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芝加哥学派和弗吉尼亚学派是公共选择理论的两个重要学派，它们都从经济学角度对规制领域 中的政府俘获问题（或利益集团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规制机构为特殊利益集团服务的观点。但是，二者在理论假设、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竞争影响、租金耗散等问题上观点迥异，从而形成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政府俘获理论研究上的不同派别。 关键词：芝加哥学派；弗吉尼亚学派；政府俘获理论中图分类号：Ｆ０９１．３５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４０２（２００６）１２－０００８－０４
大理学院图书馆一、理论假设之比较
芝加哥学派的理论假定是政党（政治家）追求政治支持最大化，抑或选票最大化。斯蒂格勒指出：“谋求政治权力的产业必须去合适的‘卖主’，那就是政党。政党须为自身的运行、维持组织、竞选支付成本。……选举仅仅是至关重要的最后一步。政党为维持组织和选举吸引力，始终而不是仅在选举前
为选民提供成本很大的服务。”［１］
佩尔兹曼也是假定政府（管制者）追求的最大政治利益体现为选票最大化。［２］他们的这一思想深受唐斯假说的影响。唐斯
在１９５７年出版的著作《民主的经济理论》一书中提
出了这样的假说：政治家或政党也是理性经济人，他和消费者、生产者具有同样的行为动机。“民主政治中的政党与经济中追求利润的企业家是类似的。为了达到他们的个人目的，他们制定他们相信将能获得最多选票的政策，正像企业家生产将能获得最多利润的产品一样……”。［３］这就是说，政党从事活动是为了使政治支持最大化，这种政治支持最大化具
体体现为获得选票最大化。执政党追求的是再次当选，连选连任；在野党追求的是在选举中击败执政党而夺得政权。因此，“政党是为了赢得选举而制定政策，而不是为了制定政策而赢得选举”。［４］可见，芝加哥学派的经济人是指政治家或者政党，它们追求的利益是选票最大化。
弗吉尼亚学派坚持的是官僚效用最大化或者预算最大化这一假设前提。塔洛克认为，官僚在政治市场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他们不仅是政府所经营政策的执行者，还处于政治市场的需求方。［５］塔洛克的这一思想源于尼斯卡南的模型。尼斯卡南在１９７１年出版的著作《官员与代议制政府》一书中提出了官员预算最大化的假设。他指出，官僚不是指某一个具体的政府官员，而是指一个被人格化了的、非营利性的机构。“人格化”，说明官僚是一个具有动机和目标的经济主体，追求的是效用函数
的最大化。他的效用函数主要包括薪金、职务津贴、公共声誉、权力、任免权、官僚机构的产出、易于更选和易于管理的官德国民法典
奥肯定律作者简介：石淑华：女，经济学博士，徐州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副教授，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流动站博士后。主要从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行政垄断等问题研究。
政府俘获理论的比较分析泥浆固液分离
———芝加哥学派与弗吉尼亚学派
石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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僚机构。除去后两项变量外，其它变量都是官僚机构总预算量的单调递增函数，因此，预算最大化也是他们效用最大化的替代物。“非营利性”，说明官僚机构的资金主要来自政府（政治家）的一次性拨款，其预算由政府决定，而政府主要根据预期官僚提供的产出量的大小来决定他所偏好的预算额。
可见，尽管芝加哥学派和弗吉尼亚学派在研究政府的规制活动（或寻租活动）时都采用了经济人假设，认为规制的供给者通过最优政策的选择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是，芝加哥学派主张的是政 党的政治支持最大化，弗吉尼亚学派坚持的是官僚的预算最大化。二者之所以在经济人假设这一问题上看法不同，原因在于二者对规制体系所持有的观点不同。芝加哥学派运用的是传统政治学对规制体系持有的“整体观”，将政治体系作为一个整体，不仅没有对政治家（指国会或政治委托人）和政府机构或官僚（代理人）进行区分，反而用政党代替政治体系；弗吉尼亚学派采用了现代政治学对规制体系持有的“非整体观”，打开了政治体系这一“黑箱”，将其划分为当选的政治家（指国会或政治委托人）和政府机构或官僚（代理人）两个部分，彼此之间是委托代理的关系（政治家是政治委托人，官僚是代理人）。然而，弗吉尼亚学派虽然打开了这一“黑箱”，触及到了官僚机构与政治委托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遗憾的是，他们却没有对这一问题本身进行深入研究，只不过借此来分析对官僚机构的俘获［６］。
