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第3期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N o.32001 (总第147期) JOURNA L OF XI AME N UNI VERSITY(Arts&S ocial Sciences) G eneral N o.147批评性话语分析：理论与方法Ξ 纪玉华
(厦门大学英文系，福建厦门361005)
摘 要：批评性话语分析已有30年的发展历史。其基本理论渊源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宗旨是揭露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其主要方法有：系统功能语法分析、语篇体裁交织性分析和话语历史背景 分析。这三种方法各有侧重，互为补充，它们使批评性话语分析成为传统的社会和文化分析的重
要补充，使其变为一种社会行动，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
关键词：批评性话语分析；理论；原则；方法
中图分类号:H0-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01)03-0149-07
cd13一、引 言
批评性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Hall等人[1]于1980年出版了《文化、
媒体与语言》，该书收集的所有论文都是1972-1979年间撰写的，其中有不少批评性话语分析的文章。Fairclough在《批评性话语分析》中说，该书收集的所有论文都是他在1983-1992年间写的。[2](P1)有些学者认为,Fairclough于1989年出版的专著《语言与权力》才是批评性话语分析的奠基石,[3]这样似乎把批评性话语分析的诞生时间推迟了许多年，但我们认为70年代是它的雏形期，而80-90年代则是它的成熟期。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在我国常被译为“批评性语篇分析”(如陈中竺[4]、辛斌[5]和萧莉、徐立新[6]等)或“批判性语篇分析”(如戴炜华[7]等)。王宗炎先生倾向于将text译为“语篇”，而将discourse译为“话语”。[8]国外虽然有人把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限于对口语的研究，而用篇章语言学(text linguistics)来指对书面语的研究，但也常把对书面语和口语的研究都归入话语分析。Fairclough和W odak给discourse的定义是:“口头和书面形式的语言运用。”(language use in speech and writing)[9](P258)但如果将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译为“批评性语言运用分析”，则欠简洁，所以笔者认为将其译为“批评性话语分析”更合适。
Fairclough[2][10][11]提出了批评性话语分析的三大论点:(1)语言是一种社会实践(s ocial practice)，它是社会秩序的一种永恒的介入力量，从各个角度反映现实，通过再现意识形态来操作、影响社会过程。[4](P22)(2)在社会文化环境中，语言与价值观念、宗教信仰和权力关系之
Ξ收稿日期:2001-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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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纪玉华(1959-)，男，山东青岛人，厦门大学英文系副教授。
电离层间是一种互为影响的关系。(3)语言的使用可以促使话语的改变和社会的变革。Fairclough承认批评性话语分析并非“毫无激情而纯客观的”社会科学，批评性话语分析家都是带着激情和强烈的责任感而投入工作的。[2](P259)批评性话语分析的独特之处就是它帮助被统治和被压迫体反对统治者。它公开表明自己的动机是为被压迫体谋求解放。这并不意味着批评性话语分析缺少坚实的理论基础，也不意味着批评性话语分析的学术标准低或方法不严谨。
二、批评性话语分析的理论渊源冻雨的形成
批评性话语分析的主要理论渊源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的文化作用，认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主要是靠文化(当然包括意识形态)来确立和维持(或再现)。过去过分强调经济基础的作用未必正确。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Antonio G ram2 sci,Jürgen Habermas和Louis Althusser。虽然批评性话语分析家们并非总是明确指出他们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他们的研究的确有着很大的影响。
