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 语 教 育 研 究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 Research
Vol. 9 No.1Jan. 2021
第9卷第1期2021年1月
戏迷ok网吕春媚1，曲玥澄2
（1. 大连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大连 116044； 2. 大连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大连 116044）
摘 要： 美国非裔女作家琳恩·诺塔奇凭借其剧作《毁灭》荣获第93届普利策戏剧奖、奥比奖、纽约剧评奖和剧评人奖等诸多殊
文化月刊荣。该剧以内战中混乱的刚果民主共和国为背景，以幸存的刚果女性为原型，以妇女悲惨命运为主题，讲述了战争背景下黑人身份意识的流变过程。剧作家通过身体记忆、地点记忆和交往记忆三个维度建构文化记忆，彰显了记忆在黑人身份意识流变历程中的重要作用，表达了其政治态度以及为黑人谋划生存出路的思考。
关键词：琳恩·诺塔奇；《毁灭》；文化记忆；身份意识【基金项目】2020年度“辽宁省高等学校创新人才支持计划”；2020—2021年度大连外国语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琳恩·诺塔奇《毁灭》中的文化记忆与身份建构”（项目编号：YJSCX2021-053）部分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吕春媚，女，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西方戏剧；曲玥澄，女，硕士，研究方向为西方戏剧。
0. 引言
美国非裔女作家琳恩·诺塔奇（Lynn Nottage ，1964—）凭借其剧作《毁灭》（Ruined ，2009）荣获第93届普利策戏剧奖、奥比奖、纽约剧评奖和剧评人奖等诸多殊荣。在创作之初，诺塔奇曾于2004年亲赴乌干达，在难民集中营聆听妇女们对战争的回忆，最终创作了以内战中混乱的刚果民主共和国为背景，以幸存的刚果女性为原型，以妇女悲惨命运为主题的剧作，讲述了战争背景下黑人身份意识的流变过程。评论家们对《毁灭》给予了高度评价：一次进入黑暗深处的令人不安的旅行，它具有一种独特的深度，这在任何时代对于一部剧作来说都很少见（许诗焱，2010：14）。
近年来以记忆与回忆为题的研究方兴未艾。早在古希腊时代，人们就发明了记忆术。1925年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 ）首次提出了“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 ）理论，随后德国艺术史家瓦尔堡（Aby Warburg ）提出了“图像记忆”学说。在二者的基础上，德国著
名埃及学专家扬·阿斯曼（Jan Assmann ）与阿莱
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 ）首创“文化记忆”理论（cultural memory ），深入探讨了记忆、身份认同以及文化延续三者的关系。扬·阿斯曼曾说：“人类必须到一种方法来世世代代保持他们的本性，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是由文化记忆提供的。”（Jan Assmann ，1995：126）他还认为文化记忆是身份认同的基础，“在记忆中我们是谁，我们就是谁”（Jan Assmann ，1998：15）。在《毁灭》中，琳恩·诺塔奇通过角不断回忆过去的方式，向观众展现了战争的残酷，表达了作者对探寻黑人生存出路的思考。剧中的文化记忆与身份意识流变蕴藏着丰富的内涵，亟待学者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目前大多数学者从女性主义、创伤主义、创作手法等角度对《毁灭》进行解读，鲜有学者关注到其中的文化记忆及黑人身份意识流变过程。本文以扬·阿斯曼以及阿莱达·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为框架，从身体记忆、地点记忆、交往记忆三方面探究《毁灭》中黑人的身份意识流变历程。剧中主人公身体饱受战争的摧毁，痛苦的身体记忆使得自我意识以及种族独立意识崩塌，黑人流散身份意识随爱像一颗子弹
