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
哲人之文与骚人之文
杨有山
（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河南信阳464000）
摘要：柳宗元与苏轼贬地山水游记具有不同的艺术风貌，苏文是哲人之文，而柳文则是骚人
之文。二者的不同表现在三个方面：寄托与超脱；刻意与随意；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透过柳、苏这
类散文的不同艺术风貌，可以窥视唐宋山水游记的明显差异。
关键词：苏轼；柳宗元；山水游记；哲人之文；骚人之文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
0964（2012）06-0083-04苏轼和柳宗元，都曾是才华横溢的青年才俊，顺
通古斯人利地踏上仕途，希望能大有作为，济世，却都不
幸地卷入党争，而致仕途连蹇，长期被贬荒远异乡。
柳宗元因参加王叔文的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永州、
柳州，“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1］3533
。苏轼则因反对王安石等的变法被目为旧党，后又被看作“元
祐党人”，先后被贬黄州、惠州、儋州。为了排解忧愁，让谪居的生活相对自由和轻松，他们都寄情于山
水，
以此抚慰自己失意的心灵。柳宗元为我们留下了《永州八记》、《小石城山记》等。苏轼则留下了黄州作的《记游定惠院》、前后《赤壁赋》、《记承天寺夜游》、《游沙湖》等，离开黄州赴汝州途中
作的《石钟
山记》
，惠州时作的《记游松风亭》、《记游白水岩》等，儋州时作的《在儋耳书》等美文。虽同属贬地山
水游记，
却呈现出不同的特，他们的作品在唐宋山水游记中又具有典型意义。通过二者的比较，探讨
sci数据库柳、苏贬地山水游记的不同艺术风貌，进而把握唐宋山水游记的差异。
一、柳、苏贬地山水游记的不同艺术风貌
柳宗元的贬地山水游记发扬了屈原《离骚》
统，
借山水泉石等自然物象寄托自己忠而被逐、虽贬不屈的孤高怨愤的情绪。柳宗元十分敬仰屈原，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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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受到打击，贬谪“南荒”，感到与屈原是精神
上的同道，南谪途中驻舟汩罗，写下了有名的《吊屈
原文》。永州十年，他自称：“投迹山水地，放情咏
《离骚》。”［2］1199
宋人严羽就认为
：“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骚学，退之、李观皆所不及。”［3］186其贬后山水游记
可谓是典型的骚人之文。苏轼服膺庄子及其文章，
苏辙记述苏轼读《庄子》时的感受
：“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
［4］1126
苏轼贬后山水游记吸取了庄子的齐物思想和超然物外、随遇而
安的人生态度，化解由党争造成的精神纷扰。苏轼超越生死、齐一万物的思想让他能以哲人的理性眼 光观察山水万物，
从生活与自然景观中把握宇宙人生内涵，将自然山水与人生哲理融为一体，呈现出物
我两忘、超脱自适的心境和妙解社会人生的哲思体
悟，从而成为哲人之文。柳、苏贬后山水游记的不同
艺术风貌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寄托与超脱
柳、苏描写山水风物的目的不同。柳宗元因“永贞革新”失败而被贬南荒，仍然执著追求“辅时
及物”的政治理想和孤高耿介的人格，对忠而被逐激愤不平，因而在山水泉石中寻精神寄托，宣泄自
己孤高、愤懑、不平的情绪。或选取与自己的性情、人格相类的奇山、异石、幽泉，托物言志，使外物成为
西山
“外与天际，四望如一”，“不与培塿为类”的“特立”，寄寓作者追求远大政治理想、不与世俗之徒为伍的伟岸高洁人格。作者既因登西山绝顶纵览无限
壮阔之景而心胸开阔，又从西山“不与培塿为类”的“特立”，感悟到超尘拔俗、与天地精神相通的人格
收稿日期：2012-09-10基金项目：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项目
:《陈耀文学术著作二种整理研究》(教古字［2009］047号)作者简介：杨有山(1958－)，男，河南南阳人，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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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Xinyang Normal University
第32卷第6期2012年11月
(Philos．＆Soc．Sci．Edit．)Vol．32No．6Nov．2012
精神，喜得知音而倍感欣慰，故“游于是乎始”。或
触物兴感，抒写牢骚，如《