G ramsci认为，资本家阶级之所以能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是因为他们懂得将两种社会结合起来，即政治社会(political s ociety)和文明社会(civil s ociety)的结合。政治社会要靠诱劝和威胁来维持，文明社会是靠“霸权”(hegem ony)来维持的。霸权指的是靠赢得大多数人的同意或默许来维持现行的体制和
制度。强调“霸权”就必然要强调意识形态，就必然要关注日常生活结构和习俗是如何使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成为正常关系这一关键问题。[12]
Althusser认为意识形态并非纯粹的“观念”(ideas)，而是与社会机构的具体实践(如课堂教学是如何组织的)紧密相连的。[13]他还注意到意识形态在固定人们的社会地位方面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认为这种作用是决定性(或结构性)的，个人要在这种作用下反抗似乎永远是徒劳的。批评性话语分析家对这一观点持保留态度，但总的来说,G ramsci和Althusser对批评分析(特别是Hall等人的批评性话语分析)研究的启发和影响是很大的。[1]
Habermas是法兰克福哲学学派的代表人物。他认为一门批评的科学必须关注语言和社会交际的历史背景。他首次提出“理想的言语情景”(ideal speech situation)这一概念，认为“理想的言语情景”是那些没有任何权力关系掺杂其中的乌托邦式的交际。他认为理性话语可以避免扭曲的交际(distorted communication)，即背离“理想的言语情景”的“意识形态话语”(ideological discourse)。他的观点对德国的社会语言学、语用学和批评性话语分析有一定影响。
Michel F oucault的话语理论对批评性话语分析亦颇有影响。他认为话语是人类科学(包括医学、经济学、语言学等)的知识体系(knowledge systems)，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话语而获得的，历史文化由各种各样的话语组构而成。[14](P159)另一方面，话语与权力是一种辩证的同构关系，影响、控制
话语运动的最根本的因素是权力，而话语和权力又是不可分的，真正的权力是通过话语来实现的。[14](P182)话语既是权力的产物又是权力的组成部分。在现代社会中，社会和政府机构就是靠掌握话语(知识)来掌握权力的。F oucault的话语理论给批评性话语分析的方法论启示是：话语永远是具体的、历史的，所谓隐藏在话语深层的思想或意义“核心”或“绝对真理”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意义随着时间、地点、环境等条件的改变而改变。[14](P160)批评性话语分析从语言学和文学研究中所吸取的营养主要来自Mikhail Bakhtin。Bakhtin 强调语篇的对话性,[15]也就是K risteva所说的语篇交织性或语篇体裁交织性。[16]语篇交织
性指的是，任何语篇都是一长串语篇链上的一环，它既受制于又得益于并且改变着其他的语篇。任何语篇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已存在的各种体裁(如科学论文体裁和广告体裁等)的影响，体裁交织性(intertextuality)①是绝对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一般来说，语篇的制造者会同时受到两种压力的影响：一种是循规蹈矩；一种是大胆创新，将各种体裁交织起来创造新意，从而影响社会文化结构，促进社会变革。
三、批评性话语分析的原则
Fairclough和W odak以1985年12月17日BBC第3台播出的卡尔登对撒切尔夫人的采访为例，阐述了批评性话语分析在理论和方法上应遵循的八条原则。[9](P268-280)
1.批评性话语分析关注的是社会问题———对社会发展和矛盾在语言和其他符号中的表现进行剖析，而不是为了纯语言研究而分析语言的运用。批评性话语分析与传统的社会和文化分析是一种互补关系。Fairclough就卡尔登对撒切尔夫人的采访所作的批评性话语分析,[10]可谓是对社会学所关心的撒切尔主义或新右翼思潮批评分析的一种不可或缺的补充。
2.话语反映权力关系———批评性话语分析强调权力关系在话语中的体现。权力关系通过话语得以巩固或变更。以媒体和政治之间的权力关系为例，从表面上看，采访者在很大程度上(如话题、角度、时间等)对被访者有控制权，但实际上被访者常常打破这种格局。采访往往变成争夺控制权的较量，被访者会打断采访者的问题或借回答问题之机大做政治演说。
但是，说“话语反映权力关系”并不等于说话语实践和权力关系之间有一种固定不变的对应关系。批评性话语分析将“话语之中的权力”和“话语之上的权力”区分开来，前者相对稳定，后者则是不断变化的。改变或创新话语实践也会导致权力关系的改变和更新。