之形成；剧中人物聚集在酒吧、坚守在家园，权利意识及种族土地意识依傍着地点记忆而逐步发芽，黑人主体身份意识逐渐苏醒；聚集在一起的黑人，通过日常交往形成了交往记忆，最终反抗意识爆发、种族边缘意识再社会化，属下身份意识最终被打破。文化记忆的三个维度再现了战争背景下黑人
形成流散身份意识、探寻主体身份意识、反抗属下身份意识的三个阶段，反映了琳恩·诺塔奇对战争的谴责和对黑人种族乐观坚韧精神的尊敬。最终，诺塔奇将黑人出路定位为：通过建立非洲文化记忆，塑造种族身份意识，实现民族独立与解放。
1. 身体记忆：流散身份意识的形成
战争给人类造成的最直接影响无疑是身体上的伤残。《毁灭》中人物在战火连绵的刚果土地上艰难生存，忍受着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一方面，剧中以索菲为代表的黑人女性在战争中惨遭强暴，“毁灭”的痛苦迫使她们不断回忆过去的遭遇；另一方面，战争创伤也写入了黑人种族的身体。正如阿莱达·阿斯曼在《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成与变迁》中所说：“记号阻碍着遗忘，身体本身承载着回忆的痕迹，身体就是记忆。”（阿莱达·阿斯曼，2016：279）黑人身体上的伤痛承载着对战争的记忆，这种身体记忆与流散身份意识的形成密不可分。
黑人女性是诺塔奇重点关注的体。在《毁灭》中，她着力刻画的四位黑人女性形象——纳迪妈妈、索菲、萨莉玛、约瑟芬，无一例外都保留着对战争的身体记忆。当索菲与萨莉玛第一次出现在纳迪妈妈经营的妓院时，她们伤痕累累，神情紧张，“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试探性地迈入酒吧”（Nottage，2009：10）。索菲只有18岁，本是一名大学生，却在战争中被士兵们反复的性暴力摧毁了身体，每走一步都忍受着巨大的疼痛。身体上的“记号”使她无法摆脱沉潜在记忆中的阴影，她面容阴郁，眼神里
充满了忐忑与谨慎，丝毫没有18岁少女应有的天真活泼。萨莉玛也是战争的牺牲品。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上，她的丈夫出门后，士兵们突然闯入，掳走了萨莉玛并打死了她的孩子。萨莉玛跟随着士兵们生活了五个月，为他们洗衣做饭、包扎伤口，还被迫充当他们的，身体与精神受到了双重折磨。约瑟芬是较早来到纳迪妈妈的酒吧的黑人女性。她的父亲曾经是村子里德高望重的酋长。当士兵闯入村子时，她非但没有受到保护，反而遭到了无情的背叛，继母说：“在那儿！她就是酋长的女儿！”（Nottage，2009：37）。懦夫们也假装不认识她，眼睁睁地看着她被士兵们带走。约瑟芬“腹部周围一道巨大的黑伤疤”（Nottage，2009：33）就是她悲惨遭遇的身体印记。纳迪妈妈在战火连绵的刚果土地上经营着自己的酒吧，同时收留黑人女性，为士兵们提供性服务。她是一位有着双重性格的女性：作为一名商人，她本不想收留索菲这样“被摧毁”的女孩以加重经营负担，但当她“直视着索菲，思考了片刻，她的决心慢慢软化了”（Nottage，2009：15）。虽然纳迪妈妈身体上的遭遇在剧中一直未明确说明，但当萨莉玛想要重回丈夫身边时，纳迪妈妈以过来人的口吻阻止了她，因此我们不难猜测她与这些女孩有着相似的经历。在剧本的结尾处，纳迪妈妈最终大喊道：“我被毁灭了！我被毁灭了！”（Nottage，2009：97）这发自肺腑的言语既标志着纳迪妈妈向过去生活的告别，又暗示着一个看似精明能干的女商人同样也有战争造成的身体记忆。
由于父权制的压迫，受到的黑人女性们不被原来的家庭所接受，不能回归原有的生活，她们处于社会的边缘，流散身份意识就此形成。萨莉玛遭受了长达五个月的迫害，当她好不容易脱离魔爪逃回
