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关于古代诗社的研究十分兴盛,成果丰硕。但现有研究基本集中于宋代以后,对于唐代一朝诗社的情况却不甚了了。唐代处于诗社发展进程中的开创阶段,弄清楚唐代诗社的情况显然有重要意义。本文认为,唐代的诗会及文会之属并不等同于通常意义上的诗社,诗社亦并不是像现在学界一般认为的那样在中唐才开始出现,最早的诗社出现在初唐。
白居易《九老图诗序》又记:
会昌五年三月,胡、吉、刘、郑、卢、张等六贤,於东都敝居履道坊合尚齿之会。其年夏,又有二老,年貌绝伦,同归故乡,亦来斯会。续命书姓名年齿,写其形貌,附於图右。与前七老,题为《九老图》。仍以一绝赠之。二老,谓洛中遗老李元爽,年一百三十六,归洛;僧如满,年九十五岁。
从上面的记述来看,尚齿之会的活动与诗社活动的确有着不少相似之处,如饮酒赋诗等活动形式,故也有论者将其归入诗社之列。然而,我们也应看到,参加此类社团的乃是一个特定的体,即年龄在七十岁以上的耆宿,是这些志趣相投的耄耋老人为安度余岁而自发组织的社团,其本质是怡老。从这个角度看,这类社团与传统意义上的诗社亦当有异。 (三)诗社与诗(文)会
相比莲社及尚齿之会,唐代的诗(文)会更多。初唐时期,荆州刘孝孙与虞世南、蔡君和、孔德绍、庾抱、庾自直、刘斌等登临山水,结为文会(《全唐诗》卷三十三);杨炯有药园文会之游(杨炯《晦日药园诗序》)。中唐时期,见之文献记载的诗会就有大历年间的鲍防、严维越州浙东诗会,颜真卿、皎然湖州诗会,陈少游、张志和等人的会稽诗会;贞元间韦应物、房儒复等人的苏、杭诗会,韩混浙西诗会;长庆至大和年间白居易、元稹等人的诗会,等等。这种诗会动辄几十人参与,有的往往持续数年之久,可见盛况空前。晚唐时期,僧人释宗亮与沙门贯霜、栖梧、不吟数十人,皆秉执清奇,好迭为文会,结林下之交等(《宋高僧传》卷二十七)。而在诗人笔下,反映对这种诗会(文会)的向往愉悦之情及不能参与的倜伥忧伤之情的诗句也比比皆是。如李玉“三年文会许追随,和遍南朝杂体诗”,卢纶“连春诗会烟花满,半夜酒醒兰蕙香”,钱起“美景惜文会,清吟迟羽觞”,贾岛“夏夜言诗会,往往追不及”,孟郊“昔游诗会满,今游诗会空”[1] 等。
唐代的诗(文)会也往往以吟诗作赋为目的,因此有些学者将唐代的诗(文)之会直接看成诗社活动。如王世刚主编的《中国社团史》即把孟浩然的“泛湖同逸旅,吟会是思归”、李洞的“前
朝吟会散,故国讲流终”及孟郊的“昔游诗会满,今游诗会空”等诗中所提及的诗(文)活动,直接看成唐代吟社(诗社)内的诗(文)活动。[3](P72)李修松在其《唐宋时期的文人会社》一文中亦持此论。但是不得不注意的是,唐代的诗(文)会与通常意义上的诗社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诗社,《辞海》视之为诗人定期会集做诗的组织[4](P477);《辞源》视之为诗人为吟咏而定期结聚的社团[5](P2887)。陈宝良在《中国的社与会》一书把其定义为“文人士大夫聚合而成的文学团体,以吟风弄月、崇尚风雅为表现形式,同时也有把酒弄盏的生活场景,以及团体成员志趣的合一”[6](P269)。郭英德亦认为诗社是一种诗人的小型社团,以流连诗酒、怡情悦性为主旨,并且诗社往往有社约及一定的组织形式[7](P157)。欧阳光在《宋元诗社研究丛稿》一书中对诗社进行了专门的定义,他认为凡有正式诗社名称,或订有社规会约,有相对固定的成员和活动地点,并定期举行活动的,自然应属于诗社的范畴。另外,在雅集唱和活动或文人酬答中,出现了“同社”、”结社”、“入社”及“同盟”、“诗盟”等表示组织性及结盟字眼的,也应视为诗社活动[8](P156)。从上可见,虽然各人对“诗社”的定义或不尽相同,但是他们在强调“诗社”所应具备的组织及团体性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而唐代诗会或文会却较少呈现出组织性的特征。在唐代人的语境中,诗(文)会主要是指临时性的宴集游玩活动或节日性诗集活动。这种活动呈即兴性或随意性,参加诗会或文会之人往往并不十分熟悉,只是因机缘巧合
