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简要地概述西方史学发展的大致历程。西方史学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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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阶段是古典史学，即古希腊罗马史学。它起源于神话与史诗，创立于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时代。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是其最杰出的代表。希罗多德已把叙述历史事件（希波战争的前史和历史）作为著作的主线，并已具有对史实的批判求真精神和一定的历史观（宿命论）。修昔底德对史料的批判原则、摒弃用神的力量来解释历史的人本思想，以及对历史事件因果关系的探讨，都对西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长远影响。此外，还出现了一批历史学家，如诺芬、波利比阿。恺撒、李维、塔西陀、阿庇安等。他们对西方史学的发展都有各自的贡献。如波利比阿的《通史》叙述了被罗马征服的地中海所有重要国家，开创了最早的“世界史”体例。撒鲁斯特、塔西陀、普罗塔克的著作对历史叙述形式的发展很有影响。他们尝试用历史事件参加者的心理来解释事件，运用为人物塑像的方法来描述历史时代。古典文学的传统持续到公元5世纪。476年西罗马帝国的覆灭标志着欧洲历史上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
第二个阶段可以称为西方中世纪史学。欧洲进入封建社会后，基督教的史学和神学史观占据统治地位，古典史学的传统中断了。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354-439）和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55—1274）的宗教信条和神学体系被奉为官方哲学，束缚着人们的思想。总的说来，在这长达近1000年左右的时期内。西方史学的发展是迟缓的。在这近千年内。欧洲没有出现一位可与古典时代著名史家媲美、值得称颂并不被时间长流所湮没的大历史学家。但这并不是说，这个时期在西方史学发展史上是完全漆黑一片。基督教史学，特别是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的确是企图用基督教的神学观念来解释历史，改造古典史学的人本观念。但如果我们拨开和透过宗教彩的神秘迷雾，却可以从中发现不少对西方史学发生深远影响的重要史学观念。其中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发展”观念和“进步”观念。基督教神学家构造的整个人类历史，从上帝创世到末日审判，是一个单线的不断发展的过程，其终点是人类十恒的“千年王国”。虽然人类在现世要不断地赎罪，但其前景却是无比美好的。人类的历史在宗教外衣的包裹下正是朝着这个前景不断向前的一个“进步”的过程。这种历史“发展”和“进步”的观念，不仅比古希腊时的“循环论”、“灾变论”要先进，而且对西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长远的影响。
此外；中世纪史学发展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特点，如“编年史”（chronicle）和“年代纪”（annals）体裁的出现。它们虽然逐渐取代古典时代流行的历史叙述体裁，但仍保留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有些编年史还突破了狭隘地区性的局限而带有较宽广的横向目光，如艾克哈德的《世界编年史》（11世纪），德意志历史家弗莱辛的奥托的著作《两个王国史》和《弗里德里克大帝传》《法兰西大编年史》（13－15世纪），《西班牙大编年史》（13－15世纪）等。又如，回忆录作为历史作品体裁的发展，历史教科书和文选读本的流行，城市编年史带有较多的世俗特征等，也都值得一提。 三星c188
中华灵芝宝 第三个阶段从14世纪的文艺复兴开始，直至19世纪末，历时600年。文艺复兴时期诞生的人文主义史学揭开了西方史学发展的新篇章。意大利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创立的人文主义史学反对神学史观，从历史自身来寻对历史的解释，提出历史的内部法则问题，并认为决定这些法则的是人的本性。意大利人文主义史学的代表布鲁尼、波吉奥、马基雅维里、奎齐亚迪尼等都已认识到，人和他的活动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后两位甚至看到党派和社会集团之间的政治斗争是历史过程的动力。人文主义史学还把中世纪在欧洲很少流传的古希
腊罗马的历史典籍从阿拉伯世界返回西方，重新校勘、辑佚出版。人文主义史学除了对解释历史事件的人本思想和世俗态度外，对史料的批判考订十分重视，由此在不少人文主义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开始出现现代学术著作中附录的如索引、参考书目、注释等资料。有的史家（瓦拉）已开始从语文学对史料进行批判考证。有的史家（波吉奥）还注重考古学和对雅典古籍的搜寻。15世纪印刷术的流行对人文主义史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西方史学在17世纪的发展中，值得一提的是为政治服务的趋势和不少历史辅助学科（古文献学、古文字学等）的出现。
