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从思想史的角度分析研究西欧文艺复兴史的意义历史流水帐 2010-01-20 10:27:59 阅读121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订阅 . 摘要：本文从思想史角度分析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潮的演变。从汉斯·巴伦所说的“市民人文主义”到马基雅维利主义，政治思想史演变呈现出个人主义趋势。而新柏拉图主义则试图融合基督教经典思想与古典文明思想。而这种融合又因为宗教改革出现而关系复杂。重新梳理这一思想流变，有利于我们认识今日“中国文艺复兴”的先天不足之处。 关键词：人文主义 思想史 中国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Renaissance）这个词起源于意大利词语rinascita(再生)。16世纪的艺术史家瓦萨里就在艺术领域里观察到了一种古代希腊罗马古典艺术的“再生”。大约在1400年，出现了对书籍搜集的巨大兴趣。[1]主要是在意大利城邦国家佛罗伦萨，学者们到修道院的图书馆里去搜寻古老的拉丁作家的原版作品。这些学者对原版经典书籍的这种兴趣在于他们已经意识到他们当时所阅读的书籍在不断的转译中存在许多错误，尤其是经过了中世纪经院哲学家的篡改，更是有很多问题。虽然古典作家的许多作品在中世纪基督教统治下遭到破坏，但15世纪早期的意大利学者们依然到了许多希腊文、拉丁文写成的原版作品。而利用这些古典文学作品来作为受教育基础的学者就被称为人文主义者。 人文主义思想是作为一种社会思潮产生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可以看做文艺复兴时期代表
思潮。对人文主义思想内涵的解释也是流派众多，本文将就文艺复兴时期几个主要思想流派作一梳理，希望从中得以窥视文艺复兴历史意义。
市民人文主义（civic humanist）是美国历史学家汉斯·巴伦提出来的。他认为意大利文艺复兴起源于公民对城邦共同体（community）的献身精神。14世纪，市民力量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这取决于城邦取得的两项胜利：第一，城邦解除了外部封建贵族对城邦的制约，实现城邦的独立；第二，击败了封建贵族的内部控制，实现了城邦自治。[2]意大利市民通过斗争，就获得了比较大的参政权。对于巴伦来说，公民人文主义者的典型代表就是列奥纳多·布鲁尼（Leonardo Bruni）。布鲁尼从公元1427年开始担任佛罗伦萨执政官达17年之久。在布鲁尼眼中，意大利大多数城市国家处在专制之下，而佛罗伦萨则是先进的共和制。在布鲁尼著作《佛罗伦萨人民史》中他的观点得到清晰的体现。布鲁尼在书中赞扬了佛罗伦萨的共和制，并确信由于他们的观念和才干，佛罗伦萨人民可以被称为“新罗马人”。[3]所以这种政治上的信念对
于人文主义者至关重要。
巴伦的文章对于告诉我们文艺复兴中一些问题有重要作用。比如，他告诉我们文艺复兴起源于佛罗伦萨。他还肯定的告诉我们文艺复兴起源于1390年代。因为那时佛罗伦萨正受到米兰大公维斯康汀的威胁。巴伦认为布鲁尼和其他的市民人文主义者就是在这次威胁中产生了对佛罗伦萨自由的热爱。[4]
但是巴伦观点是有问题的。布鲁尼就没有完全的献身于佛罗伦萨的共和政治。布鲁尼花费一些时间为教皇工作。此外，我们知道佛罗伦萨时期的共和制不过是个遮人耳目的东西。其本质仍然是贵族寡头制。在当时佛罗伦萨，控制城市事物的仍然是一小撮上层人物。当时市民力量的确与其他城邦相比比较强大。但当时佛罗伦萨统治势力恐怕不能说完全掌握在某一阶层手中。自13世纪起，资产阶级就成为城市权贵集团的中坚力量。资产阶级显贵世家在城市运作过程中常常能起到主导作用。但他们之下是中产阶层。再往下是工人阶层和工资阶层。这是佛罗伦萨城邦事物主要控制者。而三者之间矛盾还没有上升到不可调和时期。因为一方面资本主义处于萌芽发展期，资产阶级力量不够强大，需要与市民阶层合作。另一方面，当时意大利各城邦国家长期处在欧洲其他强大威胁之下，甚至城邦之间也是常常敌对，这就需要城邦内部相互合作。所以佛罗伦萨城邦国家内部阶层既有斗争也有合作。
不管怎么说，巴伦所论证的市民人文主义促进文艺复兴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既然当时贵族寡头制控制佛城事物，他们就更加需要这些声望较好的人文主义者来赞美这个披着共和政治外衣的制度。执政者并不是真的希望通过市民人文主义者来推动共和，而仅仅是希望缓和由于叛乱（如1378年起义）以及梅第齐家族统治所造成对共和信仰的失望。在这种政治转变中，市民人文主义者无疑能很好缓和大众不满。当时教皇也正在解决因为“阿维农之囚”所造成的教会分裂。教皇也希望通过雇佣市民人文主义者来重新恢复教皇权威。在这种趋势下，其他的王公也纷纷雇佣人文主义者为自己服务，进一步促进了人文主义的传播（当然，当时最好的人文主义者仍然在佛罗伦萨）。