家中时，她紧张又激动地张开双臂，想要给家人们一个拥抱。但与萨莉玛的热情相反，家人们留给她的仅仅是冷漠的背影。而她深爱了五年的丈夫，无情地用树枝抽打着她的脚踝，无情地把她驱逐家门。父权制社会下的人们认为这样的女性是“不干净的”，是为家族蒙羞，是家族的耻辱。克里斯蒂安第一次将索菲和萨莉玛带到纳迪妈妈的酒吧时也表示：“你知道的，村子里不容许一个被
毁了的女孩继续待下去，这对家庭来说是耻辱和羞愧。”（Nottage，2009：15）遭受迫害的女性被家庭成员拒之门外，所以她们只能在刚果土地上流离失所，忍受着身体上的疼痛，“伤疤和伤痕代表的身体记忆比头脑的记忆更可靠”（阿莱达·阿斯曼，2016：280），这种无法修复、深入骨髓的身体记忆强化了女性们的流散身份意识。
战时不仅使女性形成了身体记忆，也同样影响着男性乃至整个黑人种族。美国圣劳伦斯大学学者乔纳森·戈特绍尔（Jonathan Gottschall）于2004年在《何为战时》一文中提出了“战时”（Wartime Rape）理论，“是士兵在追求更高战略目标时执行的策略”（Gottschall，2004：131）。《毁灭》一剧的导演凯特·郝瑞斯基（Kate Whoriskey）在剧本的介绍部分也有着这样的表述：“人体成为武器，少年成为，而女人的子宫成为‘战场’”（Nottage，2009：i）。士兵们将对女性的视为一种能够实现军事目的的战略手段。一方面，对女性的会引起社会的恐慌心理。
更重要的是，男人的尊严和男子气概受到了侮辱，他们对这种耻辱的恐惧削弱了他们的抵抗能力，丧失了反抗的斗志，是黑人种族死伤惨重的原因之一。他们被迫逃离家园。在白人的压迫下，黑人种族身份逐渐边缘化，种族流散身份意识逐渐形成。
在剧中，身体记忆是文化记忆的烙印书写，人们要让一些东西留下烙印才能留在记忆中，反复产生疼痛的东西更容易被保留在记忆里，即使痛苦消失之后，身体记忆也会固定在痕迹与伤疤之中。黑人女性被毁的生殖器与男性在战争中的伤亡承载着黑人种族对战争的身体记忆，迫使黑人形成了流散身份意识，身体记忆与流散身份意识之间形成了内在联系和对应关系。
2. 地点记忆：主体身份意识的苏醒
剧中的黑人女性保留着对战争的身体记忆，流散身份使她们被迫流浪，最终相遇在纳迪妈妈的酒吧中，她们的命运就此交织在一起，酒吧成为她们第二个家，正如纳迪妈妈在剧中所说：“现在这就是你们的家了，妈妈照顾你们”（Nottage，2009：65）。家庭总是能给予人温暖，是人们获取力量的来源。剧中的黑人女性们在酒吧中共同生活、相互支持，慰藉心灵。酒吧是她们共同拥有的地点记忆，流散身份意识在这里到了归属。同样，被迫离开家园的黑人种族像是飘散在空中的蒲公英在非洲大地上流散。但黑人种族始终没有离开非洲土地，这片给予他们生命的土地蕴含着黑人种族的血脉，是黑人种族割舍不掉的情怀与记忆，种族主体身份意识依傍着对非洲土地的地点记忆落地发芽。
剧中女性权利意识的觉醒是黑人女性主体身份意识苏醒的重要表现，而权利意识体现在对酒吧的所属权上。纳迪妈妈是酒吧的经营者，她有着一套自己的生存法则：“如果情况不错，那么每个人都分一点。如果情况不好，那么纳迪妈妈先吃。”（Nottage，2009：17）这是她对女孩们定下的规矩。不仅如此，在战火纷飞的刚果土地上，面对残忍粗暴的士兵，纳迪妈妈用铁腕统治着属于自己的领地。在第一场第四幕中，政府领导人奥斯姆本加带着支来到纳迪妈妈的酒吧中喝酒，剧作家为人物安排了如下对话。
纳迪妈妈：“先生，你最好把子弹留在外面，否则你别想进来。”
奥斯姆本加：“如果我选择不呢？”
纳迪妈妈：“那我们不会接待你。我不希望这里发生任何意外。这么说你明白吗？”
（他被她的坚韧魅力所吸引，带着领导者的权威抿嘴一笑）螺旋升降机的选用
奥斯姆本加：“你知道我是谁吗？”
纳迪妈妈：“恐怕你得先启发我一下，然后再原谅我，如果这完全没有区别的话。一旦你走进我的门，你就进入了我的房子。这里的规矩是我定的。”
（Nottage，2009：42）面对政府军首领，纳迪妈妈没有流露出丝毫的
南极条约