18世纪发生的启蒙运动给西方史学带来了重大的变化。这一时期的西方史学主要是以理性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法国的启蒙运动的领袖伏尔泰被称为理性主义史学的奠基者。理性主义史学继承和发扬了人文主义史学的传统，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理性主义史学家从共同人性出发，努力探求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坚信历史的前进性和光辉的十来。意大利思想家维柯（Giambattista Vico，1668—1774）在西方最早提出系统的历史理论。他的《新科学》（1757年初版）力图用严格的规律性来说明全部人类历史。他建立了历史发展的观
点，但他的思想和著作在当时鲜为人知，直至1835年<新科学》被译为法文出版，他才声名远播。法国启蒙思想家从理性主义立场出发看待历史问题，或从人的理性本质，或从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来寻历史规律，或者机械地把自然规律搬到历史中来。历史地看，他们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伏尔泰从承认人类命运的一致性出发，要求对所有民族的历史进行比较研究并建立人类的全部历史。卢梭建立了人的“自然状态”理论，认为在历史发展伊始人只是自然的一部分。孔多塞提出人类理性不断进步的观念，强调人类历史过程是从低级社会形式向高级社会形式上升的运动。孟德斯鸠提出自然地理环境影响社会发展的学说。德国哲学家康德和他的学生赫尔德的历史哲学，对西方历史思想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除法国以外，如英国的威廉·罗伯逊和吉本都是当时有名的历史学家，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更成为传世名著。
18世纪末出现的浪漫主义思潮是对理性主义的反动。对理性或纯理性的过分强调，无形中成为一种牢笼：非理性的人的情感自然就受到压制。回到人的自然状态，面向过去，呼唤激情，成为一种需要。浪漫主义也就应运而生了。从史学发展的角度来说，有一点需要
指出，即浪漫派在批评启蒙学者的理性主义史学时，指出后者对待中世纪的非历史态度，强调所有历史时代之间是存在内在联系的。他们提出，每一民族的当前状态是长期缓慢的历史发展的产物。由此，浪漫派认为，历史研究的首要任务是研究不同民族的质的不同和历史事件独有的特点。正是在浪漫主义史学的影响下。西方史学加强了对中世纪的研究。
19世纪被称为是西方的“历史学的世纪”。这表明在此时，西方史学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它的高度专业化和职业儿，表明它已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19世纪最重要的史学思潮是客观主义和实证主义以及历史主义（主要在德国）。这些史学思潮虽然各有特点，但都具有相对性。在这里，我们不去分别论述，而是准备简要地指出西方史学在19世纪的一些共同特点。
第一，在历史观念上，由于19世纪资本主义经济在西方的迅猛发展，西方社会处于相对稳定繁荣的状态，在乐观、自信的社会氛围中，多数历史学家自觉不自觉地持有以西方为
中心的直线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是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家的“发展”、“进步”观念与“理性”、“科学”观念的结合。黑格尔、孔德从哲学的角度对此作了论述。第二，在史学性质上，在近代自然科学迅速发展的影响下，许多历史学家不仅力求把自然科学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中，而且相信历史学也可以成为像自然科学那样进行客观的科学研究的一门科学。他们认为，只要坚持进行不受主观意识影响的客观研究，就一定会揭示历史真相的客观全貌。第三，在研究方法上，他们认为，只有对史料进行严格、审慎、精确的批判考证，才能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而只有如实地再现过去，才能使历史学成为科学。
对上述这些特点的形成，影响最大的是实证主义史学。实证主义史学主要发生影响是在19世纪下半叶，而最能代表它的却是并不列入它的名下的德国的兰克。兰克强调对史实的考证和批判。他的名言“如实直书”和他的著作都为实证主义史学家奉为圭阜。实际上，兰克的史学思想更为复杂，他并不主张只停留在对史实的考证上。但历史却把他与实证主义史学的命运捆在一起了。总之，兰克和兰克学派对西方史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第四个阶段包括整个20世纪，可以说是现当代史学。这个阶段又可以二战结束为界分为前
后二段。
