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战败投降到现在已近５９年了。在中国人民和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看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早已是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不容否定。但是，时至今日，日本国内的一些右翼势力，仍在喋喋不休地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妄图篡改日本侵华史，复活日本军国主义。如说什么１９３１年日本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仅仅是日本军队“爆炸”了南满铁路的局部地区；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建立的伪满洲国“是(日本）想在中国大陆建立第一个现代的法治国家”；“日本政府进行大东亚战争的目的是自存自卫和为了把亚洲从欧美统治下解放出来，而且宣布要建设大东亚共荣圈”；“七七”事变后日本全面侵华是“全面进攻”；日军在中国实行“三光”政策是由于“抗日运动的展开，迫使日本军队保证治安”，等等。那末，事实是不是这样呢?请听听历史的证言。 国际文件对日本发动的对华战争性质的判断
(一）日本对华战争期间形成的国际文件对日本发动的对华战争性质的判断
日本对华战争期间形成的涉及日本对外战争的国际文件甚多。但是，凡涉及日本对华战争的国际文件，都是毫无例外地断定日本对华战争是侵略战争。例如，１９３３年２月２４日，国际联盟大会通过的关于九一八事变的李顿调查团“报告书”，虽然极力为日本侵华行径开脱罪责，但也不得不指出，在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在中国沈阳乃至整个中国东北的军事行动，“不能视为自卫措施”，“日本在争端的全部过
程中采取的军事措施，也不能视为自卫措施”。既然不是自卫措施，那又是什么呢?当然是侵略。１９３９年１月，各国共产党在题为《争取积极援助西班牙共和国》的呼吁书中写道：“如果没有这个极其有害的、各国共产党人从第一天起就向之进行斗争的政策(指二战前英、法、美等国对德、意、日法西斯侵略者采取的绥靖政策――笔者），就不会有奥地利的兼并，日本侵略中国的扩大……”。该呼吁书在这里明确指出，当年日本对中国的战争是正在扩大的“侵略中国”的战争。１９４２年１月１日，英国、美国、苏联、澳大利亚等２６国签署的《联合国家宣言》宣布：“它们现在正对力图征服世界的野蛮和残暴的力量从事共同的斗争”。这里所指“力图征服世界的野蛮和残暴的力量”，显然既包括当时正在欧洲进行侵略和扩张的德、意法西斯，亦包括正在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等进行侵略和扩张的日本法西斯。１９４２年６月２日，中、美两国政府在签订的《中美抵抗侵略互助协定》中，所提“侵略”二字，则是指日本对中、美两国的侵略。１９４３年１２月１日，中、美、英三国签订的《开罗宣言》宣布：“我三大盟国此次战争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１９１４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的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岛等”，归还中国。这些内容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对华战争的侵略性质。１９４５年２月１１日，苏联、美国、英国三国签订的《雅尔塔协定》规定：苏联本身表示准备和中国政府签订一项苏中友好同盟协定，“俾以其武力协助中国达成自日本枷锁下解放中国”一事。同年７月２６日，中、美、英三国在签订的《波茨坦公告》中又指出：“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之权威及势力，必须永久剔除”，并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开罗
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这就再次强调了日本对华战争的侵略性质。直到同年８月１５日，瑞士驻美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受日本政府之托在致美国国务卿的照会中还写道：“日本政府准备接受１９４５年７月２６日由美国、英国以及中国政府，以及后来由苏联政府签字的在波茨坦发表的联合宣言中所列举的条款”。这一照会说明连当时的日本政府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对中、美等国进行的战争是侵略战争。
(二）日本投降后形成的国际文件对日本发动的对华战争性质的判断
日本战败投降后形成的涉及日本对华战争性质的国际文件虽为数不多，但亦都指出日本对华战争是侵略战争。例如，在作为国际文件保存下来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的第五、六、七章，专门陈述了“日本对华的侵略”、“日本对苏联的侵略”及“太平洋战争”等侵略罪行。在第九章“起诉书中罪状的认定”中，则明确判定东条英机等被告，“在１９３１年，他们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占领了满洲和热河。到１９３４年，他们已经开始侵入了华北，在华北驻兵，并树立了专为他们的目的而服务而组织的各种傀儡政府。自１９３７年以后，对中国继续进行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侵略和占领了许多中国领土，设立了仿效上述形式的各种傀儡政府，并且开发中国的经济和天然资源以供应日本之军事和一般人的需要”。日本投降后，遭受日本侵略最为严重的中国政府依法成立战犯处理委员会，颁布了《战争罪犯审判条例》，并在各战区设立了审判战犯的军事法庭。１９５６年６月９日至７月２０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军事法庭分别在沈阳和太原依法对日本侵华战犯进行了审判和惩处。而对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及其审判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战后日本政府
也已表示予以承认，并且在法律上也作出了相应的承诺。如１９５１年９月８日，日本政府在《对日和约》即旧金山和约的第１１条中就曾这样表示：“日本接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与其他在日本境内或之盟国战罪法庭之判决，并将执行各该法庭所科予现被监禁于日本境内之日本国民之处刑。”美军南海活动新特点
在１９７２年９月２９日签订的《中日联合声明》中，日本政府表示：“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１９７８年８月１２日中、日两国在签订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又指出：“确认上述联合声明(指《中日联合声明》――笔者）是两国间和平友好关系的基础，联合声明所表明的各项原则应予严格遵守。”日本政府在这里所说的“反省”，当然是反省日本过去侵略中国的罪行。如果过去日本对华战争不是侵略战争，那又何必“反省”呢?
