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突厥语的汉字译音看68世纪西北方音声母之特点

林县五人照片从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突厥语的汉字译音看6-8世纪西北方音声母之特点
曹利华
戈登模型
[提要]通过吐鲁番出土文书所反映的6-8世纪汉语突厥语对音词的对音分析,发现吐鲁番所代表的西北方音在声母方面有三个显著特点:轻重唇音的彻底分化、“晓”“匣”二母由舌根音向喉音的转变、“EJ”母音值由[卩]
到[r]的转变,这些比汉语史通常认定的时间早约2个世纪。这对汉语史进一步研究有积极意义,也提供了详mdi格式
实例证。
治理理论[关键词]西北方音;吐鲁番出土文书;突厥语;对音分析;声母
中图分类号:H1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26(2019)04—0182—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吐鲁番文献合集、校注、语言文字研究及语料库建设”(17ZDA314)、教育部人 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晋唐时期吐鲁番地区民族交往的语言学考察研究”、四川省高水平研究团队资助项目(2018202022)阶段性成果。
生态健康作者简介:曹利华,攀枝花学院人文社科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汉语史、吐鲁番学。四川攀枝花617000
使用对音材料研究相互接触的语言之间的语音状貌或相互影响,是被学界认可并且一直延用的研究方法。汉语史上早期的对音研究主要集中在梵汉对音,①[俄]钢和泰《音译梵书与中国古音>(1923)、汪荣宝《歌戈鱼虞模古读考》(1923)、罗常培《知彻澄娘音值考》(1930)、[法]马伯乐《唐代长安方言考》(1920)②等,均是对音研究典范之作。之后,这种方法得到延伸,学者们利用各种对音材料研究不同时期各种接触语言之间的对音情况,如龙果夫《八思巴字与古汉语》(1959)、金基石《朝鲜对音文献中的微母字)(2000).孙伯君《胡汉对音和古代北方汉语》(2005)、聂鸿音《西夏语音商榷>(1985)及《粟特语对音资料和唐代汉语西北方言>(2006)等。总体而言,学界对汉语和西北民族语言的对音资料关注较多,聂鸿音、孙伯君等先生称之为番汉对音材料,并定义为“用汉语为汉族以外的主要是古代北方少数民族语言记音的资料”⑴。
吐鲁番地处丝绸之路要冲,民族间交流融合影响深远,民族语言的对音研究也尤其重要。吐鲁番在高昌国时期和突厥交往甚密,深受其影响。政治上,臣服突厥,受其封号,长期联姻,客使往来不绝。“希堇、时多浮跌、无亥、希利发、吐屯发”③等皆突厥对高昌王之封号,“吐屯发”一般由突厥族将领担任,此职由高昌人充当,一方面说明高昌对突厥的附属地位,同时也说明突厥对高昌的重视,及双方关系之深厚。《宁朔将军麹斌造寺碑》载高昌王麹宝茂迎娶突厥木杆可汗之女当为高昌国与突厥
最早的一次联姻[2](P434-439)O之后,麹乾固依突厥“父兄死,子弟妻其母及嫂”的收继婚制度,复尚麹宝茂所娶木杆可汗女,麹乾固死,麹伯雅迫于政治压力“妻其大母”,并继续与突厥维持交往。这种婚姻制度在高昌统治阶层逐渐延续下来,并且在与非突厥族的婚姻中加以推行,630年麹文泰携妻宇文氏入朝之宇文氏,乃当年隋炀帝赐予其父麹伯雅之华容公主⑶,是一明证。生活习俗方面,高昌民众胡服辫发,尚骑射之风。“辫发垂之于背。著长身小袖袍、绳裆袴"[4](P'8,1)成为高昌男子的典型装束,虽高昌王下令“解辫削衽”[5](P1847)而不能禁。语言方面,高昌“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虽习读之,而皆为胡语”⑷®。总之,汉族为主体民族的高昌国,统治者曾臣属突厥,受其封号,长期联姻,甚至改变婚姻习俗;社会民众则着胡服,为胡语,尚骑射,披发左衽,足见受突厥影响之深,双方交往之密。这在语言上必然有所反映,而吐鲁番岀土汉文文书中大量的突厥语借词便是很好的印证。这也是我们选择突厥语课堂内外初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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