先说战前这段。迸入20世纪以后，西方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在取得进展的同时开始遭到越来越多的挑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烽火、俄国革命的震撼以及自然科学的发展，动摇了传统史学认为历史是进步向上的直线发展观，也对通过史料考证而认知史实的自信提出疑问。这种对传统史学历史观念的挑战与西方此时历史哲学从思辩的向分析的（或称批判的）转变同步。与思辩的历史哲学注重对历史进程的形而上学的探讨不同，分析的历史哲学主张对历史学的性质、功能、意义进行反思，主张深入理解历史认识本身。由此，对历史知识的研究代替了对历史现象的研究。也就是说，对分析的历史哲学来说，重要的是对历史学的探讨和解释，而不是对历史过程的探讨和解释。此外，分析派还强调，历史学与自然科学是不同的，否认历史学是科学，至少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19世纪末叨世纪初德国的新康德主义学派就提出了这些论点。 一战以后分析的历史哲学有了更大的发展。
对西方传统史学的挑战还来自史学研究本身。这与它本身的缺陷有关。传统史学的研究对象是上层统治者和精英人物以及他们的活动。这样就把研究范围主要局限于政治史，而把经济、社会、文化等丰富内容以及人民众的作用抛开了。从方法上，传统史学过分强调文字史料的考证和事实描述，而排斥了理论、概括。解释。传统史学还忽视历史认识问题，把历史认识的主体和客体割裂开。不仅如此，传统文学还忽视历史学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交融和渗透。对传统史学的这种局限性，早在18世纪（如伏尔泰）、19世纪（如布克哈特）就有突破的努力。但真正形成突破的是20世纪初以后新史学的兴起。
致幻
针对传统史学的局限，新史学强调扩大史学研究领域，主张对历史进行多层次、多方面的综合考察以从整体上去把握，特别是提倡以底层大众的生活为重点。新史学反对单纯的史料考证和史实叙述，而主张作深层的结构的研究，重视理论概括和解释。新史学注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和自然科学的广泛结合，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新的历史学交叉学科，如计量史学、心理史学等。新史学还重视研究方法的革新和历史认识问题的探讨等等。
20世纪上半叶，新史学的兴起和发展，对传统史学构成很大挑战，但总的说来，传统史学在西方史坛仍据主导地位。这个时期可以说是新旧交替的时期。在西方，新史学已开始迈出结实的步伐，如德国兰普雷希特对兰克学派的批评，美国鲁滨逊的《新史学》和特纳的“边疆学派”，法国亨牙个贝尔主持的《历史综合杂志》等。最有影响并日后成为西方新史学主要代表的是诞生于1929年的法国年鉴学派。它的两位创始人马克·布洛克和吕西安·费弗尔，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具体创作上都为年鉴派——新史学今后的发展指出了方向。
才利民 战后西方史学有了新的发展。大致从50年代中期起，新史学在西方文坛开始占据主导地位，成为主潮。这个过程在西方国家不是同步的：作为兰克学派的故乡，德国要晚些。新史学的发展使西方史学界出现了流派纷呈、方法多样的新局面。最主要的流派有法国的年鉴学派、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或称新社会史学派。美国的社会科学史学派或称克莱奥学派以及德国的比勒菲尔德学派。其中，法国年鉴派的影响最大。要注意的是，新史学成
为主流以后，传统史学并未消失，而是继续存在和发展，但毕竟大势已去。因此，谈到战后西方史学史学的发展，需要注意的正是新史学本身的发展变化。
唱片骑师 从50年代中期起，特别在60－7O年代，新史学迅猛发展，可谓凯歌行进。此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对适合新史学范型的各种新方法和研究课题进行积极的探索。六七十年代因而被称为“方法论革命”的年代。其中特别需要提出的是跨学科方法。其特点是在对社会进行完整的跨学科研究的基础上，形成新的社会历史科学。在60年代，大致说来，对新史学产生较大影响的有社会学、社会人类学、人口学、计量方法等。这表明这时期的新史学要构建的是一种分析的跨学科史学。这里反映出一个重要倾向，即这时的新史学虽然对19世纪史学的实证性表示不满，对19世纪科学主义的一统天下也有怀疑，但自20世纪初叶以来新史学家将社会科学方法引进历史研究中的努力，此时并未减弱，反而有所加强。美国的杜会科学史学派、德国的“历史的社会科学”就是证明。法国年鉴派更为突出，尤其是布罗代尔。布罗代尔不仅是进行跨学科研究和运动社会科学方法的杰出代表，而且也是成功地体现年鉴派“总体史”思想的巨匠。他的巨著《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和《1
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以及他在时间观上的创新，使他成为新史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声名是如此显赫，以致人们长期以来往往把布罗代尔等同于年鉴派或新史学。实际上，这是一种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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