总之，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和战后形成的一系列涉及日本对华战争的国际文件，无不断定日本对华战争是侵略战争。正因为如此，日本右翼势力篡改日本侵华史，不仅是对公理和正义的挑衅，同时也严重违反了体现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国际关系准则的有关国际文件的精神。
日本正直的历史学家对日本发动的对华战争性质的认定
在日本，除极少数右翼历史学家对日本１４年侵华史进行歪曲和篡改之外，绝大多数真正的历史学家则旗帜鲜明地认定日本对华１４年战争是侵略战争。其主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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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以九一八事变为开端的日本对华局部战争性质的认定
日本真正的历史学家们尽管各自的研究角度不同，研究水平各异，但他们通过对大量历史资料的分析和研究，却异曲同功地得出这样的结论：以九一八事变为开端的日本对华局部战争是日本对华的局部侵略战争，同时也是日本妄图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开始阶段的战争。例如，信夫清三郎在所著《日本政治史》(第４卷）一书中写道：“满洲事变”“乃是把此后１５年间的世界与日本投入战火的侵略战争的开端。日本侵入中国的领土，把满洲从中国的主权下分割出去，制造了成为日本的傀儡的满洲国”。井上清在所著《昭和五十年》一书中写道：“１９３１年(昭和６年）９月１８日，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所谓‘满洲事变’”。“从那时起，日本不断地扩大侵略中国的战争，不久便和德国、意大利结成同盟。其目的不仅是要征服中国，还要征服整个东亚，与美国、英国、法国、苏联及其他几乎是全世界所有国家作战”。藤原彰在所著《日本近现代史》一书中写道：“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满
洲’以后，继续追求其一贯向中国内地扩大侵略的目的。尤其是关东军把‘满洲国’治安难以维持归咎于来自中国内地的支持，为打开经济开发的困境，希望获得华北的资源，因此它所策划的分离华北的工作便是露骨的扩大军事侵略”。江口圭一在所著《日本１５年侵华战争史》一书中写道：“１５年战争第一阶段的满洲事变，就这样在关东军的谋划和一意孤行下，以偷袭中国军队的方式开始了。这是旨在解决满蒙问题即占领满蒙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祢津正志在所著《天皇裕仁和他的时代》一书中写道：“满洲事变的责任不单在陆军一方，民政党政府和若木规也有责任。而且，天皇也负有重大责任。因为宣战大权属于天皇，而他却亲自撕毁尊重中国主权的国际条约，不经宣战即下令侵略中国。”骑士车
(二）对以七七事变为开端的日本全面对华战争性质的认定
日本正直的历史学家们通过对大量历史资料的分析和研究后，同样认定以“七七”事变为开端的日本全面对华战争是全面侵华战争，同时也是日本妄图独占整个中国的战争。例如，井上清、铃木正四在所著《日本近代史》(下册）一书中写道：“１９３７年(昭和１２年）７月７日，日军在北京西南郊外卢沟桥演习中，以头上有弹飞来为借口。向中国军队进攻。……日军在华北加强力量后，７月２８日同时向北京、天津周围进攻，次日已占领附近一带要地。８月１３日，日本海军在上海又重新挑起战争。次日政府发表声明说：‘为了膺惩中国军的凶暴，采取坚决措施’，并决定向华中派遣陆军，开始了侵略中国的全面战争。”升味准之辅在所著《日本政治史》(第３册）一书中写道：“以近卫组阁后不久，突然爆发的卢沟桥事变为契机，一举扩大对华侵略，而战线太长又使处于胶着状态的战争陷入持久战的泥潭。”铃木英司在所著《２００１年日中关系的回顾》一文中写道：“在近代史中给中国和中国人民带来最大伤害的是日本军国主义，由于这场侵略战争，中国伤亡３０００万人以上，并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中国是侵略战争的最大受害者。”铃木在这里所提的“这场侵略战争”，显然是指以“七七”事变为开端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高桥勇治在所著《我所认识的岛村先生》一文中写道：“本书(指岛村先生所著《中国归来的战犯》一书――笔者）用岛村先生亲自经历过的大量活生生的事实，极其深刻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伪满进行的极为残酷的侵略罪行。当时，不仅岛村一人，而且许许多多的日本人，都相信所谓把中国人民从军阀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建设‘王道乐土’和‘大东亚共荣圈’等欺骗
宣传，实际上，这完全是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而发动的侵略战争，大肆推行‘三光政策’，杀害了许多无辜的中国人民的宝贵生命，掠夺了大量的物资财富。”
综上所述，在日本历史学家中占绝大多数的正直的历史学家们，几乎是不约而同地认定日本发动的长达１４年的对华战争是地地道道的侵略战争，并不遗余力地对这场侵略战争进行揭露和批判。