钴潭西小丘记》，隐没于荒草杂木之中的小丘，景秀异，价“止四百”却货而不售，成为不为世人所知的“弃地”，“余怜而售之”。作者触物兴感：“噫，以兹丘之胜，致置沣、镐、雩、杜间，则贵游之士争买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弃是州也，农夫渔父过而陋之，价四百，而连岁不能售。”以小丘之遭弃，抒发作者远谪南荒、怀才不遇的满腹牢骚。他的《小石城山记》结尾，通过对造物者有无的议论，赞颂被弃置、被埋没的小石城山的奇异美景，抒发贤人被抑的天涯沦落之感，并透露出对黑暗现实的怀疑与批判。正如明代茅坤所说：“借石之瑰玮，以吐胸中之气。”［5］513或指物喻事，以凶险的自然环境象征险恶的社会环境，他在《囚山赋》中说：“匪兕吾为柙兮，匪豕吾为牢。积十年莫吾省者兮，增蔽吾以蓬蒿。”［2］64把永州四周的山比作囚禁自己的牢笼，长达十年过着没有自由的拘囚生活。而“涉野有蝮虺、大蜂，仰空视地，寸步劳倦。近水即畏射工、沙虱，含怒窃发，中人行影，动成疮痏”［2］801。到处是陷阱和危机，稍不留神就会受到意想不到的攻击和伤害。这和作者永贞革新失败后遭受政敌明暗箭的攻击，忧谗畏讥、动辄得咎的处境何其相似乃尔！而那些阴险害人的蝮虺、大蜂、射工、沙虱，实乃嫉贤妒能、陷害忠良的奸佞小人的象征。这和屈原《离骚》“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的比兴寄托传统一脉相承。
苏轼贬后山水游记更多地表现了齐一万物、忘怀得失的旷达超脱情怀，从哲理高度化解党派纷争给他带来的精神困扰和人生痛苦，从而达到心境的淡泊宁静。《前赤壁赋》中，作者采取主客对话、抑客伸主的表现手法，用庄子“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思想，化解借客人之口表达的人生短暂、政治失意的苦闷忧思，并从江水明月中体悟出宇宙人生都是变与不变、短暂与永恒的辩证统一的哲理，故人应顺应自然，随遇而安，而非忧戚萦怀。贬官黄州时写的《游沙湖》，颇具以顺处逆、旷达超脱的情怀。他因病到沙湖求医，而医生庞安常善医而聋。但却“颖悟绝人，以纸画字，书不数字，辄深了人意”。于是，东坡忘却病痛，幽默地说：“余以手为口，君以眼为耳，皆一时异人也。”诙谐豁达，不以病残为意。病愈后与庞同游清泉寺，看到兰溪西流，触动老夫的“少年狂”之心，作《浣溪沙》一首：“山下兰芽短侵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自古以来，人们感叹生命如东逝水，忧伤逝水难西，人生易老。苏轼却一反其意，由溪水西流，感悟到忘怀得失，热爱生活就会永葆青春，何必为年老发白而悲伤？乐观旷达，深蕴人生哲理。《在儋耳书》是苏轼暮年初贬海南时所写的一篇随笔。开始，他面对茫茫大海，凄然发出“何时得出此岛”之叹。但他没有因此悲观绝望，联想到邹衍谈天的故事，顿悟出整个人寰皆为海洋环绕，何必为身处僻岛自伤。继而又构思出蚂蚁为覆盆之水包围而旋即脱险的故事，来说明人间安危可以相互转化，大而宇宙人生，小而虫蚁草芥，无不如此。作者借用老庄的齐物论和相对论来妙解社会人生，以顺处逆，随遇而安，从而于绝望中萌生出希望，进而以倔强的希望，支持他战胜磨难。文章短小精妙，旷达超脱，于不经意中揭示出深邃的人生哲理。总之，苏轼贬后山水游记表现出一种执著于人生而又超然物外的生命范式，蕴涵着沉着、乐观、超脱、旷达的精神。
(二)刻意与随意
由于柳、苏贬后写作山水游记的目的不同，导致他们选取、描写山水风物的态度和标准不同。柳宗元的山水游记有明显的主观刻意性，而苏轼的山水游记则具有客观随意性。柳宗元对于逐臣、“僇人”的身份始终耿耿于怀。孤独愤懑和无出头之日的绝望，只有刻意通过访求山水、感受山水以求得心灵的解脱，“闷即出游”［2］801，是其游览山水动机清晰准确的表述。在漫游中避开攻击和迫害，以对山水美景的观赏、体悟强制转移心头悲哀和愤怒，以期获得短暂的审美愉悦。山水本是造物主的鬼斧神工，在此却成了柳宗元的匠心独运。为了寻幽探胜，他不惜经历艰难的跋涉：“过湘江，缘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穷山之高而止。”（《始得西山宴游记》）“伐竹取道”才到达小石潭等。即便如此，还要去改造山水，“铲刈秽草，伐去恶木，烈火而焚之”（《
钴潭西小丘记》），“揽去翳朽，决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酾而盈”（《石渠记》）。主体的发现与改造构成了山水之美的核心内容，即山水的灵性与生命活力。柳宗元以主观刻意的、选择性的视角观察山水，把特定的山水当成同病相怜的珍爱对象，精细地描绘与刻画一城一石、一山一水，使得清幽之景饱含幽怨之情。他以“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自然美观念，有意识地选取与自己的人格、性情、遭遇相类似的奇山、异石、幽泉，触物兴感，托物言志，抒写牢骚，如《始得西山宴游记》、《小石潭
记》等。或选取凶险的自然物象，指物喻事，揭示作者与黑暗现实的尖锐矛盾及所处的险恶社会环境，如《囚山赋》、《与李翰林建书》等。处处显示出作者的主观刻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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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卷第6期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11月