3.话语是社会和文化的构成要素———话语与社会文化实际是一种辩证的同构关系，即互相包含、互相影响。语言运用对社会和文化(包括权力关系)的再现或更新有直接的关系，这就是话语权力。各权力阶层都想争夺这一权力。话语构成社会文化，因为它描写着世界、确定着社会关系和身份。任何语篇，哪怕只是语篇中的一个句子，都同时具有三种功能：表意(描写现实)、人际(建构社会关系和身份)和语篇(使语篇各部分相互衔接、连贯)功能。[17]
4.话语是意识形态的工具———既然话语具有上述功能，它自然成为意识形态的工具，即通过特殊的方法描写和建构社会，再现权力关系(除了不平等的阶级关系，还有不平等的性别和种族关系)。但是，说“话语是意识形态的工具”并不等于说语篇中的所有观点(包括老百姓的常识)都具有意识形态的宣传性质。要就此作出判断，光凭分析语篇还不够，还必须考察语篇是如何被解释和接受以及它们产生了什么样的社会效果。
①intertextuality在国内有多种译名，如“文间性”(陈慰《英汉语言学词汇》，商务印书馆,1998)、“跨篇章性”(刘辰诞《教学篇章语言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P3)、“互文本倾向”(如[7]，但intertextual analysis “互文性”(如[5])，等等。笔者认为“互文”一词易生歧义，它本指一种修辞手法，即却被译为“篇际分析”[7])、
上文里含有下文将要出现的词，下文里含有上文已经出现的词，上下文的意义互相交错、补充。如“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中的“将军”和“壮士”,“百战死”和“十年归”就互相渗透、互相说明。而intertextuality在文学研究中指的是不同文本间的交织(如人物、名句或情节的借用或重组等，可译为“文本交织性”)，在话语分析中则主要指不同语篇体裁的交织性，故译“语篇体裁交织性”。
5.话语具有历史关联性———话语不可能在真空中产生，也就不可能在没有历史背景作参照的情况下得以解读。以撒切尔夫人的讲话为例，解读时必须考察她以及她所领导的政府以前说过什么，制定过
什么法律和政策，采取过哪些具体的措施和行动，媒体曾做过什么样报道等。至于她讲话中提到的“40年代”、“戴高乐的远见”、“福克兰岛战争”(the Falklands War)等，其联想意义的解读则更离不开相关的历史知识。
6.语篇与社会的关系是间接的———社会文化结构及其演变过程与语篇之间自然有关联，但其关联是间接的。其间充当中介的是“话语秩序”(orders of discourse)，即与特定场合或情境相关的话语实践规则。英国政策、文化以及政治与媒体的关系有什么变化，都或多或少反映在政治话语秩序的变化之中，如撒切尔夫人把传统中在政治话语秩序中严格区分的话语(如保守和自由话语)的体裁交织起来，把政治话语与日常生活话语秩序交织起来，把媒体采访与政治演说体裁交织起来。此类交织导致话语秩序和语篇体裁界限的变更，然而这种变更终究还得靠语篇的语言特征来实现。如此，语篇与社会通过话语秩序这个中介发生了间接的联系。
7.话语分析是解释性的———对不同的听/读者来说，由于情感、阶级地位、种族、性别、年龄、态度、认知图式以及信仰的不同，尤其是由于对有关背景所掌握的信息量不同，同一语篇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和理解。如撒切尔夫人用了很多诸如people、we之类的字眼，意义模棱两可。people是指全体国民、中产阶级、下层老百姓还是大资本家?we是指执政党、所有政党、政府和老百姓还是大资本家?批评性话语分析家根据撒切尔主义的基本立场和她演说中的上下文，得出这样的解释：它们指的是有权阶级，即贵族、政客和资本家。但应指出：没有绝对权威的解释，解释是动态的，一旦掌握了新的背
景资料，便可以对过去的解释加以修正甚至彻底推翻。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
8.批评性话语分析是社会行动———批评性话语分析是一种社会行动(s ocial action)，其宗旨是揭露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促进人类社会与文化的进步。由于批评性话语分析家的努力，许多国家都在推广使用非歧视性语言，改善了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形象。另外，批评性话语分析家对医生与病人之间的对话所作的分析，导致了一系列规范当代医务人员的语言和行为规则出台，医生须在各种培训或研讨班上学习这些新规则。类似的规则在学校、机关、法庭等都有出台。上述社会文化进步都与批评性话语分析家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位移比
四、批评性话语分析的主要方法
1.系统功能语法分析