二、研究内容之比较
规制过程是政府依靠其强制性权力进行资源的再配置或者收入再分配，将财富从一个集团向另一个集团转移的过程。规制俘获理论假设受管制的生产者通过对规制者施加某种压力来获取财富（或租金）。对于这个问题，芝加哥学派和弗吉尼亚学派研究的重点不同。
芝加哥学派重点研究了财富（垄断租金）转移的全过程，包括租金的源泉、围绕攫取租金的争斗、这种争斗对价格的影响等问题。斯蒂格勒首先提出规制者具有创造租金的权力和单一受规制产业寻租的
努力，价格将会被提高，指出了企业是规制的主要受益者。萨姆・佩尔兹曼在坚持斯蒂格勒观点的基础上，把俘获规制机构的集团由单一的产业集团扩展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两个对立的集团，从而把生产者和消费者统统纳入寻租斗争中。规制者按照政治支持边际替代率等于生产者利润和消费者剩余相互转移的替代率这一原则来确定价格，此时的价格介于竞争价格和垄断价格之间，低于租金最大化所要求的水平，体现了规制者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进行利益平衡的观点。贝克尔则从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竞争中到了衡量他们利益的变量，使二者的利益在最终的规制结果中都得到了某种考虑，从而进一步扩展了佩尔兹曼的“俘获规制机构不是单一的利益集团”的思想。
弗吉尼亚学派重点研究了财富转移这个过程的成本。塔洛克认为，寻租成本主要包括寻租成功集团的创租成本和护租成本（哈伯格三角形＋塔洛克四边形）、政府的抽租成本、寻租失败集团的避租成本、国家的立法成本。布坎南将寻租成本归纳为三种类型：１、垄断权的潜在获得者的努力和支出；２、政府官员为获得潜在垄断者的支出或对这种支出做出反应的努力；３、作为寻租活动的一种结果，垄断本身或者政府所引发的第三方资源配置的扭曲。
三、研究方法之比较
芝加哥学派运用供求分析法推导出管制者被生产者所俘获。由于国家具有可以使一产业提高赢利的权力，主要包括直接的货币补贴、控制新竞争者的进入、保护关税、干预替代物和补充物等政策供给，
于是便形成了产业对管制的需求。但是，政府管制并不是免费提供的，政府管制的需求者必须向供给者支付“价格”。该产业在进行成本收益比较后，必然选择净收益最大者。如果他们得到政府保护或组成卡特尔，必然损害消费者的利益，消费者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也会寻求国家权力的支持来阻碍前一个集团的寻租行为，这就出现了寻租竞争。寻租竞争的结果究竟实施有利于哪一个集团的管制，取决于寻租竞争中利益相反的两个集团的力量对比，从而得出“管制是产业自己争取来的，管制的设计和实施主要是为受管制产业的利益服务”［７］。
弗吉尼亚学派运用理性的选民弃权和理性的选民无知推导出以全社会利益为代价的特殊利益集团进行寻租这一结论。“理性选民假说”认为，理性选民是否投票的决策是建立在对投票活动的预期收益的估计上，用公式表示：Ｐ＝ＢＤＡ－Ｃ。其中，Ｐ＝净预期收益；Ｂ＝投票从他投赞成票的候选人获胜应取得的预期收益，但它不是指投票人从他赞成的一党或一候选人获胜能得到的绝对收益，而是指投票人从他赞成的候选人获胜与他反对的候选人获胜带来的收益之差；Ｄ＝他个人选票在选举中的决定性程度；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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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政治信息的准确性程度；Ｃ＝个人投票的成本。只有Ｐ＞０时，投票人才会投票。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几乎任何选举的ＢＤＡ值都不到１美分，只有极少数人的ＢＤＡ值才会超过１美元。因此，只
有选举成本Ｃ值为零或负值的选民才会投票。而这些选民是信息充分、对政治事务感兴趣的压力集团成员，因为在压力集团活动的领域，直接普选明显大大降低了其成员所承担的成本。从这里可以看出，只有那些有组织的、对相关问题拥有充分信息的选民才会投票，而分散的、对非直接相关问题拥有较少信息的选民不会参加投票，最终实施的政策必然有利于组织良好的压力集团。
尽管在推导政府被特殊利益集团所俘获这一结论的过程中，芝加哥学派和弗吉尼亚学派都采用了成本收益分析法，但前者是从规制活动中根据供求条件推导出来的，后者是从选举活动中根据理性投票人得出的。
四、竞争影响之比较
芝加哥学派认为，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对社会有利，能够导致帕累托有效政策的产生。贝克尔认为，压力集团通过施加压力来提高其政治影响，但每个压力集团所获得的政治影响是由所有压力集团提供的压力共同决定的。［８］只要压力集团间存在开放式竞争，自由进入和退出，减少无效率损失的有效率政策就会通过。正像厂商之间的竞争会提高市场效率一样，压力集团之间的竞争会提高政府运行的效率。［９］