较之柳宗元，苏轼对于山水，是率性的吟赏，其本意在于无心。山水不是主体故意求访而得，它就在作者所居之地、所见之处、或途经之所。景物不是他刻意追求的目标，而只成为其主观情感、哲思体悟的触发点，如《与范子丰》写赤壁矶：“黄州少西山麓，斗入江中，石室如丹。”它就位于苏轼在黄州的寓所附近，日日可见。但因友人的到来一切都变了，“今日李委秀才来相别，因以小舟载酒饮赤壁下，李善吹笛，酒酣作数弄，风起水涌，大鱼皆出。山上有栖鹘，亦惊起。坐念孟德、公瑾，如昨日耳”［6］1452。人、雄峻的赤壁、动人的笛声带出了作者怀古伤今的感慨。其情其景，可遇而不可求。苏轼能慧眼识珠，别人眼中平凡普通，甚至是穷乡僻壤的穷山恶水，他也能艺术化地欣赏。在《记承天寺夜游》中，寥寥几笔，就描绘出一幅月夜竹柏图，透露出作者月夜闲游时像月光一样闲逸
、宁静、纯洁的心境。这种心与景会、思与境偕的妙境，只有像苏轼这样淡泊名利、悠然自适的“闲人”才能领略，故作者颇为自得地说：“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在惠州，他承认此地乃“瘴乡风土，不问可知，少年或可久居，老者殊畏之”（《与钱济明十六首》之四）［6］1551。但这里的白水岩、松风亭等都让他神思飞越。可见苏轼善于发现身边普通的山水之美，其游记中的山水是随意入文，可遇不可求，可随地欣赏而不是刻意寻得。苏轼在《超然台记》中说：“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玮丽也。”作者以非功利的心态欣赏山水风物的特，感悟山水风物中蕴涵的宇宙人生哲理，化解逆境中的困惑和痛苦，如《前赤壁赋》、《在儋耳书》等。其山水游记不侧重对山水风物的精细描绘，而是重在描写作者对山水风物的内心感受和哲思体悟。在贬谪的境遇中，山水只成为作者情感宣泄、哲思体悟的媒介物、触发点，他随时随地能到触动轻松快意心情的景物，触处生春成为他困境中的处世之道。
(三)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
柳、苏创作山水游记的目的及选取、描写山水风物的态度、标准不同，造成二人山水游记的意境差异。柳文多为“有我之境”，苏文则多为“无我之境”。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指出：“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7］196王国维虽然主要是就词而言，而优秀的山水游记也往往包含这两种意境。柳、苏贬后山水游记正好可以作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典范。苏轼《超然台记》中有一段物我关系的议论，
可谓与王国维之说精神相通：“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谓求祸而辞福。……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可不大哀乎！”作者指出人们观察外物的两种不同态度：“游于物内”与“游于物外”。“游于物内”是指人带着利害关系的有眼镜去观察外物，符合我的性格、情趣的就喜悦而赞美之，逆我者则觉得可悲可恨而挞伐之，作者描写的物象中寄寓了自己的性格、志趣、身世遭遇和爱憎感情。这不就是王国维所说的“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彩”的“有我之境”吗？柳宗元贬后山水游记重寄托，刻意选取、甚至是创造适合抒发孤高、愤懑、失意感情的山水意象与氛围，他的山水散文无不打上其身世的印记，在摹山范水的同时，抒写放逐蛮荒的愤懑与不平。不管是“不与培塿为类”的“特立”不的西山，还是“其境过清，凄神寒骨，不可久居”的小石潭，以及景奇异而贱价不售的小丘等，无不是作者“以我观物”所创造的“有我之境”。“游于物外”是指人以超功利的心态去观察外物，觉得“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玮丽者也”。消除了人的主观好恶，以超然客观的态度观察外物，在外物身上发现其特、神韵，体悟其寓含的宇宙人生哲理，最后达到物我两忘的空灵宁静之境。这和王国维所说的“以物观物，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的“无我之境”深相契合。苏轼在《书义》中说：“水、鉴惟无心，故应万物之变。”［6］168水、鉴清澈，无先入之见，故能客观反映万物的变化，展现万物的真相。这和王国维所说的“以物观物”精神相通。苏轼贬地山水游记，注重以齐一万物、超然物外的态度描写山水风物，对外物率性吟赏，而不刻意选择褒贬，因物悟理，触处生春，多表现作者忘怀得失、随遇而安的旷达超脱情怀。他的《记承天寺夜游》、《前赤壁赋》、《在儋耳书》等都是不执于我、不滞于物、豁达圆通的“无我之境”。
二、从柳、苏贬地山水游记看唐宋山水游记的差异