偶然聚集在一块,活动结束后可能即各奔东西。如杨炯族人杨八举行的一次宴集活动就被杨炯称之为文会,见杨炯《宴族人杨八宅序》:“人伦赏鉴,同推郭泰之名;好事相趋,毕诣扬雄之宅。……盖因文会,共记良游。人赋一言,同裁四韵。”[9](P72)而张记室举行的一次宴集活动亦被孟浩然称为文会,见孟浩然诗《宴张记室宅》:“甲第金张馆,门庭车骑多。家封汉阳郡,文会楚材过。”[1]又如皇甫镛类似于金谷的宴游亦被独孤及称为文会,见独孤及文《唐故左补阙皇甫公集序》:“每舞雩咏归,或金谷文会,曲水修禊,南浦怆别,新声秀句,辄加於常时一等,才钟於情故也。”[9](卷388)《旧唐书》卷六十二记:“(杨)师道退朝,必引当代英俊宴集园池,而文会之盛,当时莫比。”这种文会亦是一种参与人员、时间都不太固定的宴集游玩行为。可见,唐代的诗(文)之会与其说是吟诗做赋的活动,不如说是一种宴集交友行为。《辞海》就认为文会源于《论语·颜渊》的“君子以文会友”。因此,唐代的文会(诗会)显然与后世人员相对固定、定期活动,且往往订定盟约,有组织的诗社不同。如宋代的邹浩颍川诗社即是邹浩与好友苏世美、崔德符、裴仲孺、胥述之诸人歃盟而成。而陈造与张仲思,曾丰与陆德隆、黄叔万及韦骧与朱伯英诸人组织的诗社亦是如此。如陈造《寄张守仲思十首》“诗社同盟欲二年”,曾丰《别陆德隆、黄叔万》“诗社初容入,交盟后失寻”,韦骧《和朱伯英新州诗见寄二首》“诗社前盟约再寻”。至元明清,诗社组织更趋严格,诗社内部往往订有社约,如元代月
泉吟社《社约》,明海岱诗社《海岱诗社社约》等[10](P32),其他的如西湖八社、越山诗社、读书社等诗社亦都订有社约[7](P157)。综上,唐代的诗会与文会顶多算一种泛诗社行为,这种松散的以诗文会友的行为与歃盟结社吟诗作文的有组织的诗社还是不同的。
二、唐代诗社最早出现的时间
从上可见,唐代的莲社、尚齿之会及诗(文)会与通常所说的诗人团体——“诗社”尚有不同,而且这些社团也并不以“诗社”相称。那么,有唐一代是否有文学性的社团诗社出现呢?最早的诗社到底出现于何时呢?
刘学忠《古代诗社初考》一文已对这个问题有所涉及,他认为:“唐以前,还没有组织固定的文学性诗社,‘诗社’之名也还未出现。现在可考的最早的诗社是成立在唐末五代。”他所说的这个诗社即张 所说,“《九华山录》云‘龙池 僧清宿与张扶为诗社,趋者如归’”[12]。其实,刘学忠所论与史实并不相符,首先诗社之名并不以此为最早(见下文论述),其次此诗社并非唐代诗社而应为宋代诗社。宋陈岩诗《保真院》自注:“野螺峰西南,即卧云庵旧趾,治平初赐今额。景祐中,九华诗社僧清宿居之,后改卜而西。”[11](69册)
据目前学术界的研究,一般认为诗社的正式产生是在中唐,所依据主要是如下一些诗文。如司空曙的《岁暮怀崔峒、耿 》“洛阳旧社各东西,楚国游人不相识”,及《题凌云寺》“不与方袍同结社,下归尘世竟何如”;高骈的《途次内黄马病寄僧舍呈诸友人》“好与高阳结吟社,况无名迹达珠旒”,《寄鄂社李遂良处士》“吟社客归秦渡晚,醉乡渔去陂晴”等。郭英德即据高骈的诗认为:“有一定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的诗社的出现,恐怕要以中唐时幕府诗人的文学社团为肇始。”[7](P149)而周扬波亦认为“严格意义的诗社出现于中唐”[13](P128)。何宗美则在司空曙以上两诗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出推断,认为中唐“‘十才子’不仅有唱和之事,且有‘波洛克结社’之实”[10](P5)。其实,司空曙这首《题凌云寺》诗:“春山古寺绕沧波,石磴盘空鸟道过。百丈金身开翠壁,万龛灯焰隔烟萝。云生客到侵衣湿,花落僧禅覆地多。不与方袍同结社,下归尘世竟如何。”其中“方袍”一词显然是指凌云寺的僧人。从诗意来看,所谓的结社恐怕也是一种期望之情。即使有结社之实,也应是和僧人之间的结社,并不是和“十才子”之属。再看何宗美引用的第二个材料:司空曙的《岁暮怀崔峒、耿刘特左枸骨叶冬青 》:“腊月江天见春,白花青柳疑寒食。洛阳旧社各东西,楚国游人不相识。”这里的“旧社”应是指洛阳的“白社”[14](卷282,P972),表地名,并非指诗社。因此,他说中唐十才子有结社之实恐难成立。世界经济
据笔者掌握的文献,诗社其实在初唐即已出现,此即杜审言在江西吉州所结的相山诗社。有不