弗吉尼亚学派认为，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纯粹是资源浪费，是一种非生产性活动。［１０］塔洛克继承了奥尔森的利益集团理论的观点，认为大利益集团为了进行政治游说活动，可以利用选择性激励强
制成员参加集体行动或使集体行为成为一种副产品；在小集团中，人数少且具有社会内聚力，他们可以利用策略性谈判克服搭便车问题。因此，在垄断形成以前，企业这个小集团按照利润最大化原则，把本可以用来生产商品和劳务的稀缺资源用来寻求政府垄断权（或租金），消费者这个大集团按照效用最大化原则，把本可以用来消费的商品和劳务用来避免政府垄断权（或租金损失）；垄断形成以后，没有获得垄断权的企业试图挤入或打破垄断，拥有垄断权的企业要进一步维持垄断，所有这些活动都要消耗稀缺资源。另外，获得垄断或特权的集团往往采用低效率的生产方法；更重要的是，一种允许游说活动存在、并可以通过寻租获得利益的制度，其结果必将严重阻碍资源投入生产技术的改进上。因此，寻租竞争无论是何方取胜，从社会的角度看，用于两个利益集团间竞争的资源完全是一种浪费，是一种负和博弈。
可见，两大学派都是从利益集团克服搭便车问题入手，却演绎出迥然不同的政治竞争的影响后果。芝加哥学派通过受损者对减少“无谓损失”的要求而形成有效的压力集团来克服搭便车问题，导致有效率的规制政策的出台；弗吉尼亚学派利用选择性激励强制成员参加集体行动来形成大的利益集团，集团之间在竞争中投入的资源是一种浪费行为。
五、垄断租金是否被消散之比较
根据寻租成本和垄断租金的对比关系，寻租结局分为零租金耗散（寻租成本为零）、低于租金的耗散
（寻租成本小于租金）、租金被完全耗散（寻租成本等于垄断租金）、超过租金的耗散（寻租成本大于垄断租金）四种情况。
芝加哥学派认为集团之间的竞争会导致零租金耗散或者租金被完全耗散。贝克尔认为，规制过程只会导致财富的转移，不会导致财富的耗散。此观点源于他对寻租成本的认识。一方面，虽然他认识到了组织内部的正常成本（克服搭便车的成本），却把它耦合到压力集团组织理论中而未作强调；另一方面，他无视塔洛克四边形，把哈伯格三角形看成是唯一的社会损失。对于这一损失，贝克尔不仅没有做进一步的研究，反而强调利益集团回避耗散的动力。［１１］理查德・波纳斯却主张租金被完全耗散。他认为，如果获得垄断这件事本身是一种竞争性活动，在边际上获得垄断的成本恰好等于垄断者的预期；如果用于获得垄断的全部投入的长期供给是有完全弹性的，这些投入的总供给价格不包含任何租金。那么就意味着全部预期的垄断租金被转换成为社会成本，即租金被完全耗散了。［１２］可以用一个例子加以说明。假定有十个厂商竞争一项可带来现值１０００万美元租金的政府垄断特权；每个厂商是风险中立者，并且他们各自的固定成本相等，每个厂商获胜的概率是０．１。这样，每个厂商为获得该项租金需要花费１００万美元的资源，最后，只有一家厂商获得垄断，它的成本将大大低于垄断利润。但是，争夺垄断的总成本（成功寻租者的支出与失败寻租者的支出之和）将与可获得的租金总额相等，租金被完全耗散掉。
弗吉尼亚学派认为集团之间的竞争要么导致超过租金的耗散，要么导致低于租金的耗散。但前者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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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适当，后者才有可能出现。塔洛克认为，波纳斯的结论是建立在三个假定条件上：（１）寻租者是风险中性的；（２）寻租者处于信息对称状态；（３）进入寻租是自由的。如果放松这些假定，那么，寻租投入的总资金将大于或者小于潜在的租金。就超过租金耗散的寻租而言，尽管在现实生活中这方面的实例很多，但这个结论难以成立。原因在于，从个人来说，当寻租者意识到他们的寻租竞争可能降低各自的预期净收益时，就会中止这种行为；从国家来说，如果出现超过租金耗散的寻租，并且寻租支出被浪费掉，一个允许政府创租的社会就会陷入贫困之中。但是，社会的现实不足以让人相信这一假说。所以，寻租者支出低于可获得的租金即租金耗散不足的寻租倒是可能出现的情况，导致这一结果的潜在因素就在于规模报酬递增或规模报酬递减。如果寻租活动存在于规模不经济中，企业规模越小，企业的竞争支出占所提供的总租金的比例越小，寻租越有利可图，即使存在自由进入和完全竞争，超过常规的收益依然存在；如果寻租活动存在于规模经济中，在竞争开始之前，就有一个寻租者采取了排他性竞价把其它寻租者排除在外。［１３］
尽管芝加哥学派和弗吉尼亚学派在政府俘获问题的研究上具有上述这些差异，却也存在一些共性：１、这两种政府规制俘获理论都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经济理论，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假设或对规制现实的经验性描述，没有形成逻辑一贯、论证严谨的理论框架；２、他们虽然都指出了规制机构被特殊利益集团（生产者）所俘获，却没有具体分析规制机构是如何被特殊利益集团所控制和俘获的；３、
