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严重破坏了日本的社会经济。正当日本经济进退维谷之际，1950年6月爆发的朝鲜战争给日本带来了重大转机：地处朝鲜东邻的日本成为美军的军事基地和作战物资供应地，战争“特需”直接推动了日本经济的发展。战争不仅给日本带来了直接的经济效益，随之而来的政治影响也使日本经济间接受益，极大地助推了日本日后的经济腾飞。
在战后日本经济发展史上，1945——1955年是一个关键时期。其间，日本经济从战后满目疮痍的废墟中站了起来，恢复了元气，为50年代中期后的高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一时期中，1950年6灌溉定额月爆发的朝鲜战争对日本经济产生了特殊的影响。本文拟从这场战争给日本经济形势带来的转机、直接和间接的。
括驻日联合国军官兵的消费开支、向南朝鲜提供的物资以及外国有关机构支付的款项等。这些都成为日本骤然间使“国际收支变为大幅度黑字的一个重要原因” 。据日本官方统计，从朝鲜战争爆发到１９５３年间，狭义的“t612
特需”累计达１２．８亿美元，广义的“特需”累计高达２３．８亿美元。至１９９５年，“特需”累计达到了３５．３亿美元。而且，在美国全力应付战争、出口量锐减的同时，被卷入“冷战成人博客”体制的西欧各国也因加速扩军备战而急需扩大进口， 这也为日本商品进入世界市场大开方便之门。以此为起点，日本的出口急剧增长，仅１９５０年７月份的出口总额即为７４００万美元，比６ 月份增加１８％，创造了战后日本月出口额的最高纪录。“稳定危机”期间积压下来的约１０００—１５００亿日元的滞销商品竟也被抢购一空。朝鲜战争爆发后的一年间，日本商品的出口价格反弹了４３．５％。“特需”带来的直接外汇收入，１９５１年为５．９亿美元，１９５２年、１９５３年分别都达到８亿美元以上。日本外汇储备余额从１９５０年６月底的２．８６亿美元，增加到１９５２年５月底的１１．７７７亿美元，增长了４倍。原本十分暗淡的经济形势突然间豁然开朗起来，难怪日本垄断集团及其代理人全然不顾朝鲜民族的苦难，为所谓“神风”来临欢呼雀跃。当时的首相吉田茂宣称：“朝鲜战争的发生对日本经济将给予良好影响。”日本经济新闻社则直言，“朝鲜战争带来的特需热潮把由于道奇路线造成的萧条气氛一扫而光，它成为之后经济高速发展的契机。”借此“天赐良机”，日本经济终于走出了“战后经济”的低谷。
朝鲜战争对日本经济的直接推动
金山打字通2002
因与战争相关联，朝鲜战争“特需”使日本最先受益的是纺织业和金属业，即所谓“绞丝旁（
纟）景气”和“金字旁（钅）景气。”１９５０年６月至１９５１年３月，日本纤维和金属品的价格平均上涨９０％。随着朝鲜战争的扩大，美国的“特需”订货涉及面越来越广，几乎动员了日本所有经济部门的力量，从而使日本工矿企业的生产迅速活跃起来。据统计，朝鲜战争期间，日本电力的７０％、煤炭的８０％、船舶和陆地交通的９０％以上，都供侵朝美军使用。１９５０—１９５２年，美军动用的日本铁路的客、货运输量远远超过了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日军的运输量。日本重、化工业部门的许多工厂大量生产美军军需品，承担了军用劳务。日本大部分的财政资金和银行信贷也集中投入到与战争有密切关系的电力、海运、造船、钢铁、化学、金属机械等工业部门，这些部门的大企业充分利用这种有利条件，竟相引进美国的技术和资本，迅速取得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日本大藏省作过调查，１９５１年一年间工矿业生产竟然膨胀了３６．８％，以战前为基准计算的生产指数从１９５０年的８３．６％增长到１９５１年的１１４．４％，超过了战前水平。其中，冶金工业生产增长超过了４４％，机械工业超过了９７％。到１９５３年，日本工业生产比战前增长了５５％。主要工业品产量大大超过了战前水平，钢铁增长了４６％，船舶增长４７％，水泥增长５４％，电力增长幅度更大，近乎１倍。 战争以来的经济景气给日本资本家带来了高额利润。根据三菱经济研究所统计，日本加工
