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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会议被媒体称为“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重要的会议”。气候议题的报道提升了全球受众对气候议题的关注度。以中国和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关于气候的争议和共识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受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以《纽约时报》和《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中西方媒体，其新闻框架的差异必然影响各自对气候变化议题报道的差异。 本文以《纽约时报》和《人民日报》的哥本哈根气候会议报道为例，运用框架理论，结合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探寻中西方媒体在环境新闻报道中的异同。 研究发现：首先，《纽约时报》和《人民日报》都倾向于将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定义为政治议题；其次，《纽约时报》和《人民日报》的报道都受到国家利益、新闻观念和媒体性质的影响，并通过不同框架策略呈现出来；再次，《纽约时报》和《人民日报》在报道全球变暖危机和低碳生活上是一致的，这可能提高大众对气候变化认知的理解；最后，《纽约时报》和《人民日报》的气候报道建构了两国政治、社会形态及文化上的区隔，对全球性环保意识的形成具有负面效应。中国医院数字图书馆
关键词：哥本哈根气候会议；框架；人民日报；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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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ld Climate Conference in Copenhagen hold in 2009 is called by mediums as "the most important Conference since World War II ".It made the concern on climate change elevated to an unprecedented level. Affected by such factors as politics, economy and culture,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um behave differently toward the same climate new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he largest developed country and the largest developing, is bound to have different reports on Copenhagen climate for their different news frames.
This paper focuses on case study, and takes reports of People's Daily and New York Times about Copenhagen Climate Conference as the example. In this paper, I applied the Frame Theory, and did some quantitative research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This paper is aiming to find out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reports on climate changes.
Firstly, both of People's Daily and New York Times trend to define the Copenhagen Climate Conference as a political topic; Secondly, Their reports can be influenced by news value and political standpoint and so on. And these influences can be reflected in their news frame. Last but not the lea
st, both of People's Daily and New York Times construct the climate changing crisis, this can enhance a common awareness about environment crisis. However, People's Daily and New York Times also construct differences between tow countries such as politics、society and culture which can disturb the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Keywords:Copenhagen Conference; Frame theory; People's Daily; New York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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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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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基因组研究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1.1.1 风险社会来临：环境危机频发与风险沟通的紧迫性 气候变化、核辐射、外来物种入侵、干旱、环境污染等危机事件的爆发，表明全球社会将面临深层的社会矛盾和严重的生态危机。作为对全球严重的生态危机和社会矛盾的回应，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1986年首次使用了“风险社会”的概念并提出了风险社会理论。1
对于风险沟通的定义，美国国家科学院给出了如下阐释：风险沟通是个体、体以及机构之间交换信息和意见的相互作用过程。这一过程涉及多侧面的风险性质及其相关信息，它不仅直接传递与风险有关的信息，也包括表达对风险事件的关注、意见以及相应的反应，或者发布国家或机构在风险管理方面的法规和制度安排等2。 在媒介化社会中，大众媒介是人们进行信息交换的最主要渠道之一，人们对风险的感知与定义往往不脱三个来源：个人亲身经验、与他人的直接联系以及间接的社会联系——特别是大众媒体3。就气候变化报道而言，大众媒体对于生态风险信息的沟通非常重要。近年来，气候变暖的加剧，引起了环境的变化，日益引发人们对环境的关注，气候变化也因此成为全球媒体报道的焦点议题，而关于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的报道也越来越引起受众的重视。
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环境的变化无国界，所以生态危机一旦爆发，将是世界范围内的灾难。所以现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单独解决环境问题，各个国家必须联起手来共同面对挑战，对对新闻界也是如此。然而由于气候系统是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加上温室气体的减排涉及国家利益、环交等敏感的政治性
那一次我很受启发1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文译，译林出版社，2004 年版。
2David E. Williams Blankley A．Olaniran(1998)，Expanding the Crisis Planning Function：Introducing Elements of Risk Communication to Crisis Communication Practice Relations Review (24) 3 : 387-400.
3Singer, Eleanor, Emden, Phyllis M．Reporting on risk．P2,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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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所以就使得对“气候变化”的讨论似乎变得复杂起来。环境危机的频发与气候外交的复杂化，凸显了“气候政治”与风险沟通的重要性。
1.1.2 生态环境危机传播的全球化
由于环境问题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人们对环境信息的需求也非常强烈。大众传媒与信息的传播技术促进了环境信息在世界范围内快速流动。20世纪60年代，马歇尔·麦克卢汉从电子传媒视角，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一书中提出人类走向“新部落”——“地球村”的预言。媒体是全球化过程中信息传播的核心要素。新闻媒体的环境报道不仅能够帮助人们了解环境变化，还能为人们的行动和决策提供依据。
生态环境危机传播的全球化，凸显了气候议题的经济、政治与文化内涵，因为“全球化的重要性不仅在于经济，而且更在于文化”1。不同实力的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发言权也不相同。环境报道对于树立各个国家的形象和提升本国媒体的影响力都具有明显的效应。全球环境危机中的媒介话语权，关于环境的文化理念和诉求的“社会能见度”，成为各国政府和媒体关注的焦点。
1.1.3 各国政府与媒体越来越重视生态环境问题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在全世界分享着中国制造的物美价廉的工业产品的同时，中国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自身却付出了沉重的资源与环境代价，并同时承受着“转移排放”所带来的日益增长的国际政治压力；中国有可能在短期内成为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同时又必须为减少污染和能源消费做出最大的努力；这就使得中国政府对内得面临巨大的环境压力，对外得面临沉重的环交压力。同时，由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政治博弈将是一个长期的进程，环境问题对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
发展以及中国的国际形象，将构成长期的国际政治和外交压力，我国将长期面对能源外交和环交的压力。2
出于美国自身利益的考虑，奥巴马政府一直重视气候变化问题。奥巴马上台1黄晓钟、杨效宏、冯刚主编，《传播学关键术语释读》，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版，第55页。
可持续发展的内涵2 马小军：《国际政治“E”化的战略张力》，《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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