柳、苏的贬地山水游记在他们各自的时代具有典型意义，透过柳、苏这类散文的不同艺术风貌，以小见大，可以窥视唐宋山水游记的明显差异。杨庆存先生认为，山水游记体散文始于唐代，柳宗元的《永州八记》遂被视为山水游记的奠基之作。“宋人在此基础上努力开拓创新，如在内容方面由单纯的自然审美型转向兼重议论说理的复合型，既增加了理性思辨彩，又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游记散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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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有山：哲人之文与骚人之文
信息涵纳量和社会教化功能”［8］，对唐宋山水游记不同特征的把握颇为准确。以柳宗元为代表的唐代单纯的自然审美型山水游记，重感性，重抒情，融记事、写景、抒情于一体，追求心物契合、情景交融的“有我之境”，富于诗情画意之美。而以苏轼为代表的宋代“兼重议论说理的复合型”山水游记，重理性，重议论，通过记游来说理，淡化感情，注重理性超越，多“无我之境”，富于理趣之美。唐宋山水游记的不同艺术风貌的形成与唐宋文化特征的差异有着密切关系。陈伯海先生认为：“宗儒大体指明
了唐人的政治方向，任侠，则更多地显示了唐人的人格精神。两者相反而又相成，共同组合成唐人思想的主干。……重事功和重个性，可以说是儒侠两大潮流相互撞击、相互渗透下的思想结晶。”［9］73这种思想观念就影响了唐代山水游记深切关注现实人生、张扬个性、宣泄感情的特，在山水泉石上打上作家鲜明的个性印记。
宋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理性精神的高扬。宋代儒、道、佛三种思想进一步融合，到北宋中叶，三教合一已成为一种时代思潮，“三种思想都从注重外部事功向注重内心修养转变”［10］9。这一思潮使宋代文人的文化性格迥异于唐代文人。他们在仕与隐、个体与体、感性与理性、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等诸种关系中到了对立中的调和，尤其注重“对生命存在的意义的体认和自我心性的反省”［11］。宋代文人都有参政热情，但在积极参政的同时，仍能保持比较宁静的心态，因为宋人把自我人格修养的完善看作是人生的最高目标，一切事功仅是人格修养的外部表现而已。他们的人生态度倾向于理智、平和、稳健和淡泊。“与唐人相比，宋代文人的生命范式更加冷静、理性和脚踏实地，超越了青春的躁动，而臻于成熟之境”［10］10。宋人这种文化性格和生活态度直接影响了宋代山水游记重理性、重议论，淡化感情，注重理性超越的特征。唐宋不同的文化土壤，产生出艺术风貌迥异的山水游记，唐风宋韵，各极其妙，它们将永远给人们带来丰富多彩的审美享受和哲理启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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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264．
黑箱方法
The Philosopher＇s Composition and the Poet’s Writing
———Comparison between SU Shi’s and
LIU Zong-yuan’s Down to Landscape Travel
dnf王刚YANG You-sha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Xinyang Normal University，Xinyang464000，China）
Abstract：LIU Zongyuan’s and SU Shi’s Down to Landscape Travel Notes have different artistic style．SU’s works are writing s of a philosopher，but LIU‘s are works of a poet．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shows in three aspects：sustenance and detached；deliber-ately and free；my condition and without my habitat．Through the diference between them，we can peep in the difference of the land-scape travel notes Tang and Song Dynasty．
Key words：SU Shi；LIU Zong-yuan；landscape travel notes；the philosopher＇s composition；the poet’s writing
（责任编辑：韩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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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文虎第32卷第6期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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