全高清视频直播系统工业部门的公司利润率在１９５０年上半年至１９５１年上半年，从２．７％提高到１０．５％，增长了近３倍。其中化纤工业部门的利润率提高最快，从４．１％上升到３５．８％，棉纺业部门从４．８％提高到２０．２％，纸浆工业部门从５．１％升为１７．９％。而且，这一时期企业利润的７０％— ８０％，甚至９０％以上保留在公司内部，这种情况使日本大企业公司的财力和生产能力迅速膨胀起来。
在大量增加利润的基础上，各产业部门的设备投资和技术革新的投入出现了高潮。投资热潮是从原材料的扩充开始的，从１９５０年底起逐渐转移到生产设备的扩充和更新。三菱经济研究所的调查表明，６００家主要大企业的原材料库存额从１９５０年上半年的１３７亿日元增加到１９５１年下半年的３１４９亿日元，增长了１．３倍。另据日本开发银行的调查，这一期间的产业设备投资总额从１９５０年度的２３４４亿日元增长到１９５１年度的４３８９亿日元，增长了８７％。从投资去向看，１９５０年度以纤维、化学肥料和运输为重点，进入１９５１年度之后，投资中心转向电力、海运、钢铁、煤炭基础产业，此即当时所谓的“四大金刚”。过去由于这四大基础产业生产能力不足，妨碍了整个生产的扩大，所以在朝鲜战争促生的经济活跃的条件下，日本政府相继实行了以上述四大产业为中心的产业复兴措施和鼓励资本积累的方案。 首先，整备金融机构。１９５０——１９５２年，先后设立了日本输出银行（后改为输入银行）、开发银行、长期信用银行。其中的开发银行和长期信用银行即以向主要产业提供长期低息设备资金为使命。第二，在税制上针对性地设立优惠措施。１９４９——１９５０年，在美国加普使节团的劝告下，日本进行了税制改革。“加普税制”将重点放在促进资本积累上，将１９５０年度的国税减少６００亿日元，地方税反增４００亿日元。１９５０年后，日本政府为鼓励设备投资和出口，又制定了新的特别租税措施：免税准备金及特种基金制度，对于企业的呆帐准备金、退职工资专用基金、电力会社的枯水准备金等，均承认为企业经费而免征或减征税收，鼓励企业增加储蓄；实施特别折旧制度，即为促进向特定领域的投资，在税法上规定了比一般折旧率更高得多的折旧率，其对象主要是重要机械及合理化需要的机械、开发研究用机械设备及新技术企业化用机械设备等等；建立出口所得的特别退税制度及出口损失准备金，鼓励出口。这些措施后来成为企业课税制度的基础，促进了企业资本积累。第三，根据《外贸管理法》建立起外汇分配制度。这个制度主要是为了维护国际收支平衡而制约进口总额、按项目分配外汇，允许规定数量进口的政策。同时，外汇分配还利用作为国内产业保护政策的一种。例如，为了扶植本国汽车工业，有１０年以上的时间严格限制汽车进口。第四，鼓励根据《外资法》进行技术引进。
由于此法保护，朝鲜战争期间，各企业技术合作式的技术引进逐年增多。１９５０年有２７件，１９５１年上升为１０１件，１９５２年为１３３件，１９５３年为１０３件。
依赖于政府的这些倾斜政策，日本的电力、钢铁、煤炭等基础产业的投资迅速扩大。钢铁工业的比重从７．８％上升为１０．１％，电力工业的比重从８．４％上升为１２．６％。政府的这些促进积累政策的实行，也使民间企业的设备投资充满了生气。１９５２年，政府的固定投资增长率为１１．４％，１９５３年为３６．６％，而同期民间投资的增长率则为１７．１％和２６．７％。这样，国民总固定投资在１９５２年增长１８．８％，１９５３年增长２９．４％。故日本当时的经济白皮书称１９５２年为“消费景气”，１９５３年为“投资景气”。上述支柱产业的稳固发展，为日本经济复兴的长期计划奠定了基础。
乐益民当然，这些投资多半是用于对闲置旧设备的重新运转方面，引进以新技术为基础的现代化设备还刚刚起步。但是，日本企业公司借此机会在战后第一次为积累资本打下了基础，为实现产业合理化制造了有利的前提条件也为下一个阶段的经济高速发展鼓足了后劲，日本经济进入了良性循环。所有这一切，与朝鲜战争所刺激的经济活跃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