弱势与恐惧。她最初只是众多遭受迫害的黑人女性中的一员，在非洲大地上流散，“我不是以纳迪妈妈的身份来到这里的，我发现并成为她的方式就像矿工在淤泥里到财富一样”（Nottage，2009：83）。她“用她的智慧和原则在一场可怕的斗争中艰难生存”（许诗焱，2010：15），她经营的酒吧为女孩们提供了一个避风港，让被家庭抛弃的女性在此感受家庭的温暖，同时也为士兵们提供休憩的场所，让来到酒吧的人们暂时忘却战争的无情。纳迪妈妈是黑人女性中的幸存者，酒吧是她赖以生存的场所，是她逐渐寻自我的动力源泉，也是她回忆的载体，正因如此，即使战争步步紧逼，面对克里斯蒂安的劝告，纳迪妈妈依然不愿离开，“当我年轻时，人们出各种理由把我赶出家门，他们声称要占有我的财产，但现在我不会再逃跑了，这是我的地方，纳迪妈妈的”（Nottage，2009：88）。酒吧是纳迪妈妈的个人财产，承载着她的成长记忆，使她的态度从逃离转变为坚守，她的身份意识也逐渐从流散过渡为拥有主体意识。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我的地方，纳迪妈妈的”这句话在剧中反复强调了两次，表现出了纳迪妈妈对酒吧强烈的所属权与女性权利意识。
如同纳迪妈妈不愿离开酒吧一样，黑人种族也不愿离开非洲土地，因为这片土地上流淌着黑人的血脉，承载着黑人种族世世代代的记忆。作为反叛军的头领，基森贝呐喊到：“这是我们的土地，森林的每一寸土地都是自己的骨肉。”（Nottage，2009：76）虽然战争已经将非洲的文化传统破坏殆尽，黑人种族的身份意识也在战争中遭到破坏而流散，但他们逐渐获得了一种新的认识，即无论白人如何驱
逐黑人，无论白人如何剥夺黑人的财产，白人始终无法完全夺走黑人的土地，这块非洲大地是属于黑人种族的。“身份认同的更新是和与土地的关系相勾连的，这片土地不能通过占领被重新夺回，而是通过讲述和回忆重新得到”（阿莱达·阿斯曼，2016：342），只有黑人种族有着对这片土地的记忆，这份记忆是白人无法占有的。通过不断回忆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故事，流淌在黑人血脉中的种族意识逐渐苏醒，黑人种族到了生存与斗争的力量与方向，主体身份意识依附着对这片土地的记忆开始复苏。
地点记忆是文化记忆的空间建构，“虽然地点之中并不拥有内在的记忆，但是它们对于文化回忆空间的建构却具有重要的意义”（阿莱达·阿斯曼，2016：344）。纳迪妈妈成长与蜕变的记忆固定在酒吧之中，黑人种族的血脉记忆固定在非洲大地之上，地点记忆不仅将人们对过去的回忆加以固定，更体现了一种持久的延续，成为黑人流散身份意识向主体身份意识转变的关键。
3. 交往记忆：属下身份意识的破碎
地点是黑人女性与黑人种族记忆的载体，而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历的点点滴滴的内容则凝聚成了交往记忆。在哈布瓦赫“集体记忆”的基础上，扬·阿斯曼将其细分为“交往记忆”与“文化记忆”。交往记忆是在日常生活中通过与他人交往产生的、以个人生平为框架所经历的记忆，交往记忆是存在于人脑记忆中鲜活的回忆，是亲身经历或据他人转述的内容，“我们可以将交往记忆和文化记忆间的根本性差异看作
日常生活与节日庆典之间的根本性差异”（扬·阿斯曼，2015：47）。交往记忆记录着人们的点滴生活，再现了共同经历的历史，也映射着人们的身份意识。
正是因为有着相似经历和对战争的共同回忆，《毁灭》中的黑人女性聚集在一起，她们在日常生活中相互支持，给予彼此力量，这些融汇在点滴生活中的交往记忆，是女性反抗意识爆发，进而摆脱属下身份意识的动力源泉。纳迪妈妈的酒吧给流散的女性提供了庇佑，同时也为到店的士兵提供性服务。有一次，一位士兵引以为傲地向萨莉讲述自己如何杀害无辜的平民，而这些平民和萨莉玛来自同一种族，“其中一个可能是我的兄弟”（Nottage，2009：31）。这对萨莉造成了巨大的打击，也引发了她强烈的思乡情绪。索菲也对萨莉玛坦言：“每次歌唱时都祈祷着痛苦能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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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但那些男人对我造成的伤害深植于我的身体”（Nottage，2009：32）。这是索菲与萨莉玛来到酒吧之后的第一次谈心，她们相互拥抱，抚摸对方的脸颊，拭去彼此的泪水。两个不到20岁的姑娘揭开自己的伤疤，互相慰藉受伤的灵魂。虽然过往的经历是不堪回首的，但两人在谈话中到了温暖，留下了属于彼此的回忆。萨莉玛还偷偷告诉了索菲自己怀了士兵的孩子。如果纳迪妈妈知道这件事，一定会把萨莉玛赶出酒吧，于是二人商量好要独自存钱离开。只属于二人的小秘密让索菲与萨莉玛的关系更进一步，她们互为彼此的后盾与支撑。在剧中第二场第二幕，萨莉玛的丈夫前来寻萨莉玛并试
