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植根于东亚大陆一片广袤的土地上，中华民族安土重迁，热爱和平。中华文明本质上是一种“和”的文明，“和”的观念在经典中多次出现，《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第十二章)这是从哲学的高度解释“和”，用“和”来概括万物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论语》中，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虽然是从做人的角度解释“和”，但“和而不同”也可以视为一种维系社会的准则。孔子又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这是从礼的角度解释“和”，“和”不仅是礼之所用，也是为政之道，而且是一种美。《礼记·中庸》以“和”为“天下之达道”，能“和”则能四通八达，无往不利。又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达到“中和”。天地才得以正，万物才得以育，这就将“和”的意义提了很高的地位。
中华民族深知和平对文明的保障作用，也深知战争对文明的破坏作用。西晋统一全国后，在文献整理、史书编纂、学术积累，以及文学创作等方面，都已出现繁荣的端倪,是战争，打乱了文明发展的进程，在北方造成多年的文明断裂。宋代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座高峰,科技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是战争,打乱了原来的趋势，延迟了文明的发展。和谐与和平都基于一个“ 史东鹏
和”字。和谐是和平之上的一种更高、更美的境地，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以及个体的人自身的和谐。关于人与自然的和谐，重点在于：既改造自然以适应人的需要，也调整人的生活方式,以适应自然的规律，这就是所谓“天人合一”的要义。奥巴马 复旦大学
关于人与人的和谐，重点在于：既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既考虑局部的利益更顾全整体的利益,以达到整体的协调发展。关于个体的人自身的和谐，包括身心两方面的协调，重点在于通过实践和自省以提升自己的人格和道德。中华文明中关于和谐的观念，对于解决当前中国和世界面临的种种问题，无疑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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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的历史告诉我们：文明的发展离不开和平、和谐,惟和平才能使文明的成果得以保存，惟和谐才能使文明稳步发展。除了“和”，中华文明之所以有如此大的魅力就是由于中华文明选择包容。包容,是中华文明固有的思想，早在《尚书》中就有这样的话：“有容，乃大。”(《周书·君陈》)意思是：有所包容，所成就的功德才能巨大。《老子》也说：“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第十六章)意思是：有所包容，就能臻于“公”，进而臻于“王”、臻于“天”，臻于“道”，臻于“久”。这虽然都是针对统治者而言,但在中华文明中具有普遍的意义。
中华文明是一种包容性很强的文明，中国人常用“海纳百川”来形容一个人的气度胸襟，这四个字也可以用来形容中华文明的品格。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证明，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不只是黄河流域,还包括长江流域。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又证明，除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还有许多上古的文化遗存散布在全国各地。中华文明的组成,既包括定居于黄河、长江流域的、较早以农耕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华夏文明，也包括若干以游牧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少数民族文明。中华文明的演进过程,是多种文明因素的整合。整合的模式是以华夏文明为核心,核心向周围扩散,周围向核心趋同，核心与周围互相补充、互相吸收、互相融合。汉族和汉族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都为中华文明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我们引为骄傲的山西应县木塔那样精美的建筑，便是契丹族所建立的辽代的杰作。蒙古族所建立的元朝，首次开辟了南北海运航线。满族所建立的清朝,出现了康乾盛世，为中华文明增添了精彩的一页。
颠黑倒白我还想举战国和唐代为例进一步加以说明。战国时代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等不同的学说和流派多元共存，自由争辩，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我想强调的是，这种包容不只是统治者的包容，也是整个社会的包容。孔子有弟子三千，“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滕文公章句下》)，其他各家也各有自己的信徒或同道，这说明社会的包容度很大。包容，也是唐代文明鼎盛的一个重要标志，这表现在许多方面，例如儒、释、道
三家并用；政府机构中各民族的人才都有施展的机会，以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的制度，使大量出身庶族的士人进入仕途；文学艺术的题材和风格多种多样，等等。仅以政府的将军为例,如哥舒翰、高仙芝、李光弼等都是少数民族。而日本的阿倍仲麻吕(晁衡)、新罗的崔致远都曾在唐朝任职。中华文明的历史告诉我们:文明的发展需要包容，“山不厌高，海不厌深”，惟包容才能百川汇海，惟包容才能不断壮大。
最后，中华文明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开明。开明的核心有四点：一是民为贵，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章句下》)这已成为经典性的话语。二是广开言路，从谏如流，班彪说：“从谏如顺流”(《文选·王命论》)，这是明君的必要条件。三是举贤授能，《礼记》说：“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举贤而置之。”(《礼器》)这是治理国家的重要举措。四是以法为准，唐太宗说：“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贞观政要·公平》)，其中包含了一定程度的法治思想。中国人往往将“盛世”与“开明”联系起来，称之为“开明盛世”。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这些盛世都是比较开明的。即以唐代为例,太宗对太子说：“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贞观政要·教戒太子诸王》)太宗问魏征：明君和暗君的分别。魏征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贞观政要·君道》)太宗深以为 然。先天二年，玄宗任命姚崇为相。姚崇针对当时存在的问题，提出“十事”，从施行仁义、不求边功、停止宦官和外戚干政、免除杂税等十个方面申述了自己的意见，玄宗从谏如流，取得很好的效果。姚崇罢相时，推荐刚正极勇的宋继任相位。宋继续贯彻姚崇的政策，使得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宋代的政治设计也有一定的开明性。宋代健全了一整套文官制度,皇帝和大臣、中央和地方、行政和监察,既相配合也相制约。就以皇帝与大臣的关系而言,陈亮引仁宗的话：“措置天下事，正不欲专从朕出。,,不若付之公议，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不以为便，则台谏公言其失，改之为易。”(《龙川集·论执要之道》)仁宗表示，处理天下事不专由自己一个人决定，便是一种相当开明的态度。中华文明的历史告诉我们：文明的发展需要开明，惟开明才能广得人心，惟开明才能云蒸霞蔚。
大道无形，大德可致。中华文明的未来是光明的，但是，现在中华文明复兴之路上仍有许多歧途，干扰和风险存在。因此我们必须克服这些因素，中华文明才能生生不息，历久弥新。正如《易》曰：见龙在田，天下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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