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经典：十一、高山流水任我行——苏轼、黄庭坚、米芾的战略伙伴关系 唐代书法以其高昂的气度，为数众多的杰出书家，法度森严的法书代表作，形成了后世难以匹敌阵势，让我们久久驻足，不免强叹一声无可奈何。浩瀚的法书，如同史诗般的交响之曲，至尽仍然振聋发聩。初唐四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奏响楷书尚法的先声；李阳冰的小篆规整俊秀，以至后来人难以为继；颜真卿、柳公权，无疑是楷书的珠穆朗玛峰，笔法的规范、端庄的结体，成了永久理想的范本；张旭、怀素的大草，如云如歌，刚柔相济之间，让你飘然堕入情网而难以自拔；帝王如李世民、李隆基、武则天者，也放下皇帝的尊严，不时放情游荡其间……那一曲起承转和，真应了那句话，“天下之事毕矣”！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书法研究》，发表了邱振中先生《论楷书对笔法衍变的若干影响》一文。文章说到颜真卿的楷书，也说到唐楷的意义。他认为超越峰巅的不可能性，在于来路的不同。颜真卿们尚可以回头看看，“遥遥领取宝贵的启示”，“后代人们便不一样，唐代楷书这座山峰太高了……使他们无法透过山峰看到以往的时代”，情形的确如此。除了唐楷之外，别的书体呢，比如草书，比如小篆，难道就可以“登顶”么？恐怕也没有那么容易。于是，从唐末到苏轼的时代，百余年书学凋零，英才蹉跎。虽然五代有后主李煜金错刀、“下笔便到乌丝 阑“的杨疯子杨凝式，宋初有妻梅鹤子的林逋清癯书风、李建中恬淡枯寂的书艺为时人所重，终究是捉襟见肘，难以与唐代书法比肩以论高下，支撑一个朝代并成为最具代表性书家，恐怕连他们自己也不相信。
准确地说，书法艺术自晋唐达到峰巅，在柳公权之后，陷入了衰败萧索境地。宋代文坛领袖欧阳修在《六一题跋》里不无感慨地说：“书之盛莫盛于唐，书之废莫费于今……今士大夫，务以远自高，忽书为不足学，往往仅能执笔，而间有以书自名者，世亦不甚知为贵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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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呼唤天才，天才需要特定的时代，天将降大任于斯，斯人恐怕也得独憔悴。不过，我倒注意到了邱先生的另一番意思，“从这一面”登顶不可能，那么从那一面呢？而那一面又是哪里呢？这就不得不选择宋代书法四大家中的苏轼、黄庭坚和米芾，揭开这迷团。 一
在中国书法文化史上，宋代四大家支撑起了局面，如果没有这四家，宋代的书法虽然不是空白，却也是苍白的。有人说，宋代四大家的苏、黄、米、蔡，这蔡本来是蔡京，因为蔡
京是奸臣，而后人用蔡襄来代替。最早提出四家，其实是宋高宗赵构，“本朝承五季之后，无复字画可称……苏、黄、米、薛，笔势澜翻，各有趣向。”这里的薛是薛绍彭。很快，薛就被蔡所取代。我倒认为，宋代尚意书法，完全可以忽略所谓的“蔡”。即使蔡京不是奸臣，他的书法与论书，也不成气候。这所谓的替代者蔡襄，继承大于创新，共性特征大于个性。所以，我们现在只选择苏、黄、米三家。
苏轼是人们特别熟悉的大家，几乎在所有他涉及到的领域，无不是领一代风骚者。因为我在《天下三大行书》一文中，曾经写过苏轼和他的《黄州寒食诗帖》，对他的生平不再作详细的描述。在三人中，他的年龄最大，成就也最高，不独书法。
苏轼（公元1037-1101），黄庭坚（公元1045-1105），米芾（公元1051-1107）。
苏轼在出道的初始，幸运之星就照耀在了他的头上。欧阳修这位文坛领袖，他的天才，他的高尚的人格，他的宽阔的胸怀，让后世的人们所敬仰。他读苏轼的信，“喜极汗下，老夫当退让此人，使之出人头地。”他对儿子说，三十年后，无人再谈论老夫。
苏轼成为欧阳修之后又一位伟大的天才，文坛领袖。他的名字像欧阳修一样响亮，他们之
间难以说谁的成就更大些。那要看在哪方面了，若论史学，恐怕苏轼就没有那么大的成绩。若论书法、诗词，欧阳修则真的要退让了。苏轼的声名远播，除了这位文坛领袖的推举之外，他的敌人帮了他的大忙。换句话说，苏轼宦途的开始，因为有了欧阳修的赞誉而美妙无比，当他的仕宦结束，生命结束，却是黑云压顶。
妒忌是小的一贯作为，由妒而恨，由恨而谤，由谤而害，就是这劣根性所遵循的基本脉络。那帮小们尚未将国家拱手献给大漠的君王之前，还做了一件历史上的大事情。其实，迫害苏轼，在历史上，大的有三次，都产生了严重的恶劣后果。头一次是“乌台诗案”，苏轼遭贬谪到黄州；二次，遭贬谪到岭南再到琼州。这最后一次，却是在他逝世之后，叫作立“元祐党人碑”，立意极为恶毒，这碑可不是“树碑立传”的碑，原是想让碑上的人遗臭万年，并且殃及子孙。碑上有名者，子孙永远不得为官，皇家子女不得与碑上有名者的子女通婚。这像黑通缉令似的碑石，很快遍及全国。可是，事与愿违，随后的一百年间，子孙却以碑上有他们祖先的名字而相夸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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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队苏轼的性格中，其豁达的程度，与欧阳公一脉相传，其心胸之宽广，也直追欧阳公。我给他个号称——“苏东坡式的随遇而安”。他在黄州，自己种地、种菜、搞绿化种树，作菜造 酒也是有的。又造屋名之雪堂，号“东坡居士”，打算长期居住，这是决意要当个农夫了，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了。要知道，此前，他是当过太守的。在黄州，除创作了《黄州寒食诗》之外，还有大量的诗词如《赤壁赋》等。