少文献已提及,如余之祯《(万历)吉安府志》卷十二:“相山,在城隍岗,山一名西原,平衍幽旷,步入即有林壑思致。唐杜审言司户吉州,尝置相山诗社。周平园罢官归,与其故旧追敦旧盟,必于此会碖焉。”上书同卷又记:“诗人堂,在西原能仁寺侧,唐司户杜审言结诗社于此。”《(康熙)江西通志》卷九:“相山在府城西,即西原山,平衍幽旷。唐杜审言司户吉州,结相山诗社。宋周必大罢相归,与故旧憩息于此,构司户祠。明陈嘉谟辈置西原会馆,买田以膳来学之士。今废。”及明陈嘉谟诗《郡西能仁寺,唐吉州司户杜审言诗社也。隆庆丁卯能仁再举惜阴会,予偕凤间子九日入山中,迎周罗山、刘见川二先生主席郡邑……万历庚辰秋九月,议置会田合馔,兹会复振,凤间子赋诗志喜,予感而和之》。杜审言约生于645年,卒于708年,咸亨元年(670)进士,是著名诗人杜甫祖父,少与李峤、崔融、苏味道齐名,称“文章四友”。698年贬吉州司户参军,699年免官归[15]。因此,杜审言所结吉州相山诗社当活动在698及699两年间。这个诗社或当是迄今为止见诸记载的最早的文学性诗社。
三、唐代诗社概貌及影响
翻检相关文献,唐代诗社确实寥寥无几。初唐似仅有一个相山诗社。到了中唐,诗社发展情况似也不像明廖道南《楚纪》卷二十三所说:“唐至元和诗社丛兴。”由于文献缺乏,在中唐有结国瓷2008
社之实的也似乎仅见戴叔伦。其《卧病》诗:“门掩清山卧,莓苔积雨深。病多知药性,客久见人心。众鸟趋林健,孤蝉抱叶吟。沧洲诗社散,无梦盍朋簪。”[1]戴叔伦,字幼公,润州金坛人。刘晏管盐铁,表主运湖南。嗣曹王皋领湖南、江西,表佐幕府。皋讨李希烈,留叔伦领府事,试守抚州刺史。不久,迁容管经略使,绥徕蛮落,威名流闻。德宗尝赋中和节诗,遣使者宠赐,世以为荣。他生于公元732年,逝于公元789年。可知叔伦生活于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主要活动于中唐时期。戴叔伦所结的这个诗社的性质及结社的时间、地点都无从确考。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诗”与“社”这两个字正式结合在一块,在现存唐及唐以前的文献中,当以此诗为最早。
到晚唐,诗社似渐渐多起来。据高骈的《途次内黄马病寄僧舍呈诸友人》“好与高阳结吟社,况无名迹达珠旒”,及高骈《寄鄂社李遂良处士》“吟社客归秦渡晚,醉乡渔去陂晴”,可推高骈当与人结有不少诗社。高骈,字千里,南平郡王崇文之孙,唐末大将,曾一度节镇江淮,逝于887年。其幕府文人崔致远《初投献太尉启》中曾描述当时仕人入高骈幕的盛况:“间生贤哲,年当五百之期;广集英豪,客满三千之数。既纳之似水,则来者如云。斯乃司徒相公,镜于心而宽兮绰兮,秤于事而无偏无党。网罗隽彦,笼罩骁雄,于儒则沈谢呈才,于武则关张效力。遂使弓旌招隐士,岩谷为之一空……窃见万物投诚,八?向德,不谒相公宾阁,不游相公德门者,词人之
所怀惭,议之所发诮。”可见当时高骈幕府人才之盛。其“好与高阳结吟社”云云,或许即针对其幕府人员而言。
另外,唐末至五代初时见诸文献记载的还有孙鲂与李建勋、沈彬诸人所结的诗社,及廖融与任鹄、凌蟾诸人所结的诗社。马令撰《南唐书》卷十三《孙鲂传》记:“孙鲂字伯鱼,性聪敏好学,唐末都官员外郎。郑谷避乱归江淮,鲂从之游,故其所吟诗颇有郑体。及吴武王据有江淮,文雅之士骈集,遂与沈彬、李建勋为诗社。”裘君弘辑《西江诗话》卷一:“廖融,字元素,虔化人(今宁都县)。唐末隐南岳,与逸人任鹄、凌蟾、王正已、王元共结吟社。自号衡山居士”。
从上可见,唐代诗社不多,且由于诗社活动材料缺乏,以上几个诗社具体情况皆不能探究详明。但据以上几个诗社参与人员及活动地点来看,尤其是唐末时的两个诗社参与人员及活动地点来看,唐末诗歌重心的转移确有向江西靠拢的趋势。孙鲂所结诗社活动于今江西临川[16],且孙鲂、沈彬皆为江西人;廖融与任鹄、凌蟾诸人所结诗社的组织者廖融也为江西人。可见,唐末江西诗社活动的兴盛确是宋代江西诗歌繁荣的先兆。
[参考文献]
[1]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0.
[2]白居易著,顾学颉点校.白居易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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