受规制影响的利益集团有很多，包括消费者、劳动者集团以及厂商，为何规制机构只会被产业厂商所控制或俘获，而不会受其它利益集团的影响，两大学派对这一问题都没能给出有说服力的解释。之所以存在上述问题，主要原因在于方法论和理论基础方面存在缺陷：［１４］第一，这一时期的理论都忽视了规制过程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及其影响，没有用委托代理理论框架来分析规制俘获问题。在完全信息的情况下，受规制企业不能收取租金，也没有激励去影响规制结果；同样，选民和立法者也能够控制他们的代理人，这些代理人不可能在分配公共物品过程中偏向利益集团；相反，信息不对称下的代理理论能够解释为什么规制者拥有自由裁量权以及利益集团的利益和权力；第二，在研究规制俘获问题时，只集中于讨论规制的需求方面，认为所有行动的发生都是由特殊利益集团引起，而对规制的供给方面（政治机构和规制机构）分析相对薄弱，或者说仅作为“黑箱”处理，忽视了政治体系中政客与其代理人之间存在的复杂代理关系。因此，要解决上述这些问题，必须在研究方法上实现创新与突破。
注释：
［１］［７］Ｇ・Ｊ・斯蒂格勒著，潘振民译：《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２４、２１１、７７－８１页。
［２］Ｐｅｌｔｚｍａｎ，Ｓａｍ，“ＴｏｗａｒｄｓａＭｏ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Ｒ
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ａｗ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ｕｇｕｓｔ１９７６，ｐｐ２１１－２４０．
［３］［４］［９］转引自方福前：《公共选择理论——
—政治的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７７、７７、１１４页。
［５］［１３］戈登・塔洛克著、李政军译：《寻租——
—对寻租活动的经济学分析》，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６５、７０、３２、７７－８１页。
［６］让－雅克・拉丰、让・梯诺尔著，石磊、王永钦译：《政府采购与规制中的激励理论》，上海山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４２９页。
大众理财顾问［８］Ｂｅｃｋｅｒ．Ｇ．Ｓ．（１９８３）．Ａ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ａｍｏｎｇ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Ｇｒｏｕｐｓｆｏｒ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９８（３），Ｐ３７１—４００．
［１０］芝加哥学派的两位经济学教授姆菲（ＫｅｖｉｎＭ．Ｍｕｒ－ｐｈｙ）和韦西尼（Ｒｏｂｅ
王义政ｒｔＷ．Ｖｉｓｈｎｙ）对此持有相似的观点。他们和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史来弗（ＡｎｄｒｅｉＳｈｌｅｉｆｅｒ）一起分别于１９９１年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了《才能的配置：增长的含义》、１９９３年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为什么寻租阻碍经济增长》两篇文章，提出寻租活动导致社会经济资源配置扭曲与低效，阻碍了经济增长。
［１１］Ｂｅｃｋｅｒ．Ｇ．Ｓ．１９８５．“Ｐｕｂｌｉｃ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ＧｒｏｕｐｓａｎｄＤｅａｄＷｅｉｇｈｔＣｏｓｔ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８（３），ｐ３２９—３４７．
［１２］ＲｉｃｈａｒｄＡ．Ｐｏｓｎｅｒ，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ｓｔｓｏｆＭｏｎｏｐｏｌｙａｎｄ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ｕｇｕｓｔ１９７５，Ｖｏｌ．８３，Ｎｏ．４，ｐ８０７－８２４．
［１４］杜传忠：《新规制经济学的规制俘获理论及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载《东岳论坛》２００５年１月第２６卷第１期。
（作者单位：徐州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江苏徐州２２１００６）
（责任编辑：陈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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