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方源词的演变过程及其诱因孙庆玉(韩国庆山大学)[中图分类号]H 1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365(2000)06—0049—04一 方言受特定地方经济、文化、风俗的影响，带有浓郁的地方彩，许多方言词的意义生动活泼，富有表现力，普通话曾经吸收了许多方言词(现在也在吸收有用的方言词)借以丰富普通话的词汇及其表现力。普通话里从方言来的词已成为共同语词汇的重要组成成员，因此与还在方言内的词郴是一个系统，也不能相提并论。刘叔新认为在具体的某些方言里存在，但具有与共同语或卿他(所有或绝大多数)方言不同的特殊意义、特殊结构材料或结构方式的词是“方言词”。虽从方言来，被吸收到普通话已成为普通话中一员的词就是“方源词”。①如按照刘叔新的说法，把被吸收到现代共同语的方言词就叫做“方源词”，那普通话里的“方源词”既有来自基础方言—北方话的，也有来自吴方言、粤方言等南方话的。被吸收到普通话里来的方言词大体上还带点儿方言彩，使用久了方言采就逐渐淡化了，结果一般人就感觉不到哪个词是从方言来的。比如，现代汉语里的“筷子”至明代为止是吴方言，明代陆容在《菽园杂记》里曾说:“民间俗讳，各处有之，而吴中为甚，如舟行讳住，讳翻，以箸为快儿，幡布为抹布” 。②吴方言的“筷儿”替代“箸”，成为共同语的一员，现在“箸”反而只在某个方言地区使用③或者在古代文言里才能看到。此外,“烫(衣服)”、“垃圾”、“搞”和“泡茶”原来也是从吴方言吸收到普通话来的“方源词”,④这些词的使用频率比共同语已有的“熨(衣服)”、“ 土”、“做”和“沏茶”还要高，假如不是语言研究者的话，现在几乎很难察觉它们来自于方言。本文研究的目的在于探讨那些原本是方言词，但现已成为普通话词汇
的一员而被广泛使用着的词的演变过程及其诱因。二被吸收到普通话里的方言除了基础方言北方方言以外，吴方言中的上海话占多数。“普通话”多吸收上海话是与30年代初期在上海发起的“大众语运动”有密切关系的。1934年的大众语运动发源于上海地区，提倡书面语应该彻底接受人民大众的口语，反对当时的文言复兴趋势的语文改革运动。在大众语的标准问题上有人主张以北京话为标准，也有人主张由于当时尚未广泛推广全国通用的共同语，故不妨吸收方言。现代汉语方源词的演变过程及其诱因不仅是因为受这些主张吸收方言·
94·①②③④周祖谟(1957:21)。《现代汉语词典》和《中韩辞典》的“箸”字后面都有表示方言词的〈方〉，由此可知中国的某些方言地区还使用着从古代一
陶瓦>acm
兖矿休闲网络直沿用下来的“箸”。《辞海》缩印本(1979:1887)。《汉语描写词汇学》(1990:244—245)。
的影响，还因为参加这次运动的主要是上海文化界人士(其中多数是报刊编辑)、当时文学是从上海发展起来的等原因，故除了北方话以外，上海话通过文学作品进入了现代词汇。“晓得”、“打烊”、“面孔”
、“弄堂”、“烧饭”、“垃圾”、“尴尬”、“花头”等都是从吴方言中的上海话进入“普通话”里的所谓“方源词”，大部分词与“普通话”里已有的意义相当的词形成同义关系。由此可知，原本是上海话的“垃圾”胜过基础方言北京话的“ 土”，在“普通话”中稳住了它的主导性地位。以上海话为主的南方话进入共同语以后，发生了与已有的词并行使用的现象，对此日本的香坂顺一先生(1991:169)曾提出过“北方话和南方话”的对当关系。 梨—梨子 车—车子 猴儿—猴子 桃儿—桃子 稻子—谷、谷子 面—面粉 面条儿—面 烟卷儿—纸烟、香烟 屋子—房间 炉子—火炉 种地—种田 哆嗦、打颤—发抖、打战 着凉—受凉 喜欢—欢喜知道—晓得 小心、留神—当心 忘了—忘记 想起—记起 干净—清爽 容易—便当 什么—啥 怎么—咋 一块儿—一起、一同 (左边是北方话，右边是南方话)五四以前的《西游记》、《儒林外史》等作品是用南方口语写成的白话小说，五四以后的白话文作品当中由南方作家写的作品为数颇多。香坂顺一认为这些词被吸收到普通话里来，已形成了南方话与北方话的对立状态，尤其是“房间”、“香烟”、“晓得”、“忘记”、“一起”等词已成为普通话词汇的一员，几乎完全磨掉了南方话彩。根据香坂顺一的主张，这些词应看作来自南方话的“方源词”。除此之外,“车子”、“猴子”、“面粉”、“火炉”、“种田”、“发抖”、“打战”、“受凉”、“当心”、“啥”、“咋”等词也能看作来自南方话的“方源词”。自近代以来，上海和广州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两大港口城市，许多外来词(除了上海话的“脚踏车”之外都是音译词)首先是在这两个地方翻译并流行后逐渐进入到共同语的。有些音译词不符合普通话的发音规则，例如“沙发”是把英语“sofa ”译过来的，上海话里“沙”发音为[so ],“加拿大”是“Canada ”，上海话里把“加”发音为[ka ]，这些词与上海话的发音吻合，由此可知很多词当时首先