在1494年法国入侵意大利中，市民人文主义证明不堪一击。意大利需要统一，这是市民人文主义无法给与的。这个时候，马基雅维利等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政治哲学开始出现。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正式代表了这一思潮。最近的研究认为“尽管马基雅维里在谈到创立一个共和国的时候会推荐君主专权的方法，从根本上讲，马基雅维里是赞成多数人的统治的。”[5]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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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雅维利共和思想就是：公民自由和权力牵制。他的思想在时间流逝中进一步影响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建设。波考克在对“将马基雅维里的思想、英国18 世纪的政治思想、美国19世纪的政治思想进行系统的考察分析，认为其中有一条内在的发展线索。”[6]马基雅维利主义代表一种异教精神复兴，在他的哲学里，政治摆脱了宗教的束缚，也就批判了基督教中那种对此岸世界不关注，强调了现实的政治是君主们最重要的事物，而不是为未来赎罪。这种思想赋予了君主建立民族国家的勇气。马基雅维利思想体现了文艺复兴思想中对现实的关注的趋势，无疑具有进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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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越来越多的古典作品文本被搜集出来，学者们手头上可以利用的不同版本越多，对古典作家的作品认识越精确。不光研究古典文学学者受益，艺术家也能够阅读古罗马艺术家普林尼的著作了。但是，影响最大的作品仍然是对古希腊哲学家著作的再发现。他们的著作是滋养文艺复兴思想的主要源泉。[7]
结果补语
古希腊哲学家著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在中世纪是消逝了。之所以说是某种程度，在于他的哲学思想
天堂的被经院哲学家吸收，为基督教所用。所以基督教思想下的亚里士多德哲学面目全非。拜占庭帝国的学者们亚里士多德著作。但由于东西方教会之间关系不和，天主教树立起一座“文化墙”[8]，来阻挡东正教文化的渗透，自然也就将古典作家思想阻挡在外。到了1400年以后，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对此开始不满。他们希望能看到准确的希腊著作。但当时学者们普遍不懂古希腊语，无法读懂原著。比如彼特拉克拥有一本荷马的诗集，但他由于不懂古希腊语一直无法解读。这种情况在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被攻陷以后得到改观。奥斯曼土耳其人占领该城前，大批拜占庭学者逃亡西欧。他们带去了古希腊语，也带去了大量希腊作家作品。这些作品给西欧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希腊哲学家们的著作成为西欧近代思想和科技的原动力。[9]就哲学思想而言，这些新发现的哲学思想，影响最大的当属柏拉图思想了。
柏拉图思想简单的说就是：原来人们认为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就是实在（reality）。但柏拉图认为我们所看到的世界不过是实在的影子，而哲学家的任务正是透过这个“世界”看到形而上的完美现实。费奇诺在佛罗伦萨建立了一个新柏拉图学派，他的目标就是用新柏拉图主义将文艺复兴运动转变为一种哲学的、艺术的运动。费奇诺和他的信徒们影响了一大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像梅第齐家族的许多统治者就很喜欢费奇诺，并资助他的活动。波提且利就受费奇诺影响发展了他象征主义的
画法。[10]费奇诺哲学的一大目标就是融合新柏拉图主义与基督教思想为一体。这种宗教哲学的融合是文艺复兴时期思想流变中非常明显的特征。我们在后文关于伊拉斯谟论述中还会提到。这一点也体
现了人文主义者与基督教正统思想之间复杂的关系，恐怕不能单纯的用“反基督教”来概括文艺复兴。而费奇诺最著名的弟子皮科·米兰德拉（Pico Mirandola）似乎走的更远一些。皮科著有《人的尊严》一书，此书基于《圣经》中的思想资源。来赞扬了人的高贵和伟大。[11]
受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到15世纪，人文主义者对人的赞扬已经从“人们”（men）发展到“人”（Man）[12]，个人主义开始逐渐显示其发展势头。因为这个时候人们所关心的变成了个人的完美而不是怎样成为一个古罗马城邦或者当时佛罗伦萨的合格公民。