系统语言学认为语言具有三大功能：表意功能、人际功能和篇章功能。[18][19]及物系统是表现表意功能的一个语义系统。Halliday认为及物系统是人们用语言描述现实的基石，它把人们的所作所为、所见所闻描述成各种不同的过程，并指明各种过程的参与者和环境成分。现实世界中的同一过程，在语言上却可以用及物性系统中不同类型的过程来叙述，或者用同一过程，但变换参与者的位置。选择哪一种过程，怎样安排参与者的位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意识形态。例如，如果一部有关第三世界的记录片始终把第三世界的穷人当作及物性动词的宾语，那就必然给读/听者留下这样的印象：穷人是被
动的牺牲品，而不是斗争的参与者。[20]人际功能是指能表达作者/讲话者的身份、地位、态度、动机以及他/她对事物的推断的功能。它直接与态度、观点等相关，是一条展示意识形态作用的捷径。[4](P24)如对何人使用何
种称谓体现着作者/讲话者的态度，如尊敬、同情、鄙夷、友好、中立等。
语篇转换中对语态的选择也反映了一定的意识形态。F owler曾以英国《东部日报》和《太阳报》(1986年6月1日)报道一个警察被控在逮捕一名抢劫犯时误杀犯人5岁的儿子的不同标题为例，来说明不同语态所隐含的语篇意义。《东部日报》:PC shot boy from9inches.(警察击男孩，相距只有9英寸。)《太阳报》:R obber’s son,five,killed in his bed.(抢劫犯之子,5岁，在床上被杀。)[21]
这里的主动语态和被动语态所表达的语篇含义就不一样。《东部日报》指明了施动者“PC”，有意将报道重心放在PC上，暗示PC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太阳报》没有让施动者出现，因此责任者不明。动作对象“男孩”的位置不在其常规的句尾位置，而在句首，被突出和强调，特别是s on前面又加了R obber’s，使读者的注意力集中在“抢劫犯”上。
我们曾尝试过这一方法，分析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几家报纸对克林顿于1999年3月19日在白宫举行记者招待会所进行的报道。在此招待会上，所谓中国涉嫌窃取美国武器科技的问题是焦点之一。对于这个问题，克林顿的回答是:“It is my understanding that the investigation has not yet determined for sure t
hat espionage occurred.”(据我所知，到目前为止调查还没能确定有过间谍行为发生。)从根据这句话编译而成的标题看，各家报纸的态度有所不同。《人民日报》：指出所谓“窃取”核技案未能证实。《星岛日报》：谍案暂无完整答案。《明报》：中国窃密无证据。《香港标准报》:Spy charges unproven:Clinton.在《人民日报》的标题中,“窃取”之前加上“所谓”，表示否定态度；而“未能证实”是被动语态，表达一种客观态度。《星岛日报》的标题用的是主动语态,“谍案”位于句首，加以突出。“暂无完整答案”似有“会有完整答案，谍案将会真相大白”的言外之意。《明报》的“无证据”是主动语态，主语没有出现，但读者知道是少数别有用心之徒。主动语态给人以直接的感受，让读者更直接地感受到幕后人的阴险。《香港标准报》的标题译文是“间谍指控未能证实———克林顿”，我们可以从被动语态中看出作者的客观或中立态度。
2.语篇体裁交织性分析
Bakhtin语篇体裁理论强调话语实践的多产性和创造性，多产性和创造性来自语篇的异质性，也就是语篇交织性。任何语篇都是以现存语篇为基础并在诸多语篇体裁中选择的结果。Fairclough发现当代英国的公共机构有“商品化”的趋势，从话语方面看，主要表现在话语秩序的重组和语篇体裁的交织上。他发现公共机构话语日益“聊天化”(conversationalization)，原来的公共话语和日常生活话语秩序被打乱，二者疆界各有伸缩。他认为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疆界变化部分地通过这种话语实践的变化而得以实质化。[10][22]
语篇体裁交织性分析强调作者对语篇生成的修辞意图，强调读者在理解语篇时对这种修辞意图的理解。[7](P38)系统功能语法分析是对作者如何选择性地利用语言系统所作的分析，而语篇体裁交织分析则是对作者如何选择性地利用话语秩序和语篇体裁所作的分析。不同的体裁体现不同的意义潜势，代表着不同人或体的利益和意识形态。语篇体裁交织性分析有助于揭示不同语篇材料和体裁在特定语篇中结合的方式与和谐程度，进而考察其语义和语用功能,[5](P47)请看下面的一段对话。[2](P191-193)
Prudence:I’ve always been a m other,a wife and a housecleaner.I want to do s omething else (laughs).Y ou know.(我一直做母亲、妻子和清洁工。我真想干点别的(笑)，说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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