在上海地区翻译后，被吸收到普通话里来的。“”(op ium )和“三明治”(sandw ich )等是在广州翻译的外来词。①除了上述被吸收到普通话的词之外，上海话和广州话里还有很多外来词尚未被吸收，而在方言地区内的口语中使用。例如上海话有“史到婆”(stop )、“切司”(cheese )、“沙司”(sauce )、“杰母”(gam )等，粤语(包括香港在内的)有“士多店”(sto re )、“的确凉”(decron )、“快巴”(fiber )、“威士”(w aste )等。最近引人关注的是上述的这些词当中，有包括香港在内的粤方言外来词。广州地区是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全国各地的人来这里工作，这一地区成为全国人最向往、最关注的地区，从而“的士”(tax i )、“巴士”(bu s )、“恤衫”(sh irt )、“菲林”(fil m )等原来未进入普通话的音译词在全国广泛流行开来，使用频率上已威胁到原有的“出租汽车”、“公共汽车”、“衬衫”、“胶卷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新音译词已经具有了构词功能，普通话的口语和书面语里已广泛使用“大巴”、“小巴”、“中巴”、“打的”等词，这些词当中“大巴”、“中巴”、“小巴”分别是“大型巴士”、“中型巴士”、“小型巴士”的缩略形式,“打的”从香港话“搭的士”中分别拿来“搭”的谐音“打”,“的士”的“的”而形成的，音译的“巴”、“的”极有可能成为新的汉语语素。下面是从吴方言、湘方言和广东话里被吸收到“普通话”里的词(右边的词是“普通话”里已有的词)。 脚踏车(吴方言) 自行车 晓得(吴方言) 知道打烊(吴方言)收市面孔(吴方言)脸尴尬(吴方言)为难烧饭(吴方言)煮饭烫斗(吴方言)熨斗泡茶(吴方言)沏茶日头(吴方言)太阳蹩脚(吴方言)差劲儿，劣·05·①周振鹤，游汝杰(1986:235—237)。
把戏(吴方言)手脚揩(吴方言)擦吃得消(吴方言)撑得住触霉头(吴方言)倒霉里手2(湘方言)内行番薯(广东，福建)甘薯三除了上海话之外，属于基础方言的北方各地区的方言自从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
上呼吁认真学习大众的语言，用大众的语言来写东西以后，许多作家受“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影响，经常将陕北方言、东北方言及西南方言等北方话吸收到书面语里来。北方人对南方话，南方人对北方话当然感到稍微不习惯,“不要～”意思的“别”在数十年以前只在北京地区使用的事实让我们难以置信。出生于南方浙江绍兴的鲁迅曾说过:“我是反对用太限于一处的方言的，例如小说中常见的‘别闹’,‘别说’等类罢，假使我没有到过北京，我一定解作‘另外捣乱’,‘另外去说’的意思，实在远不如较近文言的‘不要’来的容易了然，这样的只在一处活着的口语，倘不是万不得已，也应该回避的”。①北方话里另有一个“甭”(=不要)。现在这两个词都是以“普通话”的一员广泛使用着。下面是从北方方言来的“方源词”(右边是“普通话”里已有的词)。 搞(西南官话) 做，干，弄，办 房地产运营管理奸(西南官话)狡猾帮(西南官话)替打牙祭(西南官话)开荤耗子(北京土话)老鼠自个儿(北方官话)自己垮(北方官话)塌，倒啥(北方官话)什么咋(北方官话) 怎么伤脑筋(北方官话)头痛2整人(北方官话)欺负二流子(北方官话)流氓媳妇儿(北方官话)妻子地瓜(北方官话)甘薯把戏(北方官话)手脚 至于动词“搞”，看现在的使用频率很难想像它是从方言里来的，它是1949年中国政府成立以后从西南官话(西南方言)吸收到“普通话”里来的。1949年以前除了西南方言地区以外，北方方言地区及其他方言地区作家们几
乎都不用“搞”,②“搞”一进入普通话就在很短时间内获得与“干、办、做、弄”等动词同等的地位，广泛使用于报纸、杂志和日常对话里。“搞”到“普通话”来不久，老舍就对“做、干、搞”等词运用上的细致差异进行了分析:“我写一句话要想半天，比方写一个长辈看到自己的晚辈有出息，当了干部回家了，他拍着晚辈的肩说:“小伙子,‘搞’的不错呀!”这地方我就用‘搞’，若不相信，你试用‘做’，用‘干’，准保没有用‘搞’字恰当、亲切。假如是一个长辈夸奖他的侄子说:‘这小伙子，做事认真。’在这里我就用‘做’字，你总不能说“这小伙子,‘搞’事认真。”要是看见一个小伙了在那里劳动得非常卖力气，我就写‘这小伙子，真认真干。’这就用上了‘干’字。像这三个字:‘搞’,‘干’,‘做’都是现成的，并不谁比谁更通俗，只看你把它搁在哪里最恰当、最合适就是了。”③‘搞’的意义领域日益扩大，目前已扩大到用“干、办、做、弄”等词的意义代替不了的许多意义领域，已成为现代汉语里使用范围最广、出现频率最高的词之一。④四上面简单介绍了现代汉语方源词的演变过程和现状。普通话从南方话里吸收了不少上海话和·
15·①②③④龚千炎，胡治农(1989:53—54)。老舍(1955)。鲁迅(1881—1936)的小说和杂文里看不到“搞”。鲁迅(1993:192)
。