日本侵华战犯对日本发动的对华战争性质的自述
对于日本发动的１４年对华战争的侵略性质，许多日本战犯尤其是一些直接参与侵华战争的日本战犯在战后的一些自述中也并不讳言。例如，原日伪山西省顾问辅佐官城野宏在所写《我的忏悔书》一文中写道：“我痛恨我自己，我痛恨使我犯下这些罪行的日本帝国主义”；“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必定要被人民所打垮的，日本在侵略战争中所得到的却是惨败，日本人民也承受了巨大的灾难”。原日军华北方面军第１军独立混成第３旅团独立步兵第７大队中队长菊地修一在所写《是我夺去了这个１６岁少年的生命》一文中写道：“我作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工具，侵犯了中国神圣的领土，并且实施了违反人道主义和国际法准则的杀光、烧光和抢光的‘三光政策’。”原日伪蒙古自治邦政府大同省第１２野战警察集团警尉首席指导官神野久吉在所写《烧毁山西省灵丘县城》一文中写道：“所谓日本帝国主
武汉十五中张飞跃事件
义的‘圣战’就是这样的残酷。‘确立大东亚共荣圈’和‘八一宇之精神’的真相就是这样非人道至极的东西。”原日军华北方面军第１军独立步兵第１４旅团独立步兵第２４４大队中队长高屋三郎在所写《烧
杀》一文中写道：“我犯了这样严重的滔天罪行，但这种罪行并不限于我驻扎的地方，所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过的全中国，没有不犯这种罪行的。”原伪满滨江省公署警务厅特务科外事股长大野泰治在所写《我残酷地刑讯了赵一曼》一文中写道：“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不但给予中国人民以极其重大的灾难，也使日本人民陷入悲惨的境地。”
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一些日本侵华战犯在战后的自述中，不仅努力揭露日本对华战争的侵略本质，而且还极力反对日本右翼势力篡改日本侵华史和妄图恢复日本军国主义等反动行径。例如，原日军第５９师团第５４旅团第１０９大队炮手、兵长宫崎敏夫在所写《血的会餐――炮轰集市的抢劫――》一文中写道：“侵略中国后‘烧光、杀光、抢光’――这是
‘进入’，这种普通的词句是表现不出来的。的确是‘侵略’”。我们在中国搞的战争的实际情况。
“我们要反对侵略战争，为和平而生存。现在，我感到有可能又走上过去的老路了，我有这种担心。我认为，侵略就应明确地叫做侵略。这也是体验过侵略战争者的责任”。原日军第５９师团第５３旅团第４３大队分队长新谷幸太郎在所写《女俘虏――刺刀扎乳房――》一文中写道：“最近日本的状况，特别是文部省审定高中社会科教科书时，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篡改成’进入’，这是颠倒历史的真实，是不能允许的。过去我们侵略中国，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执行者，这是事实。对这件事，中国提出严重抗议，那也是理所当然的。而且，参拜问题，日本的防卫力量，日本宪法的重新估价等等，都
江苏南钢龙可以看出自民党政府的右倾化，实在难以容忍。”原日军第５９师团步兵第５４旅团独立步兵第４５大队军曹三上忠夫在所写《毒气实验――对８名农民的活人实验――》一文中写道：“目前，有人企图再次美化日本军队所进行的侵略战争，正加强他们的活动，在这种时候，我希望人们通过我们的切身体验，正确地、如实地认识战争的罪恶。”原日军华北方面军第１军潞安陆军病院军医汤浅谦在所写《活人解剖》一文中写道：“发动了侵略战争的日本帝国主义是爱好和平的全人类永远不可饶恕的敌人。从我亲自对中国人民进行过的魔鬼般的这些罪行中，可以这样明确断言：我身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分子，犯下了滔天罪行。只有向中国人民衷心地低头认罪。立誓今后绝对不再犯这样的罪行，并在这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向全世界的人民进行控诉。”原日军华北方面军第１军第１１４师团独立步兵第３８４大队小队长长井觉在所写《对和平居民的暴行》一文中写道：“我在此以我直接所犯的罪恶事实，在中国人民、日本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面前，揭发帝国主义者所犯的残暴罪行。我现在坚决反对企图进行这种罪恶的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计划；我坚决反对重新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我誓以成为一个保卫和平的新人。”
日本侵华战犯是长达１４年日本侵华战争的参与者、亲历者和见证者。从上述日本侵华战犯的自述中不难看出，他们不仅以亲身体验确认日本对华战争是侵略战争，同时还满怀激情地对妄图隐瞒或歪曲日本侵华真相和恢复日本军国主义等，进行揭露和批判。这无疑是对那些妄图篡改日本侵华史的日本右翼势力的又一记响亮的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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