意义的同时，必然要考察所生产的这种意义在实践中是如何与权力和声望联结在一起的。在过去40年里，下岬村一直处于国家的严格控制下，村民处在带有国家分配体系特征的计划经济中，经历着一个新的地位等级制的形成过程，国家权威对资源和机会的垄断导致公民为了物质需要的满足和社会流动而依附于官员，形成一种权力依附关系，使得传统意义上的礼物的互惠义务被取消，于是，这里的礼物就不是
原来意义上的表达性馈赠了，而更多的是工具性馈赠(阎云翔,2000:112)。随着人们在实践中将礼物馈赠的对称性逐步转向政治权力构成基础的夸示性再分配的不对称性，随着人们渐渐偏离以经济状况相对平等为前提的完全互惠关系，以感激、效忠、尊敬、道义责任或良心债这类典型的象征形式提供的债务偿还所占的比重也必然会增加(布迪厄,2003:24)。既有的社会等级结构制约了单向送礼，同时，每一个非均衡的交换行为也必然会强化社会等级制的再生产。在这里，权力的不平衡性规定了交换中的相互性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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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性的存在，结果是单方面的服务引起了一种能使交换均衡的权力分化，权力的分化必然引发存在等级的社会关系(布劳,1998:33)。
我们从阎著中可以发现，在下岬村的礼物馈赠过程中存在一种实践策略。布迪厄表明：策略指的是客观趋势的“行动方式”的积极展开，而不是对业已经过计算的目标的有意图的、预先计划好的追求；这些客观趋向的“行动方式”乃是对规律性的遵从，对连贯一致且能在社会中被理解的模式的形塑(布迪厄、华康德,1998:27)。布迪厄对婚姻策略的研究给了我们很大启示，他认为，结婚不仅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行为，也是一种社会策略，其定义取决于它在一个旨在获取最大物质的和象征利益的策略系统中
的位置，婚姻是一种再生产的策略，其含义来自于一个由习性生成、趋于实现相同社会功能的策略系统(布迪厄、华康德, 1998:24)。下岬村的彩礼和嫁妆同样随着政治和经济的发展而持续出现策略性的变化，彩礼和嫁妆是新郎和新娘家之间转移的财富，村民们在嫁妆实践中有不同的策略类型，有索取高额彩礼却返还低廉的嫁妆的策略，称为“卖女儿”；有把彩礼转化为嫁妆的策略，称为“嫁女儿”；有从女儿父母储蓄中投出额外嫁资策略，称为“陪送女儿”等(阎云翔, 2000:112)。但到20世纪70年代后，新娘的角变得异常活跃，而且新娘直接参与婚姻交换的讨价还价，新娘和新郎的独立性使得新郎还会鼓励新娘向他自己家里索取高额彩礼。这种策略性的举措是源于家庭组织中纵向轴线的残余影响，这样的婚姻交换不再是两个家庭间礼物交换的循环，而成为新娘和新郎在追求夫妻独立性过程中用以索要其家产份额的手段，因此，在策略性婚姻实践中，又不断产生和构造自我主体性和自我认同，正是这种新的认同和主体性又能动地生产出新的村民关系和权力结构。
阎著还不断对西方学者提出的礼物交换的互惠模式予以检讨和追问。西方许多学者试图通过礼物的流动和交换实践来表征关系的实践存在形态，马塞尔·莫斯开启了这一线索。莫斯的“礼物之灵”(the spirit of gift)把馈赠的礼物(如haul)诠释为事物中的灵力(esprit)，承载着其所具有的巫术力、宗教力和精神力，礼物之间有一套精神的关联，礼物在某种程度上出于灵魂，是给予的义务与接受的义务，是一种持续的精神方面的流，接受某人的礼物，就是接受了他的某种精神本质，接受了他的一部分灵魂(莫斯,2002:21)。莫斯通过“礼物之灵”在交换中的精神特质来说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换关系，呈现权利与义务的关系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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