广州话，也从北方话里吸收了许多北方方言(北方官话)。这些词进入普通话的时期各不同，但两个都与标榜“文艺大众化”的某些运动有密切关系，并响应当时文学作品要吸收人民大众的语言之时代趋势和要求而进行的。一般来讲，普通话吸收哪个地区的方言较多是与那个地区经济、文化或者政治方面的力量有着密切关系的。譬如说广州在中国最早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搞活经济方面起龙头作用，不仅如此，使用广东话的深圳市又发展为中国规模最大、经济效益最高、人员往来最为频繁的经济特区，广州话的影响力逐渐增加。对于香港词汇通过深圳进入普通话的过程，有一个时事杂志说得好:“语言除了透过政治上的融合之外，毕竟也受到经济及文化影响，有时甚至会凌驾于政治”。①广东话里的“酒店”在普通话里已普遍使用，今后“炒更”、“单车”、“雪糕”等粤方言词进入普通话并与已有的“加班”、“自行车”、“冰激凌”等词并行使用、平分秋的局面也许不会十分遥远，甚至极有可能会像“的士”一样在使用频率上凌驾于它们之上，最终取代它们。参考文献:[1]辞海[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
[2]刘正琰，高名凯.汉语外来词辞典[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3]陈 刚.北京方言辞典[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4]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5]陈建民.汉语口语[M ].北京：北京出版社,1983.
手拉手情系贫困小伙伴
[6]袁嘉骅等.汉语方言概要[M ].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83.[7]何耿镛.汉语方言研究小史[M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8]陈 原.语言与社会生活[M ].香港：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4.[9]陈 原.社会语言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徐重阳
[10]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11]张继华.常用口语语词[M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88.[12]罗常培.语言与文化[M ].北京：语文出版社,1989.[13]史存直.汉语词汇史纲要[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14]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15]李家树.语文研究和语文教学(增订本)[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16]李家树.汉语词汇讲话[M ].香港：现代教育出版社,1993.[17]郭锦桴.汉语与中国传统文化[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18]香坂顺一.中国语の单语の话—语汇の世界[M ].东京：光生馆,1991.[19]香坂顺一，郑宪哲编译.中国语学入门[M ].汉城：高丽园,1986.[20]周祖谟.汉语词汇讲话(十五)[J ].语文学习,1957,(3).[21]鲁 迅.关于翻译的通信[A ].二心集[C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22]老 舍.关于文学的语言问题[Z ].文艺月报[N ].1955,(7).[23]郭良夫.论方言词的确定[A ].语言研究论从(四)[C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24]龚千炎，胡治农.略说动词“搞”[A ].语言学论文集[C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25]詹伯慧.方言和规范化杂议[A ].语言与方言论集[C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26]张清常.北京话入普通话的轨迹[J ].语言教学与研究,1992,(4).[27].在延安座谈会上的讲话[A ].选集(三)[C ].[28]胡奇光.我国近代的两次书面语改革运动——白话文运动和大众语运动[A ].语文现代化[C ].1990.·25·①《华人的“口舌之争”》亚洲周刊1992年3月,26页。
豫公网安备41160202000603
站长QQ:729038198
关于我们
投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