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系由同盟走向了破裂，双方关系的演变是多种因素复杂互动的结果。如李捷认为，中苏双方在国家利益、战略利益以及国内外政策的出现越来越多的分歧，这些分岐导致了后来的意识形态的论战。①还有学者注意到了领袖人物的个人因素对中苏同盟的影响。②《中苏关系史纲》则认为，中苏两党关系在1959年出现裂痕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已成为苏共领袖地位的强有力的挑战者；二是中苏两党对国际形势与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两个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③此类原因的归纳言简意赅，有理有据。受此启发，本文试从中苏意识形态分歧的内涵、美苏冷战的实质及苏联的历史传统及中苏文化差异的视角加以思考，以求深入理解中苏同盟破裂的原因。 照常理，中苏之间因有共同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革命的旗帜，本可“心心相印”，永结同盟，让人意外的是中苏同盟的建立好景不长，昔时的兄弟关系迅速恶化，甚至发生了边界冲突。与此相对照的是，跨大西洋联盟中，美国与西欧之间，由西欧对美演变为美、西欧的伙伴关系，冷战结束后，华约解散，北约不仅完成功能的转换而且有扩大之势，美欧之间分而不离，常常是一番争吵之后又和好如初，自我修复的功能看 环氧大豆油生产工艺似十分强大。当然中苏同盟与跨大西洋联盟在战略利益、决策机制、国内外政治因素以及控制与反控制
jiang core等方面是有重大区别的。然而深入分析中苏意识形态的分歧，或许对理解中苏同盟关系的演变大有助益。
中苏同盟前几年的关系是相当好的，情况不错。在中苏同盟互助条约签订5周年时评价说,“五年来，中苏两国间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合作有了广阔的发展，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给了我们正在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人民以全面的、系统的和无微不至的援助；苏联政府先后帮助中国新建和扩建共达156项的巨大工业企业，派遣大批优秀专家帮助中国建设，几次给予中国优惠贷款，将中苏共同管理的中国长春铁路和苏联于1945
年在中国东北境内由日本所有者手中所获得的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国，将中苏合营企业的苏联股份出售给中国，并决定把中苏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基地和该地区的设备交由中国完全支配，最近，又建议在促进原子能和平用途的研究方面给予中国以科学、技术和工业上的帮助。这种友好的合作向全世界显示了这种新型国际关系的伟大生命力”，所以这个同盟条约“是中苏两国间伟大友谊的标志”。④
但应当指明的是中苏关系深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而中苏同盟出现裂痕也正是从意识形态开始的。风起于青萍之末，中苏意识形态的分歧，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即已若隐若现。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出发，积极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
路，坚决反对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而李立三和王明等人却只顾照搬苏联的经验，给中国革命带来极
大的损失。在反对党内各种错误路线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最终将思想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苏联人不以为然，语出讥讽。如莫洛托夫在1944年8月11日的会议中，即对赫尔利断言,“中国有些人把‘他们自己称为共产党人’，这仅仅是‘他们对悲惨的经济状况表达不满的一种方式。’他们‘与共产主义毫不相干。’”莫洛托夫甚至要求苏联政府“不应与这些共产主义分子发生联系”。⑤
半导体集成电路抗战胜利后，面对中国的形势，苏联的政策抉择有：要求毛去重庆谈判，在中国东北依约向国民政府移交东北大城市主权，从东北撤军，不与进入东北的中共军队发生公开的官方联系，支持马歇尔调停，等等。这些政策充分体现了苏联对其国家利益的追求，但也与苏联对中共性质的错误认识有关。斯大林即认为中共是“人造奶油式的共产党”。
苏共二十大后，开始思考苏联经验的不足，并探索中国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意识形态方面，尤其是在估计革命与战争问题上，双方分歧更深，在这个问题上更看重的是阶级斗争。施拉姆曾指出,“毛对《共产党宣言》有着浓厚的兴趣，其中最重要的启发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⑥事实上，正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开创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走社会主义道
路的新经验。而在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对国际问题的观察，西方报刊认为中国的确比苏联高明，在预测美苏英
法四国首脑会议流产和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的问题上，中国的分析每次都占了上风，西方一些记者甚至称1960年为中国年。⑦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对英国共产党翻译《选集》一篇文章的态度了。英国共产党在翻译时需要删除关于“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的对的，不论在中国还是外国，一
概都是对的”等论断，英方认为这个原则在英国已不适用了。否定这个原则的普遍性，无论如何不能接受。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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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上台后，却提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战争并非注定不可避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越来越多样化,
也有可能通过议会道路过渡等问题。强调社会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体系进行和平的经济竞赛等问题。从而完整地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这一苏联对外政策的总方针、总路线。这个“三和”路线对所产生的震撼力是不言而喻的。这个全新的外交理念与的“世界革命”是格格不入的。
苏共二十大后，赫氏又突然抛出秘密报告，这个秘密报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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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引起了国际共运思想的混乱，直接导致东欧国家的社会动荡，也给资本主义国家掀起反对社会主
义浪潮提供了“炮弹”。因而断定赫鲁晓夫已成为一个修正主义者。必欲对赫鲁晓夫展开口诛笔伐，决心接过国际共运的大旗也就在所难免。这
说明，在赫鲁晓夫当权时，因其对斯大林外交政策的改变，事实也就破坏了中苏同盟所赖以存在的脆弱的意识形态基础。中苏同盟终因革命观念的差异而烟消云散。
二、俄大国沙文主义传统与中俄两国文化的差异
中苏同盟的破裂显然不是某个单一原因所造成的，应是多个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其中俄大国沙文主义的传统与中俄两国文化上的差异也是原因之一。
众所周知，俄历代沙皇都有一个梦想，在欧洲获得出海口，继而称霸欧洲，最终称霸世界。自16世纪晚期起，沙俄便开始向东西方扩张。克里米亚战争中，俄败。因西进之途受阻，俄开始全力东进。先后侵占我国北方合计有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算起来，从16世纪的莫斯科公国起源，俄就是靠着不断对外侵略扩张，将最初的28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一直扩展到苏联时期的2240万平方公里。一举成为世界上国土最大的国家。更为重要的是，在不断扩张的过程中，沙俄形成了“我的当然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这种霸道的理念和传统。⑨十月革命后，苏联也并没有完全放弃沙皇俄国的领土野心和侵略行为。不管是列宁还是苏联其他领导人，他们并不认为19世纪中叶的沙俄与中国签订的那些条
约是不平等的。二战后期斯大林与美国不仅搞了个《雅尔塔协定》，而且搞了个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秘密协定。斯大林甚至对中国的内蒙古和新疆等地提出了领土要求。可见对于国际主义，对于国际伦理道德，苏联人是不怎么看重的。这种所作所为与俄国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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