这种突发性的“景气”，日本的许多经济方案、设想，尤其是不惜工本扶助基础产业政策的实施难度可想而知，至少还要酝酿更长的时间。日本经济企划厅对日本经济在这一阶段的发展有一个中肯的认识：由于朝鲜战争，“日本经济才得到了活路，从这个意义上说，动乱（指朝鲜战争——引者著）是日本经济的回生妙药。”
朝鲜战争对日本经济的间接影响
朝鲜战争不仅给日本带来了直接的经济效益，随之而来的政治影响也使日本经济间接受益，为后来的腾飞提供了极强的助推力。
在战后东西方对立日益加剧的国际政治形势下，美国的全球战略和远东政策需要作出新的调整，日本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相应地重要起来。对此，麦克阿瑟直截了当地指出，“日本成为维护美英两国权益的前线基地”，成为“拦住共产主义东进和南进的壁垒。”美国要实现这种新的战略构想，首先就必须考虑与日本实现媾和。作为战后冷战格局形成过程中的第一场热战的朝鲜战争的爆发，使美国的政策调整更是迫在眉睫。１９５１年９月，旧金山对日媾和条约签署，次年生效，战后长达６年之久的公开占领状态结束，日本获得了主权独立。
严格地说，旧金山体制是美国对日本的半占领状态。耐人寻味的是，这种状态竟是日本人自己争来的。在签订媾和条约与安全条约前后，美国要求日本建立现代化的陆海空三军，以建立日美相互共同防御体系，实际上要日本承担防务开支；日本则坚持只建立能够维护国内治安的最低限度的自卫力量。日本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首相吉田茂关于战后日本复兴的战略思想。吉田茂审时度势，巧妙地利用东西方冷战所造成的复杂而微妙的国际政治形势，以及美国拉日本作为同盟者的目的，作为复兴日本经济的有利条件。他批判主张全面媾和的南原繁东大总长是“曲学阿世”，并不顾国内许多人的反对，在旧金山条约上签了字。在一般人看来仍然是屈辱的日本之国际地位，吉田茂始终处之泰然。１９６７年，他在为《大英百科全书》撰写的文章中一语道破天机：“因为日本在经济上还没有复兴”，“当时为了实现经济独立，日本正处于不得不强迫国民过艰苦生活的困难时期。这时，为非生产性的军备花费巨额资金，将会严重地推迟日本的经济复兴。举例说来，这种作法就好像让瘦马负重载一样，特别是现代的军备需要花费巨额资金。因此，如果建立实际有用的军备，日本的经济就会遭到破坏。”
吉田茂的这种战略思想成为战后较长时期内日本政府奉行的经济发展和对外政策的总方针。从此，日本把防卫全部委托美军以节省军费，本国则致力于加强经济力量。在这种特
殊关系下，日本的军费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５０年代从３％下降到１％，此后一直没有超过１％，约等于美国的１／４１７。当然，军费开支的减少并不能直接说明对日本经济的发展究竟起多大作用，但由于减少了大量军费开支，日本有可能以高于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投资率进行固定资本的更新和扩大，则是确定无疑的。而且，媾和条约签订后，就连日本作为战败国理应履行的主要义务——向东南亚受害国赔偿损失，也不仅没有给日本带来沉重的负担，反而起到了促进经济腾飞的助推力的作用。
一方面，旧金山和约规定，赔偿方式由日本提供“在制造业、打捞业上及其他工作上的服务，供各该同盟国利用，作为协助赔偿各该国修复其所受损害的费用。”从外贸的角度来看，日本的这种赔偿实际上就是日本商品对赔偿国的出口。而且这种商品的出口既不须向赔偿接受国支付关税，也不会遇到竞争者，从而能够在东南亚市场上占有阵地。与此同时，日本还通过多种方式的劳务输出、技术指导及培训技术人才的形式使各受偿国对日本产品形成了某种依赖性，从而为日本工业提供了长期的、持续稳定的出口市场和原料产地，促进了日本重工业的发展，增强了国际竞争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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