林语堂先生在他那部著名的《苏东坡传》里，描述了苏东坡很多有趣的故事。苏东坡这人好斗嘴，好与人争斗，却不害人，也不知道恨人。一旦成为他的朋友，那就是终生的，绝没有今天香明天臭的道理。他喜欢与僧人佛印逗闷子，一次苏东坡与佛印对面而坐，他就说，古代诗人常常将鸟与僧相对。意思僧与鸟可以并论，这所谓的鸟，不是说那飞禽动物，是《水浒传》里骂人的话那个“鸟”。还举例子说“时闻啄木鸟，疑是叩门僧”，还有“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这玩笑开的，已经够让佛印难受了。他还不依不饶地补充挖苦说，我佩服古人“僧”与“鸟”的相对。不料，佛印却说，这就是我为何以“僧”的身份与汝相对而坐的原由了，反倒把苏轼挖苦了。这些奇闻轶事，都是苏轼始于上风而终败了下风，就有人怀疑这是佛印自己杜撰的。真有其事也好，佛印杜撰也罢，苏轼是风趣豁达的。和朋友开玩笑，不能总是占便宜。这些故事编排的，与苏轼总是靠谱的。
其实，朝廷那帮小，流放他到岭南，已经是置之死地的意愿了。可是，让小们烦恼不
已的是，苏轼到哪里也能随遇而安。岭南治不死你，好，让他到更远的地方，就改流放到海南岛。刚刚到海南岛的时候，看到天水无边际，苏轼也黯然神伤过，悲叹曰：“我什么时候才能出这个岛啊！”但是，他很快运用了他的“阿Q”精神来解嘲。他在日记中明确记载：譬如注水于地，小草浮其上，一蚁抱草叶求活，已而水干，遇他蚁而泣曰：“不意尚能相见尔！”苏轼觉得，这岛四周的水，总会有干的那一天。
苏轼到海南岛之后，发现这地方不适宜人居住。瘴气十足，潮湿难当，又缺医少药，有了病几乎等死。而当地有人生病，没有看医生吃药的习惯，杀牛以祷，“以巫为医，以牛为药”。大概是只身在海南岛，恐惧是有的，无可奈何是有的，孤独寂寞是有的。他在这个时期写了大量的日记，有一次朋友僧人参寥派个小沙弥看他，他记录说：“其余瘴疠病人，北方何尝不病，是病皆得死人，何必瘴气？但若无医药，京师国医手里，死汉尤多。”钱钟书先生在他的长篇小说《围城》的主人公嘴里，也有损贬医生的话，大概是受了苏轼的启发吧！
二
北宋首都开封，处于平原地带，在冷兵器时代，以这样的地理条件，难以守备。北面的黄
河可以拱卫国都，国家机器仍有安全之虞。故此西部洛阳为帝国的西都；南面的商丘，驻扎重兵，是为南都；北部蛮族常常侵犯中国，宋帝国在大名府建立了北京。苏轼后来的门生，即黄庭坚，出仕就在北京任职国子监教授。四年期满，受到文彦博的赏识，继续留任，这一呆就是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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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菌净黄庭坚没有特别的故事，可能由于早年丧父的缘故，他不是个幽默的人。若用一句话概括他，似乎是件比较困难的事情。“古板、执拗的相公”有点贬义，好象也不太适合他。因为他虽然为江西诗派的首领，却还有许多艳诗。而他书法所表现的强烈的个性特征，与古板大不相类。我就猜想，在他的心里更多的是发愤读书，渴望师长的教诲与关爱。这似乎是个梦想，冥冥中像上帝早有安排，让两位诗书巨人有了交往。黄庭坚小苏轼八岁，以这样的年龄，兄弟相称也未为不可。但是，他们是师生关系，致死不俞。宋帝国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苏轼到了湖州，在黄庭坚的岳父、太守孙觉处见到了黄庭坚的诗，绝叹以为“世久无此作矣”！苏轼认为，以黄庭坚的文采，想不出名也是难事。两人函札往返，持续了许多年。
这是多么美妙的事情呢？以苏轼的名气，对一个困守在小职位上的黄庭坚来说，真是天赐北大院长面试学霸
良机了。然而，事情总会有它的两面性，公元1077年，苏轼因“乌台诗案”下狱，黄庭坚被罚黄铜20斤，也因此改为太和知县。后来又它迁别处，也没有遇到多少正派的人。相比之下，米芾的性格特征，或者说他的人生，概括起来就比较容易。我常常想，米芾是个“处心积虑”的人，为人为艺，莫不如此。米芾生于公元1051年，岁在辛卯，属兔，亦可以称之为大宋“皇祐”三年。他比苏轼小14岁，若按中国古代的说法，已经是差一辈的人了。
“男二十，冠而字”，米芾取字“元章”，书界称他米元章。他20岁那年，认识了布衣蔡京，这相识，隐约间为他宦海的沉浮埋下了伏笔。因母亲的原因踏上了仕途，21岁开始游宦华南，到过广州、桂林、长沙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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