图带她回家的行为触发了萨莉玛的过往记忆。她向索菲讲述自己的遭遇，还原生活被改变的那一天。她的口吻出乎意料的平静，这场独白也被评论家们评价为纽约戏剧舞台上最难以磨灭的场景之一（许诗焱，2010：16）。面对萨莉玛的犹豫，纳迪妈妈理智地劝说她不要离开。这位平时利益至上的女商人，此刻站在女性的立场上，毅然决然地保护着同胞，她们此时形成了女性联盟，联手对抗父权，保护自身利益。正是累计的日常生活中的交往记忆，使萨莉玛逐渐打开心扉、依赖妹。在这个过程中她寻到女性的归属感和凝聚力，最终女性反抗意识爆发，她不再唯唯诺诺、依附于男性。当战争侵入酒吧时，萨莉玛大喊道：“住手！你们对我们做得还不够吗！够了！够了！”（Nottage，2009：91）。中后的萨莉玛在生命结束之时环顾站在四周的奥斯曼本加、士兵们以及自己的丈夫，用尽最后力气向命运呐喊：“你们再也不能在我的身体上战斗了。”（Nottage，2009：91）萨莉玛英勇地向父权制抗争，死亡对她来说是一种解脱，而她也以死换来了对属下身份意识的打破。
打破属下身份意识的不仅仅是以萨莉玛为代表的女性，黑人种族也通过交往记忆实现了黑人边缘化身份的再社会化。克里斯蒂安一出场，就毫不掩饰自己对纳迪妈妈的追求，他直言道：“我依旧希望有一天我可以有一个家。”（Nottage，2009：6）这句话表面来看是克里斯蒂安追求纳迪妈妈时的示好，但也代表了黑人种族的心声。“家”在这里代表着团圆与，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能够与家人团聚，享受家庭带来的温暖，或许是每一个黑人的愿望。黑人种族有着相同的祖先，他们生活在同一片大地上，有着白人永远无法抹杀的种族血脉与种族记忆。值得一提的是，那位向萨莉玛自豪讲述自己如何
迫害民众的士兵，并没有他自以为的那么坚强，他坐在地板上哭泣，希望萨莉玛能够抱住他、安抚他。由此可见，黑人被迫卷入战争之中，带着对杀害同胞的愧疚，处于边缘的流散身份使得他们痛不欲生。黑人士兵们在纳迪妈妈的酒吧中消遣娱乐，他们互诉战争的残酷，讲述自己的故事，谈论着牧师罗宾被以奥斯曼本加为首的政府军杀害的残忍事实。也许只有通过交谈的方式，他们心中的紧张与压力才能暂时舒缓与释放，这也形成了属于黑人的交往记忆。当奥斯曼本加来到酒吧质问是否见过反叛军首领时，那时酒吧里的人形成了黑人种族联盟，谎称并未见过，这是黑人们的自我保护与反抗，他们不畏强权，明辨是非。在剧尾，纳迪妈妈坦白自己也是“被毁灭”的，但即便如此，克里斯蒂安依旧与纳迪妈妈走到了一起。克里斯蒂安与纳迪妈妈的小家象征着黑人种族千千万万的家庭，这一富有浪漫主义彩的结局也蕴含着诺塔奇对黑人种族的美好祝愿：打破处于边缘的流散身份，重新回归家庭，步入正常生活，实现边缘身份的再社会化。
交往记忆是文化记忆的口头传承，“这些记忆与我们一同死去，后人无法回，因为它们主要是通过口语这一短暂的媒介来交流的。”（Field，2010：143）正因如此，交往记忆有着时间的限制，随着一代人的老去，记忆也随之逝去，“八十年是一个边界值，它的一半，即四十年，似乎意味着一个重要的门槛”（扬·阿斯曼，2015：44）。剧中这一代的人们通过交往记忆，逐渐到了自我，反抗意识爆发，进而实现了边缘身份的再社会化以及对属下身份意识的打破。诺塔奇通过戏剧的形式，记录了那个时代黑人们的交往记忆，使黑人种族的斗争与反抗以及身份意识的流变过程跃然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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