意大利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思潮的这种转变体现的正式人文主义“个体本位”的这样一种思想基调。意大利人文主义思想演变并没有被完全挖掘出来。这一点对于中国当下思想史争论颇为重要。这一点后文将进一步论述。
李昌奎故意杀人案随着文艺复兴在意大利发展，人文主义思想翻阅了阿尔卑斯山，形成了“北方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从“人们”到“人”的转变中，开始强调人文主义要塑造“完美的人”，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人。这一点吸引了北方的精英阶层。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埋头于哥特式爱好，而是通过接受意大利教育和获得书籍而使得人文主义思想在北方传播。当然北方人文主义并不是简单的对意大利人文主义简单的模仿。在许多方面，北方文艺复兴仍保留了许多自己的传统因素。北方文艺复兴在思想史方面比较突出的地方在于其基督教人文主义。其中鹿特丹的伊拉斯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我们的分析中具有典型性。
伊拉斯谟是最伟大的基督教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从30多岁才开始对基督教进行研究，他花费了许多精力进行文本批评和《圣经》的翻译。他也编辑教父们的著作。编辑工作只是伊拉斯谟次要的人物，他真是关心的还是美德（virtue），因为只有美德才能加强信仰。在伊拉斯谟看来，基督教徒要过简化的生活，他认为基督教徒要通过阅读福音书来实现个人宗教信仰；并且他认为基督徒应当通过实际爱的行动而不是仅仅参加所谓宗教仪式来获得得救。这种思想被成为“基督哲学”。此外，伊拉斯谟受皮科的影响。皮科认为认为人所获得神圣的能力应该用于自我发展，伊拉斯谟将其推而广之，认为人自我发展能力应该用来为潜在的所有人服务而不仅仅是精英阶层。伊拉斯谟强调了个人宗教行为重要性，但他并没
有真正攻击基督教义和基督教圣事。他只是希望通过讽刺和智慧的手段来改革基督教。伊拉斯谟尊重传统，他对基督教存在的弊病只是持一种修正而不是放弃基督教义。他在这些工作中也去写一些文章来调和古典文明的思想与基督教教义。但两者之间的矛盾在他的著作中也还是存在的。比如伊拉斯谟认为塞西罗不能被模仿，因为他是个异端[13]。但总的来说伊拉斯谟还是归于试图将基督教与古典思想融合。这种观点在16世纪最初20年（也就是路德改革之前）达到顶峰。[14]当1517年马丁·路德发动宗教改革时，有人指责是伊拉斯谟思想引起了宗教改革运动，他觉得人们指责错误的。的确伊拉斯谟赞同的只是渐进式的改革，而不是宗教改革式的疾风骤雨。在当时欧洲许多学院中就同时又用古希腊语研究《新约圣经》同时研究新柏拉图主义。即使到了宗教改革以后，人文主义者的这种努力依然继
玻璃镀膜技术续前进。基督教思想与人文主义思想不断融合，从而使人文主义运动激进情绪消退，但也更加成功。正如前文所讲市民人文主义者在马基雅维利著作宣告其共和政治理想失败情况下，依然在意大利有很大吸引力，并对德意志和瑞士的自由城邦产生了某种吸引力。
前文所论述的“市民人文主义”以及新柏拉图主义者基督教思想和个人主义萌发都体现了文艺复兴不仅仅是“文艺感染力”[15]所造成的。根据巴伦的观点，文艺复兴主要原动力在于佛罗伦萨人民“献身精神”的市民人文主义。我们过去所简单认为的“文艺复兴”就是恢复古希腊罗马思想是不准确的，他最早起源于政治上的变动所造成的思想变化。而文艺复兴中的“文艺”只是一种外在的呈现，他最深厚的基础仍在于像政治变动中的“市民人文主义”传播才促成了文艺复兴的传播。
自新柏拉图主义者以来到伊拉斯谟基督教人文主义，这些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并没有让基督教改头换面的想法。他们努力融合两者。从这一点来说，许多西方史学家并不赞同将基督教与文艺复兴对立起来，二者的关系应当对于“对立统一”。由于后来出现了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基督教三者的关系错综复杂，对我们认识文艺复兴与基督教关系产生影响。但从前文论述中，基督教与文艺复兴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而且随着人文主义思潮的演进，其原来内涵的“反基督教”的因子不断消退（而这一因子为宗教改革者所利用）。再加上反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两者有统一的趋势。所以国内关于倡导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甚至有人将古代“魏晋风度”与文艺复兴思想做相似的比较。[16]却恰恰忽视了文艺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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